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中國和台灣的這三位寫作者,皆有一段頗長的生活,是在勞動現場度過的。直白的說,是工人,清潔工、印刷工人、紡織廠工人、端盤子的、電子廠流水線上的⋯⋯。講到寫作時,他們都以「給了人生希望」來形容。他們從廢紙回收攤中撿書,他們在20元人民幣買來的大辭典上開始與文字關聯,他們從印刷工廠校對的工作中,偷偷的看報紙上的文章,快快地寫下腦中浮現的字句,口袋裡裝起的句子,後來成為了書。其中一位作家,在報導中被這麼形容:「平凡甚至一地雞毛的生活正通過他的文字變成一本書。」
被這麼形容的是胡小海。他是北京一線工人、「皮村文學」核心成員,也是「詩歌商店」的主理人(事實上這是個二手衣店,他現在也是二手衣店員)。小海之名是向詩人海子致敬的筆名,他書寫工廠、機器與身體,將現代主義語言帶入底層勞動經驗,作品橫跨《北京文學》、《單讀》與英國期刊Granta。他的寫作在詩與非虛構之間來回,既保留搖滾的節奏,也不避談工人生活的噪音與重量。他說自己好愛方文山,寫了幾百首歌詞。
與胡小海同屬「皮村文學」的范雨素,則以家政與保潔工作的生命經驗,開闢出另一條敘事路徑:2017年〈我是范雨素〉以自傳體非虛構引發廣泛共鳴,將北漂、城中村與女性勞動者的日常推入公共視野,隨後出版的小說與合著作品,持續在個人記憶與集體處境之間鋪陳。她的日子很苦,但她說,寫作給了她自由跟無限的空間,也給了她單親帶大兩個孩子的力氣。
來自台灣的陳昌遠,則把工地、印刷廠與新聞編輯室串成另一條軌跡。他曾任粗工、電話催收員與印刷技術員,詩作長年書寫工人與機器之間既衝突又互相依存的關係。近年他轉入新聞工作,讓詩的敏感度進入報導現場。他稱自己經歷身體與精神勞動的兩份工作,其中,寫詩,一直是能讓他休息的享受之一。
三人的相似之處,在於他們都拒絕把「勞動」浪漫化為符號,而是以長時間的在場,讓語言承受工作與制度的壓力(並幻化成魔力)。以下為他們的自述與詩,摘錄自他們在「真的故事節」的對談。聽他們說,在工人與作者兩個身分之間的人生。

左起:陳昌遠、胡小海、范雨素
➤ 范雨素:寫作就像「想吃龍蝦」一樣
范雨素:
我出生在湖北襄陽,那個地方在中國算是不窮也不富。我是在襄陽的農村長大的。中國傳統裡,很多人家過年會在門口貼對聯,比如「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中國一直有一種「耕讀傳統」,我小時候也每天跟著家裡人幹活。
我們那個地方,那時候雖然還沒有九年義務教育,但大多數人都有上到小學。上學的時候就是一邊讀書、一邊幹地裡活。放了學,有時也會看閒書、看小說。我小時候看過很多中國古典小說。
我1973年出生。改革開放以後,也開始能接觸到一些外來的作品。我記得小學三年級時,看過一本日本小說,叫《太陽黑點》。我對那本書印象最深的,是它寫到一個人在住宿的環境裡被同學欺負,現在我們叫「霸凌」。那時候借書很不容易,借到一本就算覺得吃力,也會硬著頭皮把它看完。後來我也讀過《源氏物語》,讀得很費勁。
我一直過得不太好,常常在生存線上掙扎。能養活自己,但收入很低,這是我覺得「不好」的一面。比較「陽光」的一面是:我受過小學教育,看過很多書,也幹過很多地裡活。到現在我還在做保潔。
我是一個媽媽,也是單親媽媽。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整個變成流動的中國。人們漂著,懸浮著。整個中國人好像都漂在半空中。我認識的朋友聽得最多的歌,就是那種離家的孩子、回頭望故鄉的歌。
我收入特別低,但勉勉強強也能活著。為什麼收入低,因為中國人多,農民工收入就一直低。每天扣扣搜搜,一直也能活著。我在北京拉著兩個孩子,單親媽媽,你要說過得不好的地方,就是花一分錢都要掰兩半花。收入太低,我做小時工、保潔工收入很低。做月嫂收入高一點,但代價是24小時看孩子,睏極了就像麻雀停枝頭那樣睡一下。就這樣換來稍微多一點點收入,勉強活著。但我也不難受,因為我愛讀書。
我小時候看小說,不管中國古典、日本小說、西方小說,我看到的是一個個具體的人。我對分類不感興趣,不太在意中國人、美國人,也不太在意農民工、高層領導這些分類。我覺得人只要活著就在受苦受難,像渡劫一樣,只是程度不同。我就這樣理解人,所以心態比較好。無論怎麼苦,也要活著,渡劫吧。
我常常也會想,人這麼苦,我為什麼要做保姆。我幻想我幾千年前就在做保姆,因為這是很傳統的職業。

我還忘了交代一個重要的事,我怎麼出名成爆款的。2014年9月,我住的城中村皮村來了一位老師叫張慧宇,他說要教文學課。我心想我從小到大看了很多小說,從來沒聽過文學課,教室離我住的地方只有幾十米,我就去聽。按我的理解教一個月就結業,結果張慧宇一直教,教了半年。後來老師說,既然聽課了,能不能交一篇作文。我覺得有這麼好的人,我不交就不好意思,就交了。
到了2015年底,界面新聞有個「正午」欄目。張慧宇老師自己掏錢把我們的作文印成一本集子,恰好編輯看到了,看到裡面我交的那篇,就把它發表到正午上。
那篇文章是2016年5月20日發表的。5月20日現在在中國也像節日一樣,叫我愛你。那篇文章我記得很清楚,題目叫〈農民大哥〉,但那篇沒有成爆款,可能就是一件普通的換洗衣服。後來我認識了編輯淡豹,她開始跟我約稿。2017年4月24日,我在正午上發表第二篇文章,這篇就成了爆款。後來記者跟我說,全網流量有一個億,我就這樣出名了。
