對法國圖文繪本作家瑪嘉莉．呂榭（Magali Le Huche）而言，乳癌彷彿在她的生命中掀起一場暴動——那是對於身體、性別與社會期待的毀滅，也是關於自我認同的重生。

在圖文小說《乳房龐克》中，她嘗試記錄這場暴動如何發生。

這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疾病書寫，也不是勵志的抗癌故事。長年以兒童繪本為讀者熟知的呂榭，以近乎童稚的方式述說自己罹患乳癌、歷經手術與治療的過程，並透過繽紛流暢的線條勾勒病者的日常輪轉——當然，其中也包含了身為癌症患者難以向他人啟齒的千言萬語。這是一份女性身體的戰鬥宣言，也是呂榭身為創作者的情感病誌。

「有些時候，面對這種殘酷的現實，你需要去想像出另外一種情景來讓自己比較好過一點。」創作一直是呂榭與現實保持安全距離的方式。透過創作，她得以拉開距離，重新想像、理解，甚至重新詮釋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包含那些令人恐懼的經驗，例如飛行。

今（2026）年初，她自巴黎啟航，飛越9,800多公里來到台灣，出席台北國際書展。呂榭笑著坦言，其實自己十分害怕搭飛機。面對恐懼，她習慣在腦中將情勢推演至極端。當恐懼違反常理、不再具威脅時，就只剩令人莞爾的荒謬。

「當你把它當成笑話講，某種程度也是拉開了距離，然後用這樣子的方式來消化」，呂榭說。不過，回到2019年她檢驗出乳癌的那一刻，她其實笑不出來。

➤ 從大吼大叫的狂暴裡，找到一種功能

「當胸部被切除的時候，不只是你身體的某個東西被切除，而是好像整個女性象徵被移除了。」在《乳房龐克》中，呂榭畫出自己完成乳房切除手術後，第一次站在鏡前的情景——鏡中的她僅剩單邊乳房，胸前佈滿尚未痊癒的傷口縫線。那瞬間，呂榭感到一種巨大的陌生與失落，恍然若失地倒地不起。

在藝術、宗教與文化歷史中，乳房長久以來被視為女性氣質與母性的象徵。因此，當女性失去乳房，被撼搖的不僅只是外表，也牽動了建立在生理性徵之上的性別身分認同。

「你就好像和那種社會上女人的形象完全不符。」在《乳房龐克》中，不論是乳房切除後留下的縫線與疤痕，或因化療而掉光的頭髮，都與社會普遍對女體純潔、完美、甚至母性的刻板印象相互衝突。

呂榭察覺到某種熟悉的暴力。那是長久以來加諸於女性身體的規訓：關於女性如何美麗、性感、純潔、完整的想像。

「我對於這種社會期待的女性形象感到非常的憤怒，因為我覺得這完全不現實。在我得了乳癌並切除乳房之後，我覺得我需要去找到另外一種認同。」

乳房切除迫使她重新思考自己與身體的關係，並重新尋找自我定位與新的身體敘事。這種憤怒不再只是個人的情緒，而是對既有秩序的反抗，也是對社會體制期待的擺手棄絕。她需要一種能容納這些情緒的新語言。

於是她在龐克音樂中找到出口。

確診乳癌後，呂榭在衝擊樂團（The Clash）主唱Joe Strummer嘶吼而沙啞的聲線中，感受到某種生命的能量。

「從他們那種大吼大叫的狂暴裡，其實我能夠找到一種功能。」呂榭舉例衝擊樂團的現場表演，那些舞台上的失控、暴烈和抓狂，那些看似失序的能量，其實是對於社會秩序的一種抗議。龐克對她而言，不只是一種音樂風格或文化符碼，而是面對現實的姿態。

談及她心中的龐克精神，呂榭認為，龐克的精神就是不再需要去遮掩、或回應社會對於「女性」的種種期待。在書中，呂榭讓自己在頁面之間跑跳、翻滾、咆哮、哭鬧，有時諷刺地開乳癌的地獄梗玩笑，有時毫不避諱地咒罵著各種髒話。「我覺得在書裡面呈現這種憤怒，其實是很健康的一件事情。」

這股憤怒也走出了書頁。呂榭談起生態環境污染對人體造成的傷害，批判大眾文化與商業廣告塑造的女性身體刻板形象，質疑為何乳癌如此普及。書中，呂榭在腦中Joe Strummer的鼓勵下發起「奶子暴動」，走進宣稱「適合每個你的胸罩」或支持「粉紅十月」慈善活動的內衣商家，上前詢問是否有乳癌義乳專用內衣——答案當然是沒有。

