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上野千鶴子。」78歲的日本社會學家在東京港區一座燈火通明的活動空間登台，面向站著坐著的滿滿約200位觀眾，用中文跟大家打招呼。台下立刻有華人用日文回應她。

這個語言混雜的時空，發生在2025年年末的東京。40位來自台灣、中國、香港、日本與美歐的華語非虛構創作者齊聚「真的故事節」，三天兩夜之間，馬拉松般進行15場對談、7場Fireside Chat、6場工作坊，再加上紀錄片之夜、音樂之夜、書展、市集。各類“Art based on Truth”為核心的華語紀實作品，在東京港邊的Shabaura House與超過200位購票參與者相遇、相見。

在登台的前一天，上野千鶴子在東京大學教授阿古智子老師的翻譯和幫助下，逐個認識了40位講中文的創作者。在閉門交流之後，上野千鶴子修改演講稿直到凌晨，在第二天下午的主題演講中，她從「當事者主權論」出發，回望並對照現場40位非虛構創作者的時代意義。

小檔案：上野千鶴子 日本社會學學者、女性主義思想家、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被譽為日本當代女性主義運動的精神領袖。東京大學研究生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畢業於京都大學文學院研究所的哲學系社會學。 以家庭社會學、老年學及女性主義理論領域的開創性研究聞名，擔任非營利組織Women's Action Network（WAN）理事長。1980年代起，以女權主義者身分引領時代，推動日本女性主義理論與行動。2011年獲得表揚傑出日本人文學者的「朝日獎」。2023年獲日本《新聞週刊》雜誌選為「世界尊敬百大日本人」。2024年被選為美國《時代雜誌》（Time）「百大影響力人物」。 34歲開始寫書，著作豐富。個人著作超過40本，出道作品為《性感女孩大研究》（光文社,1982）；代表作包括《父權制與資本主義》（岩波書店,1990）、《一個人的老後》（文藝春秋,2007）、《厭女》（紀伊國屋書店,2010 年）等。《一個人的老後》非常暢銷，影響許多人對獨居老年的看法。其對性別、國家主義、戰爭責任等議題的深入探討，亦對華語地區的女性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

➤「當事者主權」：非虛構創作的時代意義

「『當事者主權』這個詞很難翻譯，它的意思是：自己的命運由自己決定——那是一種任何人都不能替你決定、也不能讓渡給他人的『思考的權利』，很接近DPI International提出的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當事者，就是那些在社會結構中處於弱勢、背負某種問題，而且無法從那個問題中離開的人。那麼，說『當事者擁有主權』到底是什麼意思？我一直被別人決定我是誰，而現在，作為少數者（minority），我要提出「自我定義」的要求。這些少數者包括：女人、老人、障礙者、孩子、性少數等等。」

上野千鶴子表示，過往沒有機會發聲，只能被視作研究對象、被代言的當事者，要為自己發聲並不容易，他們必須先理解自己。

「它看起來像是在說：『自己的事自己最清楚，所以請你聽我說，我就是自己的專家。』可是老實說，我連自己的事也未必真懂，所以我會自己想、也會和處境相同的人連結起來，一起思考，於是就誕生了各種不同領域的『當事者研究』。」

「研究就是把經驗言語化。把無可替代的自己的經驗，和同伴互相支持、一起整理；但同時，也要用能讓他人理解的語言，提出根據、建立脈絡，把它傳達給對方。」

上野千鶴子的演說，幾乎全映照著三天活動中講者們的作品與講題。這也正是當代華語非虛構創作者與作品正在湧現的非常明顯的現象：以自己作為載體，寫時代的故事。

➤真的故事節：華語非虛構創作的「非寫不可」

「真的故事節」年度對話，邀來了包括普立茲獎得主張彥（Ian Johnson）、人類學家劉紹華、台灣詩人吳晟、中國勞工作家范雨素、香港記者譚蕙芸，還有如漫畫家高妍、饒舌音樂人楊舒雅、故事FM創辦人寇愛哲、紀錄片導演房滿滿等，講者名單非常跨界與多元。

他們的創作，並不只是「客觀」報導，更多的是帶著自身無可迴避的經驗及問題，記下那些無論對外部世界、還是對自己而言，都「非寫不可」的故事。

來自香港、中國與台灣的女性作者，同台分享如何把自己的家庭當作採訪現場，如何以記者之姿，打開自己的父母、祖輩、或是家庭裡從不見光的歷史，面對那些不亞於戰場所留下的創傷。此時，創作原來是拆解家中僵固與選擇性沈默的扳手。