出名以後我還是不會賺錢,生活還是能過。我有機會出一本書,就一直琢磨命怎麼這麼苦。兩千年前中國有個人叫韓信。韓信廟上有一副對聯叫「生死一知己,存亡兩婦人」。我就幻想我可能是那「兩婦人」之一。存亡兩婦人,一個是漢高祖劉邦的皇后呂后,另一個是漂母。漂母在淮河邊靠漂洗絮絲之類的活計度日,曾經救濟韓信,這也像是服務與照料的勞動。我就幻想我是她,每天琢磨、每天想,寫成了這本書《久別重逢》。這本書不光寫我的前世今生,還寫我的家族史,每個人都有前世也有今生。
書出版後賣得不好,只賣一萬多本,拿到手也就幾萬塊。在北京一年至少花好幾萬,所以我還是沒過好。但我很高興,我覺得人生有意義了。遇到很多善良的人,所以我才能坐在這裡。雖然每天還是很節約,但我每天還能高高興興坐在這裡。我覺得文學藝術很好,文學藝術讓人善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讓心情好。它的好處太多了。虛構的時刻很重要,虛實之間怎麼轉換很有趣。
(像是)我為什麼要寫成奇幻?因為我覺得我的人生很沉重,我想把它寫得輕盈一點、飄逸一點,不想再用同一種沉重的方式過日子。後來我又從那個小說裡提煉出一首詩,題目就叫〈久別重逢〉。我讀一下:
本是一橫一豎的平面直角坐標
是項羽抑或李煜的重瞳
誤撞了此刻的按鈕
時間混亂、空間錯雜
第七維,我不能掌控
所有的海嘯,終化為玉色蝴蝶
有祖母的老屋前,一上一下迎風翩躚
所有的傳說,終如古槎
破碎在暴風雨裡,在夏至前夕
我分不清千里來相會
和久別重逢
我分不清人生長恨水長東
和不肯過江東
風蒲烈烈,吹送髮上的蜀葵香
我只想靜靜的吃龍蝦
在漢江畔,一叢叢盛開的蜀葵旁吃龍蝦
我最後再囉嗦一句:詩裡有一句「所有的海嘯,終化為玉色蝴蝶」。我用「玉色蝴蝶」這4個字,是因為我小時候看過一部電影就叫《玉色蝴蝶》,講中日友誼的故事。寫這首詩的時候,我就想起童年那部電影,所以把這4個字放進來。
我覺得這大致就講清楚了:一個普通人很簡單的一生。生活裡,只要能做一點跟吃飯無關的事,對我來說,那就是寫作。寫作就像「想吃龍蝦」一樣,也算照顧自己的精神世界。
➤ 胡小海:寫作像鎮定劑一樣,能讓我活下來
胡小海:
我初中都沒有畢業,初三還差一學期就輟學了。那是2003年,我就在我們縣城技校學踩縫紉機,花了1000多。那個時候,娶個媳婦才5000塊錢。我家裡也不會安排,反正就花了1000多,踩了一個月,廢布就算「畢業」了。
然後就去深圳進廠,但也不是服裝廠,是做收音機的電子廠。一個月有時候最多放一天假,月底發工資的時候,或者放半天假。就拿3、400塊錢。但那時候年輕,也不知道累,覺得能找份工作就很好了。這樣過了一年多,又去了東莞虎門,開始正式學踩縫紉機。學會了才發現,原來踩縫紉機挺無聊的,也挺累的,關鍵工資還低,就4、500塊。
那時候過完打工的新年季以後,就會覺得:這生活不是我想過的。但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過什麼生活。就在車間裡面,我們服裝廠每一包的扎號上,幾分錢的工序,隨便寫幾句就扔了。我覺得那就是青春的迷茫。
2007年的時候,我在一個書攤上買了一本盜版《漢語大字典》,20塊錢。我當時其實不捨得買,因為我們農村人真的很窮。我那時候連水杯都不捨得買,也不知道人要喝牛奶才能長身體,所以個子就很低。20塊錢對我來說不捨得買,但我學會買彩票了。我很真誠,我覺得我能跟上帝接通,我能中獎。結果中不了,把蓋房子的錢都花乾了。
我哥說:你買彩票都捨得,你不捨得買一本字典?我一咬牙就買了。那本《漢語大字典》確實跟著我到處流浪。
買了以後,2007年我回到家裡。4年沒回家,從廣東回去那一年,我們收秋,種的大蒜非常便宜,兩毛錢一斤,幾十斤一袋子才8、9塊。我說天哪,太慘了。那一年我家種了8畝,如果價格好,可能就能蓋房子,給我和我哥娶媳婦了。但也娶不上,因為沒房子,就是破房子。
所以又出來打工,去到寧波。我當時也想改變,想進模具廠,聽說工資高,但沒有高中畢業證,辦了個假的也沒進去,還是在服裝廠幹。後來到了寧波北侖的梅山島,一個荒島上——年輕人沒有,都是一些年齡大的人。有一次我到梅山圖書館,神不知鬼不覺地翻到一本《唐詩三百首》,還是兒童版的。我的天哪,當時看了非常震撼。
我上學的時候,對唐詩、對李白其實沒那麼喜歡。但我記得最早1997年,我10歲的時候學到那首詩:
「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
一下就感動得要流淚。可李白那種豪放的詩,我那時候感受不到觸動。打工以後,我突然有了自己的心理感受,再讀唐詩,一下把我給震撼了:怎麼寫得那麼好呢?可能就是那種機械化的生活給身體帶來的痛苦,還有困惑太多了。當我讀到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門去」,我確實很有力量。再讀一些寫明月、寫竹子的句子——因為江南到處都是竹子——我覺得我看著明月也有那種感覺:一下跟那些古人的思想通了。
所以我就一邊踩縫紉機,一邊背唐詩宋詞,背了三、四百首。背得多了,我就去海邊看月亮,一看兩小時,然後自己也要寫。我記得當時也寫打油詩,比如:
「明月盈滿玉杯酒,暫忘殘夢笑高樓。青衫挽入幾星漢,揮下紅光燃千秋。」
那時候年輕,18、19歲,很狂,也很孤獨。我如果不用這種力量給自己找活下去的力量,可能就被吞噬掉了。因為我沒有自己,也沒有朋友,所以只能這樣。