「乳癌的這個形象，對我來說其實是很龐克的。」當身體被改變、身分被動搖、社會意義崩解時，龐克提供了新的語言——允許憤怒、容許混亂，也接納所有的不完美。狂暴並非純粹的破壞，而更接近一種生存和革命的策略。

「如果是Joe Strummer，他可能會笑我根本就不是一個龐克。因為我既不喝酒，然後某種程度比較偏向素食主義者，我還喝燕麥奶！」她笑著補充。

➤ 治療的暴力

癌症的形成總是緩慢、漸進，且悄然無聲的，身體在日復一日之中變化，卻缺乏明確崩解秩序的瞬間。許多患者經常難以在第一時間接受自己罹癌的事實，呂榭也是如此。

她坦言，真正讓她意識到自己生病的，並非醫院診斷書上的結果，而是治療本身。「治療本身它的暴力，很直接去衝擊到你（的身體），其實是非常難以承受的。」

手術、服藥、化療，以及隨之襲來劇烈的身體反應，患者在治療過程中重新認識自己的身體，同時也無從逃避自己已然罹癌的事實。癌症從抽象的醫學名詞，化為真真切切盤踞在體內、持續侵擾日常生活的現實。

在治療的過程中，身體彷彿不再屬於自己，而是被醫療程序不斷介入、拆解與重組的對象。治療既是拯救，也是暴力。這樣的經驗極其孤獨，即便是同樣罹患乳癌的人，也難以真正理解彼此的處境——由於每位患者的狀況不同、治療方式不同，感受到的痛苦也各有殊異。

不過正是在這難以共享的經驗中，呂榭反而感受到一種奇異的溫柔與幽默。癌友間的對話往往充滿對彼此的憐惜。

當她在傾聽另一位癌友講述化療過程時，不禁感嘆：「你一定覺得很辛苦！」對方卻馬上回答：「我還好，你一定比較辛苦吧！」在無法全然理解彼此的情況下，人們仍在試圖相互靠近。建立在同理之上的連結，使癌友形成一個既脆弱又堅實的共同體。

這讓呂榭逐漸相信講述的力量，卻也開始面對講述所帶來的倫理困境。

➤ 倖存者的罪惡感（與責任）

談到集體疾病經驗的講述，呂榭提及法國紀錄片導演克萊兒．西蒙（Claire Simon）的作品《診間的身景》（2023）。當時克萊兒．西蒙在拍攝這部凝視醫療體系中女性身體處境的紀錄片期間，也被診斷罹患乳癌。

然而，拍攝並未因此停止，只見鏡頭畫面從他者移向自身，對準了西蒙自己的身體。

「病人只有一個故事，他們自己的故事。」在《乳房龐克》致謝詞中，呂榭引述了西蒙在片中所說的話。當疾病試圖將身體化為醫療對象，她們透過創作重新賦予患者敘事的權力。

不過相較於西蒙，呂榭選擇在創作中，將視線由自己延伸至他人。

這樣的抉擇，她並非沒有過掙扎。「那時候其實是有一種罪惡感，像是我們都在戰場上，有人戰死了，但是我活下來了。那我能夠去說這件事情嗎？」在創作《乳房龐克》的過程中，身邊也有罹患乳癌的朋友與同事相繼離世。對呂榭而言，倖存並不只是幸運，也伴隨著倫理的重擔。

隨著時間過去，她逐漸改變想法。呂榭想起家族中罹患乳癌的外婆與表姐，她們總是沉默地承受疾病，閉口不談自己的身體。然而對她而言，沉默並沒有讓痛苦消失，反而讓疾病變得更加孤立。

「只有當你開口說出來，才能夠與事實共存，讓癌症成為一個可以面對的事實。」呂榭說：「我們能夠把這樣的經驗講出來，其實是有用的。我們能夠一起，在這樣子艱難的情況活下去。」

疾病經驗的不可取代，使每一次的講述都必須謹慎。「我並不覺得我自己的經歷就能夠去代表所有的乳癌病人。」呂榭意識到，自己的聲音既來自個人的生命，也無法替代那些未能繼續說話的人。不過正因如此，講述於是成為倖存者的使命、生者的實踐，在面向死亡時拒絕沉默，並開啟與他人連結的可能。

訪談結束後，攝影師靈機一動，決定帶著呂榭來到附近的公車站拍照。

正午的陽光斜落，呂榭坐在候車亭的長椅上瞇起眼睛微笑，慢條斯理地吃起手中的台式早餐店薯餅，像是個處變不驚、從容等待命運召喚的乘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