中國壯族的新世代創作者與台灣原民創作者巴奈同台，談論自己在文化夾縫中與母語的距離，此時，創作成為艱難、但是唯一的「回家」的方式。

曾在、或仍在農村與工廠流水線上討生活的范雨素、小海與陳昌遠，以詩和散文，讓自己身處社會底層、被淹沒在無聲製造業的生命處境被看見。

變裝皇后跩姬寶貝在舞台上表演，甚至用工作坊帶領大家用變裝找到真正的自己，讓自己代表的認同、文化、概念，化為美麗又具體的存在。

吳曉樂的《以為無人傾聽的她們》一書，收錄不同形式的文字創作、研究與口述記錄，讓過往沒人說的墮胎者經驗由自己講述，完整面世。

導演章夢奇多年舉辦母親影展，鼓勵每一位母親以鏡頭記錄自己的故事，生活即為創作。

著名的資深記者，也是《星火》的作者張彥在寫完非虛構長篇之後，更進一步由書中議題出發，成立線上的民間檔案館，讓更多無聲的中國民間紀錄，能有安全的空間繼續存在。

一支記錄二戰期間日本戰敗後滯留在中國東北的日本人、中國人以及曾經的滿洲故事紀錄片，當片中九旬老翁問了蒼天：「為什麼要有戰爭」，台下上百位有著截然不同歷史經驗的東亞聽眾，瞬間一起滲出淚水，情緒相連。

➤當事者主權，以及更好的社會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個人即政治）」是世界性的標語，它指出：個人的經驗其實由結構所造成。」上野千鶴子坦言，長久以來，人們認為學問必須客觀中立，「當你研究自己，就會被說成『主觀的，所以不是學問』。」但是，她以女性主義舉例：「女性學的出發點就是對此作出的抵抗。」

日本的女性學誕生於1970年代的學生運動。「當這門學問進入日本時，我受到很大的震撼。因為我一直在疑惑：我能不能把我自己當成研究主題？」

她發現：「女性學衝進學術世界，並逐步擴大疆域。研究主題可以是：分娩的方法、女人曾用什麼月經用品、女孩喜歡的少女漫畫、化妝品……這些原本都是男性在學術世界裡認為『沒有價值』的事，我們對抗的是『學問的中立性／客觀性』迷思，我們至今仍在戰鬥。」

上野千鶴子接著更具體的介紹，根據真實故事展開的研究與創作，是如何推動社會更加包容、讓更多人的生活變得更好？

「女性開始的Me too運動，是用女性的語言，去重新定義女性的經驗——也就是『經驗的再定義』」。

她舉例：摸胸、揉臀，這在過去被稱為「性的玩笑」、「職場潤滑油」，甚至有人說「潤滑油沒了職場就會變得緊張」，這些現在被重新定義為性騷擾。過去夫妻吵架中的暴力行為，被說成「痴話喧嘩」，如今也被重新定義為家暴。尾隨糾纏也被重新定義為跟蹤騷擾（stalking）。

「如今，這些都成為犯罪了。這種再定義的效果是什麼？就是你可以回到過去，把當時那個說不清的『黏糊糊的不舒服』重新命名。一旦能命名，就會產生巨大的效果：我沒有錯，這不是我的責任。」上野千鶴子說，女性作為當事者，用自己的語言、自己的經驗，而後重新定義那一段過去，推動後續一系列的修法，把「不同意性交等罪」等新概念帶進法律之中。這便是當事者（女性）透過教育、檢察、司法所能完成的，把「情境的定義權」從男性一側奪回到了女性這一側。

「權力就是『對情境的定義權』。我們所做的，就是奪回那個定義權。其結果就是MeToo運動的發生。在世界各地發生。女性不再沉默、不再忍耐。」

「又比如LGBTQ等概念的出現，使得人們原本說『我身邊沒有那樣的人』，但一旦有了概念，就會發現『他們就在你身邊』。概念能讓不可見之物變得可見。」 

上野千鶴子的演說，不僅解釋當事者主權的概念，也把多元群體的個人經驗文字化、出版、建立社群，具體的論證其對社會的重要性。

➤當事者的力量，不只是幫自己

看著台下第一次跨地域的華語創作者相聚交流，上野千鶴子嘆道：「這是很巨大的一步。」

許多參與者都共享這樣的感慨。「真的故事節」的講者、聽眾、參與者，許多人是第一次認識「對岸」、或是另一個華語世界的創作者，甚至有人是第一次獲得護照、踏出國門。同樣的語言、完全不同的歷史與現實經驗，給了每一個人奇妙的體驗——有人形容，彷彿產生了座標「位移」。

上野千鶴子也用自己的經驗來說明，集體協力創造可安全述說的空間、一同付出努力挖掘難以述說之事，這樣的努力，是可以激起並鼓勵更多的「當事者」現身，讓他們的故事留存。

「就算是真實發生過的事，也可能因為忘記、不願回想，或一直處在模糊的不適中而沒有詞彙。體驗必須透過文字化、言語化，才能成為『經驗』。而那個始終無法說出的體驗，最終會被當成『沒有發生過』，歷史裡充滿這樣的例子。」