那時候我打工8年了,已經快絕望了:第一個4年是新鮮期,第二個4年是極度崩潰和迷茫期。到第三個4年,我就想改變工作,去蘇州學房產銷售。2012年房產還一路高漲,結果我幹了一個星期,他們說我不適合,就把我炒魷魚了。電話銷售、推銷、上門推銷、去上海外灘送快遞……我幹了幾十樣工作,都沒堅持下來。最後又絕望地回到服裝廠。回去的時候,我的心其實已經死掉了。
還好,2012年我遇到了一本海子的詩。我覺得海子又重新拯救了我。我在海子的詩裡看到那種真誠:可以真誠面對自己的生活,哪怕迷茫、哪怕絕望。
我不論在哪個廠,每天都要寫東西。隨便找一張廢紙,拿個筆,就呼啦啦寫。我也不知道寫了啥,但像鎮定劑一樣,能讓我活下來、鎮定下來。我如果一天沒寫,就覺得自己白活了。那時候狀態真的很純粹,現在確實不太行了。
我最後就寫不了古詩那種了,古體詩很難表達我作為一個當代工人更加複雜的情緒,就寫現代歌詞。我喜歡過方文山,也喜歡羅大佑。我寫歌詞也寫了兩三百首,但還是沒人交流。我太迷茫了,因為在車間裡,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創造價值,還是在製造垃圾。其實未必那麼痛苦,但我就覺得痛苦得不得了,我不屬於這裡,我要離開這裡,但也不知道去哪裡,所以我只能寫。
我在廠裡其實只給工友讀過一次詩——讀的是許立志的詩,也讀過一首海子的詩。他們聽了說:寫得挺好的,但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用呢?我就沉默了。確實,好像對我的精神當然有用,但對他們沒用,我也能理解。
那時候我喜歡艾倫・金斯伯格的《嚎叫》,我就列印出來放口袋裡,一邊上班,一邊拿出來看兩眼,再塞回去。那種狀態很直接。有一次工友看到了,搶走一看,說:「你看這啥呢?小黃書啊?」一下就很挫敗,你也沒辦法。
所以我那時候想,我要跟我喜歡的歌手聯絡。我給許巍、汪峰、張楚發訊息,張楚大哥回覆了。剛開始我特別激動,慢慢地我們居然還成為朋友。我寫了就發給他,我想讓他點評,他其實也不點評。慢慢他知道我是幹嘛的,就說:小夥子你還年輕,要陽光一些,不要想得那麼沉重。其實我也想陽光,但我覺得我沒問題。
2016年那個時候,我在嘉興的電子廠打工已經13年了。我覺得我應該有個機會離開廠裡,去嘗試一下。那年勞動節,張楚大哥給我寄了一套書。我第一次有一種「夢想照進現實」的感覺:哇,搖滾明星給我寄書。但收到以後又有點失落,居然是心理學方面的。我想如果是梵谷的,或者是歌詞,那該多好啊。
那套書我也沒看完,送給4個不同的同事了,可能他們喜歡,因為我確實不太喜歡。後來張楚大哥給我介紹北京皮村,有一個工友之家,他們做工人文化服務。其中有個叫許多,他唱歌的。許多說:「你來可以,但你要做好吃苦的準備。」我想我都已經這樣子了,我29歲了,還有什麼苦不能吃?反正一無所有,我就毅然決然到了北京皮村。
剛來的時候我也不知道怎麼辦,也沒法麻煩他。我就在網咖裡面,12點以後上兩個小時網,準備住一夜。但北京太殘酷了:你上兩個小時,第三個小時不上,他會把你拍醒。我記得有一次我在798,本來準備過夜,我又不會打遊戲,他把我拍醒說你不能在這住。我就在龍倫斯門口的長椅上想睡一覺,但那是夏天7月,蚊子太多,根本住不了。我就在798街頭暴走,所以那一片我非常熟。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個星期,四處流浪,晚上沒地方住,也沒錢了。
沒辦法,還是先穩定住吧。我本來想找跟藝術有關的,其實太遙遠、太異想天開了。29歲,我在北京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西餐廳端盤子。還好慢慢穩定下來,接下來就差不多步入正軌了,對我的人生來說。
因為我知道了皮村的文學小組,我去學習,證明我寫的東西有一個交流的地方。其實我的詩歌,一開始我覺得像歌詞,寫得不太好。我很情緒化,也不太會改,就拯救自己可以,但作為文字不太成熟。後來他們說那是詩,給我出了一個《工廠的嚎叫》(內部出版/自印)。一路這樣,後來又出了一個詩集。
其中很重要的是:我後來知道有「非虛構」這個東西,我就想寫我深圳打工的經歷,因為那段經歷太特別了,就叫《深圳南流記》。我寫了一篇大概8000字的非虛構。深圳那邊還有一個文學獎,給了我4000塊錢。這事我其實沒太在意。
後來我出了一本非虛構集,叫《溫榆河上的西西弗斯》。我覺得我從故鄉到異鄉,一晃,從15歲半、16歲的小夥子,已經成了37、38歲的大叔,非常殘酷。我覺得我已經〈從孫悟空到西西弗斯〉:那個時候我可以到處幻想、改變自己、改變命運;最後不過是不停上山推石頭的西西弗斯。
那本非虛構集裡收錄了《深圳南流記》。很有緣的是,後來它在一個叫《單讀》的公眾號上發了,有個翻譯Tony Hao看到了,覺得挺好,然後就在《Granta》(中文版)發了。去年中文版發了以後,過了兩個月就中大獎,收到信邀請我針對20多年的打工經歷寫一本書,給英國《Granta》出版社發。這是我人生的大獎。我能不能娶到老婆,下半輩子就靠這個了(笑)。
我覺得這事很魔幻。我沒想到我能寫非虛構,還有人看,居然還能賺錢。給我5000英鎊?7000嗎?哈哈哈,是嗎?反正好幾千英鎊。人生就是挺魔幻的。
其實我在世俗當中是一個很失敗的人,沒有存款,也沒有媳婦。每次打電話,我爸媽急得不得了。我其實也想找,但確實找不到。所以我覺得這等於是一種自我的救贖吧。明天發生什麼誰也不知道,反正就先走一步算一步,起碼往前走著。
我突然想到2007年我買《漢語大字典》的時候,說了一句不知天高地厚的話。我跟我哥說:我也要寫一本「驚世之作」。沒想到驚不驚世不知道,但我也寫到明年能在英國出一本書,我覺得挺幸運的。
我講太多了,我來讀一首短的吧。寫得再不好,醜媳婦也得見婆婆,讀個〈中國製造〉。
中國製造
我們加工了收音機、汽車、電視、電腦、手機螢幕、蘋果手機
我們製造了耐克、彪馬、阿迪達斯、英格蘭運動衫
我們焊接板、插電阻、打螺絲、安裝馬達保護器
我們做袖口、裝拉鍊、上領子,把羽絨服裡外都對齊
我們和機器做朋友,與產品談戀愛
分分合合,合合分分那些年
仰仗青春好時光,誰也沒有離開誰
可產品永遠年輕,我們的容顏已老
流水線不但製造了產品
也製造了我們一成不變的青年生活
機器越來越熱,我們的心卻越來越冷
猛回頭,猛回頭
流水線上的少男少女也成了獨特的中國製造
➤ 陳昌遠:想著詩,有些聲音就會出來
陳昌遠:
我有時候會被問:為什麼要寫詩?尤其是我去面試記者工作的時候,面試的主管就問:「你為什麼寫詩?」我記得那時候不知道怎麼回答,就看窗外,想說詩可以描述一些東西,但我講得坑坑巴巴,也不知道怎麼聊。後來被問多了,我就覺得要誠實一點,其實我17歲的時候就想談戀愛,我就去讀徐志摩、余光中,想像說我可以寫詩、成為詩人,也許會有一個不一樣的身分。
我17、18歲讀高中的時候,其實很不喜歡讀書。我從小就逃學,勉強讀到高中,還留級。後來轉到高職,高職又因為生病休學一年。等我高職畢業的時候,等於高中階段花了5年才畢業,跟我同年紀的人那時候都已經大學二年級了。
我後來也讀了大學,念的是營建工程系。工程系要讀數學,要讀工程數學、結構力學,還有微積分那種東西,我實在讀不下去,讀了兩年就休學。也就是說我休學的時候,大家都已經大學畢業了。那個情境下你會覺得很自卑,也很挫折。

那時候我去面試煉鋼廠工人的工作。我想說反正我學歷也沒有很好,我又是高雄小港人。小港就是工業區,有煉油廠、造船廠、發電廠,還有各種加工廠。你如果真的找不到工作,就進工廠做技術員,生活也會很穩定。我們那個地方大部分家庭都是這樣長大的,下一代也大多會選擇進工廠工作。
但我去面試的時候,面試我的人問我:你為什麼不把大學讀畢業?你應該好好把大學讀畢業。那種話有點像在訓話。我心裡就在想:我就是想來做個工人,怎麼做工人還要被要求大學畢業?
我心裡很不高興。後來我陸續去工地做粗工、到銀行做信用卡催收……那時候台灣發生卡債風暴。在這些過程裡,因為你學歷不如人、人生階段落後,你會有很多自卑跟挫折。那時候詩反而是一種救贖,我會寫詩,也許可以透過詩去表達不一樣的自己。你會想像自己不只是一個小小的人,你也許有某個獨特的部分。
我也想過,那我寫詩,有可能進文化產業、藝術產業工作嗎?或者當編輯?但基本上不太可能。因為臺灣的文藝資源大多在北部,高雄沒有那樣的資源,學歷也不允許我跑去臺北應徵這些工作。
有一天我看到報紙印刷廠徵人,我就想,我喜歡寫詩,那我進報紙印刷廠,我可以每天看報紙,從中獲得養分,又可以賺到薪水,這工作滿好的。我就去應徵,他們也用我了。後來我做了兩年才知道:他們剛裁員裁了50人,裁到沒人了,所以需要年輕、低薪的人進去,我才拿到這個工作。
我那時候才發現,這是一個黃昏產業——報紙這件事情,大家還有人在看報紙嗎?現在時代完全不一樣,沒人看報紙了。我在印刷廠做的時候就想,哇賽,我進了一個超級黃昏的產業,這印刷廠隨時還是會裁員,它有一天會消失的。大概3年前吧,這間印刷廠真的消失了。
我就想,如果我沒有去應徵當記者、順利取得記者工作,我大概38歲的時候就會被裁員失業,然後可能跑去做保全,人生路徑應該就是這樣。所以我覺得寫詩對我影響非常大,我因為寫詩進了印刷廠;也因為寫詩,提升了自己的書寫;加上看報紙看多了,所以我有機會做記者。詩就成為影響我人生轉折的一個「因」。
在印刷廠裡,報紙印刷剛開始的前十分鐘最忙,你要調整、讓它穩定。穩定之後你其實站在那邊沒事幹,可是你還是要裝忙,因為油墨品質會跑掉、套印可能會跑掉,你要檢查。我就是每抽一份報紙檢查的時候,看一篇文章,看完再放下去。其實很多時候也沒有真的在檢查。
印刷廠很吵。在那個很吵的過程中,我都戴著耳塞,穿著藍色的工作服。後來我到臺北當記者,不知道要穿什麼好,我就在一間專門賣制服的店看到藍色衣服,就每隔一段時間買個6、7件,每次上班都穿那一件。那個顏色跟我以前在印刷廠穿的上衣顏色是一樣的。
面對印刷機的時候,環境很吵雜,可是在那個過程中你會感到一股安靜。你想著詩,有些聲音就會出來,有一些句子會出來。我就把句子寫下來,可能寫在小紙條上放口袋裡,下班回家再把這些句子整理,變成一首詩。
接下來要讀的這首詩,就是在那個過程中想出來的。我這本詩集叫 《工作記事》,裡面有43首,其實每一首都叫〈工作記事〉,所以我用編號。這首是編號3。
你已經知道了
知道了明日的工作為何
而後天的,往後的
所有表上的流程的等待的
不期待的
都已經知道了
每一顆螺絲都是被知道的
都必將被鎖入
對應的螺孔,螺紋與鑽床
也是知道其固定的硬度與扭力
或者耗電量,需索的電源中
每一條金屬線都必將
纏繞彼此,輸送已知道的
最大輸出,以及光熱,是電
抵達每一個接點
每一個接點,都是知道了
都必將受焊於極致之上
端與端之間是寂寞而單調的語言
是知道了
是固定的路通往
固定的方向與地點
是確知用途的器械或者
具備功用且必須有所作用的
種種部件,微小且粗略
零碎亦可替代的方便
這些,都已經知道了。●