「其中最難被說出、最長期「被沉默」的，就是女性的性暴力傷害，沒有人願意聽，同時也沒有『可以安全說出』的場所。女性一旦說出口，就會被污名化。於是，我們進入研究：在女性經驗中，有可說的，也有不可說的；我們去挖掘少數者的敘事，尤其是最難被說出的性暴力受害者的敘事。」

「我們和歷史學者、口述史研究者合作，出版了一本書《走向戰爭與性暴力的比較史》，其中包含中國慰安婦的經驗、韓國慰安婦的經驗，以及日本人的戰時性產業相關經驗等。這股潮流也擴展到不同群體：例如在日本的『被賤民』群體、先住民阿伊努群體，這些自我敘述與自我民族誌式的寫作，開始成為學位與學術出版的對象。」

「『當事者』的故事裡還包含各種患者：癌症患者、十萬分之一的罕病患者……但在網路世界裡，即使十萬分之一的罕病患者也能彼此連結，於是出現了能集中收集這些敘事的網站。我希望這些敘事能被翻譯成不同語言，傳播出去。」

➤一場群眾運動：非虛構創作的時代角色

同樣對非虛構創作的社會意義，充滿熱情的，是「真的故事節」閉幕演說的講者：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Social Anthropology）所長項飆。

小檔案：項飆 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研究聚焦人口遷移、跨國勞工體系及當代社會現象分析，倡導通過「附近」概念重建社會互動，提出「常識社會學」理論框架，主張將當代社會現象置於結構性矛盾之中考察。認為理解當代社會的最好方法是「闖入」公共領域，並關注「此刻」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具體事務。 代表作包括《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三聯書店,2000），紀錄90年代的民族志研究成果，被譽為當代經典。Global Body Shopping（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研究印度信息技術產業中的勞動力體系，獲人類學界重要獎項「Anthony Leeds Prize」。其論文Predatory Princes and Princely Peddlers（2012）獲「William L. Holland Prize」，表揚移民研究貢獻。合著《把自己作為方法》（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以人類學角度追索一系列超越自我的問題，獲社會泛廣關注。新作《你好，陌生人》（中信出版集團，2025）與多位跨領域學者深度對話，以「如何看見陌生人」切入，探討如何在當代重新思考關係。

項飆在全程參與了三天兩夜的活動之後，深深感觸，他表示，華語非虛構創作的重要，不只是因為人們需要創作，更是因為非虛構創作是一場群眾運動。

「它是大家一起寫，包括日記、信件，以及社交媒體上的貼文。」項飆強調，書寫不一定是為了發表，而是為了講述自己的故事，讓經驗得以流傳，並在過程中逐漸形成集體性的經驗與話語結構，這正是他心目中非虛構寫作的核心精神。

這場運動在此時此刻更加重要，項飆舉出的原因有三：

首先是語言問題。他認為，特別在中文語境中，存在一種「搶救語言」的急迫性。語言定義了人的生存狀態，因此必須主動行動，去保護自身的生存方式。

第二個原因則與時代變化相關。項飆提出一個假設，認為21世紀可能會成為一個「故事的時代」，社會將重新回到以故事作為主要交流形式的狀態。這裡所說的「故事」，並非小說或新聞，而是一種承載生活經驗與智慧的敘述方式，如同圍坐在火爐旁「我講你聽」的傳統形式。相較之下，資訊則是一種將世界外在化的閱讀方式，使人始終以局外人的視角理解現實，這也是當前新聞體系所面臨的危機之一。

當資訊的傳播方式不再完全透過主要媒體進行分配，而逐漸轉為更為水平、直接的模式，故事將重新回到公共領域。這種轉變，對整體社會結構有集體性的意義，也彰顯非虛構創作在華語世界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最後，項飆指出，非虛構創作與多數年輕人的生命議題有著直接的連結。

他認為不同形式的紀實作品，從紀錄片、饒舌音樂、詩、報導文學的存在，都能幫助每一個個人拓寬與厚實其生命與經驗底蘊，欣賞這些作品，或展開非虛構創作，「是一種讓我們自己理解生活、整理經驗的重要實踐方式。」項飆認為，這對當今的世界，尤其是在過去10年成長的這代年輕人來說，有極高的價值與生命意義。

事實上，「真的故事節」三天期間最受歡迎的工作坊，正是家族書寫工作坊。來自中港台年輕的面孔對著台灣作家瞿筱葳、戴伯芬輪番提問。他們在Excel表格上攤開屬於自己家庭的年表與歷史，探問對自我身世真正的問題，好奇之前的世代未開口的故事，然後他們想要記下。

從理解自己是當事者，到從作品中看見各種真的故事而後建立「自己」，這座一期一會的華語非虛構樂園，不僅是人們開始創作、接觸作品的地方，也成了華語世界各種生活體驗、真實命運交集之處。

當人們討論著如何在場、如何記錄、如何寫作、如何提問，也都在聽著對方說，他們為什麼還在意真的故事，而「真的」故事給了他們什麼，「我們」怎麼讓真的故事持續流傳？這樣的交流，也是真的故事節，最不真實又真實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