Tags:
本文為「Damn True Festival真的故事節」東京現場手記系列之一,記錄由北藝大人文學院副教授顧玉玲主持的論壇場次「勞工文學,為誰而寫?談當事人創作」。顧玉玲也是資深的非虛構寫作作者與編輯,她邀請台上三位來自中國與台灣的工人背景創作者,談談自己怎麼開始寫作的,也為台下與會者唸一首自己的作品。
三位創作者分別從報紙印刷機台、縫紉機以及清潔與褓母工作的現場開始,談勞動的過程中,文字是怎麼在他們的腦海中浮出來的,閱讀及創作與他們的工人生活有什麼互相牽動。寫作和書的力量,在他們的經驗裡無可限量,而開始創作之後,在他們身上起的變化,還遠遠看不到盡頭。
來自中國和台灣的這三位寫作者,皆有一段頗長的生活,是在勞動現場度過的。直白的說,是工人,清潔工、印刷工人、紡織廠工人、端盤子的、電子廠流水線上的⋯⋯。講到寫作時,他們都以「給了人生希望」來形容。他們從廢紙回收攤中撿書,他們在20元人民幣買來的大辭典上開始與文字關聯,他們從印刷工廠校對的工作中,偷偷的看報紙上的文章,快快地寫下腦中浮現的字句,口袋裡裝起的句子,後來成為了書。其中一位作家,在報導中被這麼形容:「平凡甚至一地雞毛的生活正通過他的文字變成一本書。」
被這麼形容的是胡小海。他是北京一線工人、「皮村文學」核心成員,也是「詩歌商店」的主理人(事實上這是個二手衣店,他現在也是二手衣店員)。小海之名是向詩人海子致敬的筆名,他書寫工廠、機器與身體,將現代主義語言帶入底層勞動經驗,作品橫跨《北京文學》、《單讀》與英國期刊Granta。他的寫作在詩與非虛構之間來回,既保留搖滾的節奏,也不避談工人生活的噪音與重量。他說自己好愛方文山,寫了幾百首歌詞。
與胡小海同屬「皮村文學」的范雨素,則以家政與保潔工作的生命經驗,開闢出另一條敘事路徑:2017年〈我是范雨素〉以自傳體非虛構引發廣泛共鳴,將北漂、城中村與女性勞動者的日常推入公共視野,隨後出版的小說與合著作品,持續在個人記憶與集體處境之間鋪陳。她的日子很苦,但她說,寫作給了她自由跟無限的空間,也給了她單親帶大兩個孩子的力氣。
來自台灣的陳昌遠,則把工地、印刷廠與新聞編輯室串成另一條軌跡。他曾任粗工、電話催收員與印刷技術員,詩作長年書寫工人與機器之間既衝突又互相依存的關係。近年他轉入新聞工作,讓詩的敏感度進入報導現場。他稱自己經歷身體與精神勞動的兩份工作,其中,寫詩,一直是能讓他休息的享受之一。
三人的相似之處,在於他們都拒絕把「勞動」浪漫化為符號,而是以長時間的在場,讓語言承受工作與制度的壓力(並幻化成魔力)。以下為他們的自述與詩,摘錄自他們在「真的故事節」的對談。聽他們說,在工人與作者兩個身分之間的人生。
➤ 范雨素:寫作就像「想吃龍蝦」一樣
范雨素:
我出生在湖北襄陽,那個地方在中國算是不窮也不富。我是在襄陽的農村長大的。中國傳統裡,很多人家過年會在門口貼對聯,比如「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中國一直有一種「耕讀傳統」,我小時候也每天跟著家裡人幹活。
我們那個地方,那時候雖然還沒有九年義務教育,但大多數人都有上到小學。上學的時候就是一邊讀書、一邊幹地裡活。放了學,有時也會看閒書、看小說。我小時候看過很多中國古典小說。
我1973年出生。改革開放以後,也開始能接觸到一些外來的作品。我記得小學三年級時,看過一本日本小說,叫《太陽黑點》。我對那本書印象最深的,是它寫到一個人在住宿的環境裡被同學欺負,現在我們叫「霸凌」。那時候借書很不容易,借到一本就算覺得吃力,也會硬著頭皮把它看完。後來我也讀過《源氏物語》,讀得很費勁。
我一直過得不太好,常常在生存線上掙扎。能養活自己,但收入很低,這是我覺得「不好」的一面。比較「陽光」的一面是:我受過小學教育,看過很多書,也幹過很多地裡活。到現在我還在做保潔。
我是一個媽媽,也是單親媽媽。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整個變成流動的中國。人們漂著,懸浮著。整個中國人好像都漂在半空中。我認識的朋友聽得最多的歌,就是那種離家的孩子、回頭望故鄉的歌。
我收入特別低,但勉勉強強也能活著。為什麼收入低,因為中國人多,農民工收入就一直低。每天扣扣搜搜,一直也能活著。我在北京拉著兩個孩子,單親媽媽,你要說過得不好的地方,就是花一分錢都要掰兩半花。收入太低,我做小時工、保潔工收入很低。做月嫂收入高一點,但代價是24小時看孩子,睏極了就像麻雀停枝頭那樣睡一下。就這樣換來稍微多一點點收入,勉強活著。但我也不難受,因為我愛讀書。
我小時候看小說,不管中國古典、日本小說、西方小說,我看到的是一個個具體的人。我對分類不感興趣,不太在意中國人、美國人,也不太在意農民工、高層領導這些分類。我覺得人只要活著就在受苦受難,像渡劫一樣,只是程度不同。我就這樣理解人,所以心態比較好。無論怎麼苦,也要活著,渡劫吧。
我常常也會想,人這麼苦,我為什麼要做保姆。我幻想我幾千年前就在做保姆,因為這是很傳統的職業。
我還忘了交代一個重要的事,我怎麼出名成爆款的。2014年9月,我住的城中村皮村來了一位老師叫張慧宇,他說要教文學課。我心想我從小到大看了很多小說,從來沒聽過文學課,教室離我住的地方只有幾十米,我就去聽。按我的理解教一個月就結業,結果張慧宇一直教,教了半年。後來老師說,既然聽課了,能不能交一篇作文。我覺得有這麼好的人,我不交就不好意思,就交了。
到了2015年底,界面新聞有個「正午」欄目。張慧宇老師自己掏錢把我們的作文印成一本集子,恰好編輯看到了,看到裡面我交的那篇,就把它發表到正午上。
那篇文章是2016年5月20日發表的。5月20日現在在中國也像節日一樣,叫我愛你。那篇文章我記得很清楚,題目叫〈農民大哥〉,但那篇沒有成爆款,可能就是一件普通的換洗衣服。後來我認識了編輯淡豹,她開始跟我約稿。2017年4月24日,我在正午上發表第二篇文章,這篇就成了爆款。後來記者跟我說,全網流量有一個億,我就這樣出名了。
出名以後我還是不會賺錢,生活還是能過。我有機會出一本書,就一直琢磨命怎麼這麼苦。兩千年前中國有個人叫韓信。韓信廟上有一副對聯叫「生死一知己,存亡兩婦人」。我就幻想我可能是那「兩婦人」之一。存亡兩婦人,一個是漢高祖劉邦的皇后呂后,另一個是漂母。漂母在淮河邊靠漂洗絮絲之類的活計度日,曾經救濟韓信,這也像是服務與照料的勞動。我就幻想我是她,每天琢磨、每天想,寫成了這本書《久別重逢》。這本書不光寫我的前世今生,還寫我的家族史,每個人都有前世也有今生。
書出版後賣得不好,只賣一萬多本,拿到手也就幾萬塊。在北京一年至少花好幾萬,所以我還是沒過好。但我很高興,我覺得人生有意義了。遇到很多善良的人,所以我才能坐在這裡。雖然每天還是很節約,但我每天還能高高興興坐在這裡。我覺得文學藝術很好,文學藝術讓人善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讓心情好。它的好處太多了。虛構的時刻很重要,虛實之間怎麼轉換很有趣。
(像是)我為什麼要寫成奇幻?因為我覺得我的人生很沉重,我想把它寫得輕盈一點、飄逸一點,不想再用同一種沉重的方式過日子。後來我又從那個小說裡提煉出一首詩,題目就叫〈久別重逢〉。我讀一下:
我最後再囉嗦一句:詩裡有一句「所有的海嘯,終化為玉色蝴蝶」。我用「玉色蝴蝶」這4個字,是因為我小時候看過一部電影就叫《玉色蝴蝶》,講中日友誼的故事。寫這首詩的時候,我就想起童年那部電影,所以把這4個字放進來。
我覺得這大致就講清楚了:一個普通人很簡單的一生。生活裡,只要能做一點跟吃飯無關的事,對我來說,那就是寫作。寫作就像「想吃龍蝦」一樣,也算照顧自己的精神世界。
➤ 胡小海:寫作像鎮定劑一樣,能讓我活下來
胡小海:
我初中都沒有畢業,初三還差一學期就輟學了。那是2003年,我就在我們縣城技校學踩縫紉機,花了1000多。那個時候,娶個媳婦才5000塊錢。我家裡也不會安排,反正就花了1000多,踩了一個月,廢布就算「畢業」了。
然後就去深圳進廠,但也不是服裝廠,是做收音機的電子廠。一個月有時候最多放一天假,月底發工資的時候,或者放半天假。就拿3、400塊錢。但那時候年輕,也不知道累,覺得能找份工作就很好了。這樣過了一年多,又去了東莞虎門,開始正式學踩縫紉機。學會了才發現,原來踩縫紉機挺無聊的,也挺累的,關鍵工資還低,就4、500塊。
那時候過完打工的新年季以後,就會覺得:這生活不是我想過的。但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過什麼生活。就在車間裡面,我們服裝廠每一包的扎號上,幾分錢的工序,隨便寫幾句就扔了。我覺得那就是青春的迷茫。
2007年的時候,我在一個書攤上買了一本盜版《漢語大字典》,20塊錢。我當時其實不捨得買,因為我們農村人真的很窮。我那時候連水杯都不捨得買,也不知道人要喝牛奶才能長身體,所以個子就很低。20塊錢對我來說不捨得買,但我學會買彩票了。我很真誠,我覺得我能跟上帝接通,我能中獎。結果中不了,把蓋房子的錢都花乾了。
我哥說:你買彩票都捨得,你不捨得買一本字典?我一咬牙就買了。那本《漢語大字典》確實跟著我到處流浪。
買了以後,2007年我回到家裡。4年沒回家,從廣東回去那一年,我們收秋,種的大蒜非常便宜,兩毛錢一斤,幾十斤一袋子才8、9塊。我說天哪,太慘了。那一年我家種了8畝,如果價格好,可能就能蓋房子,給我和我哥娶媳婦了。但也娶不上,因為沒房子,就是破房子。
所以又出來打工,去到寧波。我當時也想改變,想進模具廠,聽說工資高,但沒有高中畢業證,辦了個假的也沒進去,還是在服裝廠幹。後來到了寧波北侖的梅山島,一個荒島上——年輕人沒有,都是一些年齡大的人。有一次我到梅山圖書館,神不知鬼不覺地翻到一本《唐詩三百首》,還是兒童版的。我的天哪,當時看了非常震撼。
我上學的時候,對唐詩、對李白其實沒那麼喜歡。但我記得最早1997年,我10歲的時候學到那首詩:
「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
一下就感動得要流淚。可李白那種豪放的詩,我那時候感受不到觸動。打工以後,我突然有了自己的心理感受,再讀唐詩,一下把我給震撼了:怎麼寫得那麼好呢?可能就是那種機械化的生活給身體帶來的痛苦,還有困惑太多了。當我讀到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門去」,我確實很有力量。再讀一些寫明月、寫竹子的句子——因為江南到處都是竹子——我覺得我看著明月也有那種感覺:一下跟那些古人的思想通了。
所以我就一邊踩縫紉機,一邊背唐詩宋詞,背了三、四百首。背得多了,我就去海邊看月亮,一看兩小時,然後自己也要寫。我記得當時也寫打油詩,比如:
「明月盈滿玉杯酒,暫忘殘夢笑高樓。青衫挽入幾星漢,揮下紅光燃千秋。」
那時候年輕,18、19歲,很狂,也很孤獨。我如果不用這種力量給自己找活下去的力量,可能就被吞噬掉了。因為我沒有自己,也沒有朋友,所以只能這樣。
那時候我打工8年了,已經快絕望了:第一個4年是新鮮期,第二個4年是極度崩潰和迷茫期。到第三個4年,我就想改變工作,去蘇州學房產銷售。2012年房產還一路高漲,結果我幹了一個星期,他們說我不適合,就把我炒魷魚了。電話銷售、推銷、上門推銷、去上海外灘送快遞……我幹了幾十樣工作,都沒堅持下來。最後又絕望地回到服裝廠。回去的時候,我的心其實已經死掉了。
還好,2012年我遇到了一本海子的詩。我覺得海子又重新拯救了我。我在海子的詩裡看到那種真誠:可以真誠面對自己的生活,哪怕迷茫、哪怕絕望。
我不論在哪個廠,每天都要寫東西。隨便找一張廢紙,拿個筆,就呼啦啦寫。我也不知道寫了啥,但像鎮定劑一樣,能讓我活下來、鎮定下來。我如果一天沒寫,就覺得自己白活了。那時候狀態真的很純粹,現在確實不太行了。
我最後就寫不了古詩那種了,古體詩很難表達我作為一個當代工人更加複雜的情緒,就寫現代歌詞。我喜歡過方文山,也喜歡羅大佑。我寫歌詞也寫了兩三百首,但還是沒人交流。我太迷茫了,因為在車間裡,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創造價值,還是在製造垃圾。其實未必那麼痛苦,但我就覺得痛苦得不得了,我不屬於這裡,我要離開這裡,但也不知道去哪裡,所以我只能寫。
我在廠裡其實只給工友讀過一次詩——讀的是許立志的詩,也讀過一首海子的詩。他們聽了說:寫得挺好的,但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用呢?我就沉默了。確實,好像對我的精神當然有用,但對他們沒用,我也能理解。
那時候我喜歡艾倫・金斯伯格的《嚎叫》,我就列印出來放口袋裡,一邊上班,一邊拿出來看兩眼,再塞回去。那種狀態很直接。有一次工友看到了,搶走一看,說:「你看這啥呢?小黃書啊?」一下就很挫敗,你也沒辦法。
所以我那時候想,我要跟我喜歡的歌手聯絡。我給許巍、汪峰、張楚發訊息,張楚大哥回覆了。剛開始我特別激動,慢慢地我們居然還成為朋友。我寫了就發給他,我想讓他點評,他其實也不點評。慢慢他知道我是幹嘛的,就說:小夥子你還年輕,要陽光一些,不要想得那麼沉重。其實我也想陽光,但我覺得我沒問題。
2016年那個時候,我在嘉興的電子廠打工已經13年了。我覺得我應該有個機會離開廠裡,去嘗試一下。那年勞動節,張楚大哥給我寄了一套書。我第一次有一種「夢想照進現實」的感覺:哇,搖滾明星給我寄書。但收到以後又有點失落,居然是心理學方面的。我想如果是梵谷的,或者是歌詞,那該多好啊。
那套書我也沒看完,送給4個不同的同事了,可能他們喜歡,因為我確實不太喜歡。後來張楚大哥給我介紹北京皮村,有一個工友之家,他們做工人文化服務。其中有個叫許多,他唱歌的。許多說:「你來可以,但你要做好吃苦的準備。」我想我都已經這樣子了,我29歲了,還有什麼苦不能吃?反正一無所有,我就毅然決然到了北京皮村。
剛來的時候我也不知道怎麼辦,也沒法麻煩他。我就在網咖裡面,12點以後上兩個小時網,準備住一夜。但北京太殘酷了:你上兩個小時,第三個小時不上,他會把你拍醒。我記得有一次我在798,本來準備過夜,我又不會打遊戲,他把我拍醒說你不能在這住。我就在龍倫斯門口的長椅上想睡一覺,但那是夏天7月,蚊子太多,根本住不了。我就在798街頭暴走,所以那一片我非常熟。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個星期,四處流浪,晚上沒地方住,也沒錢了。
沒辦法,還是先穩定住吧。我本來想找跟藝術有關的,其實太遙遠、太異想天開了。29歲,我在北京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西餐廳端盤子。還好慢慢穩定下來,接下來就差不多步入正軌了,對我的人生來說。
因為我知道了皮村的文學小組,我去學習,證明我寫的東西有一個交流的地方。其實我的詩歌,一開始我覺得像歌詞,寫得不太好。我很情緒化,也不太會改,就拯救自己可以,但作為文字不太成熟。後來他們說那是詩,給我出了一個《工廠的嚎叫》(內部出版/自印)。一路這樣,後來又出了一個詩集。
其中很重要的是:我後來知道有「非虛構」這個東西,我就想寫我深圳打工的經歷,因為那段經歷太特別了,就叫《深圳南流記》。我寫了一篇大概8000字的非虛構。深圳那邊還有一個文學獎,給了我4000塊錢。這事我其實沒太在意。
後來我出了一本非虛構集,叫《溫榆河上的西西弗斯》。我覺得我從故鄉到異鄉,一晃,從15歲半、16歲的小夥子,已經成了37、38歲的大叔,非常殘酷。我覺得我已經〈從孫悟空到西西弗斯〉:那個時候我可以到處幻想、改變自己、改變命運;最後不過是不停上山推石頭的西西弗斯。
那本非虛構集裡收錄了《深圳南流記》。很有緣的是,後來它在一個叫《單讀》的公眾號上發了,有個翻譯Tony Hao看到了,覺得挺好,然後就在《Granta》(中文版)發了。去年中文版發了以後,過了兩個月就中大獎,收到信邀請我針對20多年的打工經歷寫一本書,給英國《Granta》出版社發。這是我人生的大獎。我能不能娶到老婆,下半輩子就靠這個了(笑)。
我覺得這事很魔幻。我沒想到我能寫非虛構,還有人看,居然還能賺錢。給我5000英鎊?7000嗎?哈哈哈,是嗎?反正好幾千英鎊。人生就是挺魔幻的。
其實我在世俗當中是一個很失敗的人,沒有存款,也沒有媳婦。每次打電話,我爸媽急得不得了。我其實也想找,但確實找不到。所以我覺得這等於是一種自我的救贖吧。明天發生什麼誰也不知道,反正就先走一步算一步,起碼往前走著。
我突然想到2007年我買《漢語大字典》的時候,說了一句不知天高地厚的話。我跟我哥說:我也要寫一本「驚世之作」。沒想到驚不驚世不知道,但我也寫到明年能在英國出一本書,我覺得挺幸運的。
我講太多了,我來讀一首短的吧。寫得再不好,醜媳婦也得見婆婆,讀個〈中國製造〉。
➤ 陳昌遠:想著詩,有些聲音就會出來
陳昌遠:
我有時候會被問:為什麼要寫詩?尤其是我去面試記者工作的時候,面試的主管就問:「你為什麼寫詩?」我記得那時候不知道怎麼回答,就看窗外,想說詩可以描述一些東西,但我講得坑坑巴巴,也不知道怎麼聊。後來被問多了,我就覺得要誠實一點,其實我17歲的時候就想談戀愛,我就去讀徐志摩、余光中,想像說我可以寫詩、成為詩人,也許會有一個不一樣的身分。
我17、18歲讀高中的時候,其實很不喜歡讀書。我從小就逃學,勉強讀到高中,還留級。後來轉到高職,高職又因為生病休學一年。等我高職畢業的時候,等於高中階段花了5年才畢業,跟我同年紀的人那時候都已經大學二年級了。
我後來也讀了大學,念的是營建工程系。工程系要讀數學,要讀工程數學、結構力學,還有微積分那種東西,我實在讀不下去,讀了兩年就休學。也就是說我休學的時候,大家都已經大學畢業了。那個情境下你會覺得很自卑,也很挫折。
那時候我去面試煉鋼廠工人的工作。我想說反正我學歷也沒有很好,我又是高雄小港人。小港就是工業區,有煉油廠、造船廠、發電廠,還有各種加工廠。你如果真的找不到工作,就進工廠做技術員,生活也會很穩定。我們那個地方大部分家庭都是這樣長大的,下一代也大多會選擇進工廠工作。
但我去面試的時候,面試我的人問我:你為什麼不把大學讀畢業?你應該好好把大學讀畢業。那種話有點像在訓話。我心裡就在想:我就是想來做個工人,怎麼做工人還要被要求大學畢業?
我心裡很不高興。後來我陸續去工地做粗工、到銀行做信用卡催收……那時候台灣發生卡債風暴。在這些過程裡,因為你學歷不如人、人生階段落後,你會有很多自卑跟挫折。那時候詩反而是一種救贖,我會寫詩,也許可以透過詩去表達不一樣的自己。你會想像自己不只是一個小小的人,你也許有某個獨特的部分。
我也想過,那我寫詩,有可能進文化產業、藝術產業工作嗎?或者當編輯?但基本上不太可能。因為臺灣的文藝資源大多在北部,高雄沒有那樣的資源,學歷也不允許我跑去臺北應徵這些工作。
有一天我看到報紙印刷廠徵人,我就想,我喜歡寫詩,那我進報紙印刷廠,我可以每天看報紙,從中獲得養分,又可以賺到薪水,這工作滿好的。我就去應徵,他們也用我了。後來我做了兩年才知道:他們剛裁員裁了50人,裁到沒人了,所以需要年輕、低薪的人進去,我才拿到這個工作。
我那時候才發現,這是一個黃昏產業——報紙這件事情,大家還有人在看報紙嗎?現在時代完全不一樣,沒人看報紙了。我在印刷廠做的時候就想,哇賽,我進了一個超級黃昏的產業,這印刷廠隨時還是會裁員,它有一天會消失的。大概3年前吧,這間印刷廠真的消失了。
我就想,如果我沒有去應徵當記者、順利取得記者工作,我大概38歲的時候就會被裁員失業,然後可能跑去做保全,人生路徑應該就是這樣。所以我覺得寫詩對我影響非常大,我因為寫詩進了印刷廠;也因為寫詩,提升了自己的書寫;加上看報紙看多了,所以我有機會做記者。詩就成為影響我人生轉折的一個「因」。
在印刷廠裡,報紙印刷剛開始的前十分鐘最忙,你要調整、讓它穩定。穩定之後你其實站在那邊沒事幹,可是你還是要裝忙,因為油墨品質會跑掉、套印可能會跑掉,你要檢查。我就是每抽一份報紙檢查的時候,看一篇文章,看完再放下去。其實很多時候也沒有真的在檢查。
印刷廠很吵。在那個很吵的過程中,我都戴著耳塞,穿著藍色的工作服。後來我到臺北當記者,不知道要穿什麼好,我就在一間專門賣制服的店看到藍色衣服,就每隔一段時間買個6、7件,每次上班都穿那一件。那個顏色跟我以前在印刷廠穿的上衣顏色是一樣的。
面對印刷機的時候,環境很吵雜,可是在那個過程中你會感到一股安靜。你想著詩,有些聲音就會出來,有一些句子會出來。我就把句子寫下來,可能寫在小紙條上放口袋裡,下班回家再把這些句子整理,變成一首詩。
接下來要讀的這首詩,就是在那個過程中想出來的。我這本詩集叫 《工作記事》,裡面有43首,其實每一首都叫〈工作記事〉,所以我用編號。這首是編號3。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
Damn True Festival 真的故事節 電子報訂閱連結
閱讀通信 vol.370》當我在書裡讀到你的時候
延伸閱讀
真的故事節》華語非虛構出版的全球位置?吳琦、陳韻、莊瑞琳首度對話
此篇為「Damn True Festival真的故事節」東京現場手記系列之一,記錄論壇場次「華語非虛構出版的全球位置」。當非虛構寫作在不同政治、... 閱讀更多
真的故事節》一個記者對受訪者的回報:普立茲獎得主張彥(Ian Johnson)的「寫完之後」
此篇為「Damn True Festival真的故事節」東京現場手記系列之一,來自真的故事節開場演說之摘錄。在從業超過20年之後,拿下普立茲獎的張彥(Ian... 閱讀更多
真的故事節》從當事者主權到世代性的群眾運動:《Damn True Festival》東京現場手記 ft. 上野千鶴子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