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n Johnson，記者、作家、學者，漢名張彥，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漢學碩士畢業。曾任《華爾街日報》駐中國記者、《華爾街日報》德國分社社長、《紐約時報》與《紐約書評》撰稿人。於《太陽報》擔任特派員期間，見證柏林圍牆被推倒。長居中國時，報導總體經濟、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事件，2001年因法輪功學員事件報導而獲「普立茲獎」，也曾獲得哈佛尼曼獎學金。

張彥著有3本代表性的作品，包括《野草：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Pantheon, 2004）、《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Pantheon, 2017）、《星火》（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皆從民間的視角、個人的故事與行動，記錄中國，也協助全球讀者理解中國。

然而，在新聞報導、書籍出版之外，他最新的頭銜是「中國民間檔案館」創始人。張彥在《星火》出版之後，成立非營利組織，以線上資料庫運作方式，持續收錄中文民間雜誌、書籍和地下電影。這項行動，來自《星火》的書寫與田野過程。

《星火》記錄了中國境內在體制夾縫中保存記憶、對抗刪改的「民間歷史學家」們的故事，他們有的編雜誌、有人自費印刷、有人在地方蒐集口述與檔案，把被官方敘事排除的事件、人物與地方經驗，重新放回可被追索的公共領域。書名所指的「星火」，既是具體文本與行動網絡，也是一種方法論：用微小、分散、持續的記錄，抵抗宏大敘事對歷史的壟斷。

張彥在長年田野式採訪與檔案整理之後，寫出這些人如何在監控、審查與壓力中運作，並呈現他們的倫理困境：要留下多少、怎麼留下、為誰留下，以及留下之後可能付出的代價。

寫完之後的張彥為什麼展開行動？這最新的頭銜，與20、30年前踏上記者旅程的他，有什麼同與不同？以下摘錄自他在「真的故事節」的現場演說，聽他自述持續追求記者工作意義的旅程。

➤追求意義的第一步，離開記者職

今天我想講我個人的一些故事，主要分三個部分：第一，我為什麼離開記者行業；第二，分享一些我寫《星火》的方法；第三，談我在寫《星火》之後做了哪些工作。

先講第一個：追求「意義」。我在2010年左右離開了記者行業。這不是說記者工作沒有意義；尤其在現在的社會，我們更需要可靠的新聞，也需要好的記者。但當時我已經當了20年記者，我覺得對我來說「夠了」。很多人覺得當記者很有意思，因為每天都有新的新聞、每天寫的都不一樣，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很多新聞其實結構相近，只是「換一批人、換一個事件」。我覺得我不能再走這條路，所以我辭職，之後成為自由撰稿人。

我回到中國，因為我想寫一本文學與宗教（更精確地說：中國當代宗教生活）的書。這本書後來在2017年出版，書名是《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The Souls of China: The Return of Religion After Mao）。離開《華爾街日報》之後，我主要以自由撰稿身分替《紐約書評》寫文章，一方面研究、採訪中國當代宗教生活，另一方面，我也開始採訪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

為什麼會做公共知識分子採訪？因為我當時在《紐約書評》的圈子裡工作，當時的主編Robert Silvers問我能不能採訪一些公共知識分子。其實我在1990年代在中國當記者時，曾覺得這些人「沒什麼意思」：六四之後，很多人（包括很多中國人）認為直接參與政治沒有用；90 年代也有不少人相信現代化理論，覺得中國會先經濟發展、民間社會擴張，政治制度也會慢慢改變——我當時也相信這個。

所以即便我在90年代有機會採訪像劉曉波這樣的人，我也覺得「採訪他有什麼意思？」無非就是發起新的請願（petition），而且看起來也不會改變什麼。即使如此，我還是做了這些採訪，因為也沒把握不訪他們會不會是個錯誤。

Robert Silvers則是一直鼓勵我去做，去看看他們有沒有新的想法與新的語言。Silvers對中國思想界一直很有興趣，也長期關注（並刊登）林培瑞（Perry Link）等人的文章。林培瑞也翻譯了 《零八憲章》（Charter 08）相關文本。於是我從2010年到2020年間，陸續採訪了30多位公共知識分子／行動者／影像與寫作實踐者，這些採訪現在都還在網站上。

➤用慢新聞找真問題、真的理解

同一段時間，我也開始研究《星火》。我追蹤與採訪的脈絡大概從2014年開始，持續了約6年。這段工作裡，我的妻子沈綺穎給了我很大幫助——我們一起採訪許多人，許多照片都是她拍的。她當時既是攝影師，也以藝術家的身分工作。我們也一起去過例如湖南道縣這樣在文革期間發生大屠殺的地方，做相關田野與訪談。

我之所以離開新聞，還有一個原因是：這種長期、反覆回訪與深入理解的工作，和新聞業的節奏衝突。新聞追求速度：明天、下週一發生什麼事，你今天就要快快寫出來。但如果你真的要了解一個人的想法與生活，你必須採訪他好幾次，甚至要「跟著他」。對記者來說，一個小時的採訪已經很長，可是要理解一個人的世界，一小時遠遠不夠，這也不可能「快快」完成。

因此我開始刻意放下某些記者的壞習慣，其中一個是multitasking（多工）。現在很多人一邊聽你說話，一邊滑手機、回訊息，注意力被切割。而記者這種工作又更容易被編輯隨時追著要東西。以前沒有手機，編輯可能一天只能打一次電話。現在每一分鐘都可能丟訊息來，你會有很大壓力，結果更難集中思考。對長期寫作來說，multitasking是最大問題，因為它會讓你沒辦法把想法沉下去。

我很喜歡的一個例子是法國導演Claude Lanzmann的紀錄片——他會讓對話「一直演下去」。當然，採訪時也會遇到受訪者胡說八道，你可能會覺得「花這麼多時間是不是浪費？」但我仍相信：你必須願意花時間，才能得到真正有意義的理解，即使你之後也可能忘掉部分細節。

再來談「方法」。發即時性的新聞不一定需要把材料組織得非常好，因為一篇稿子可能就是今天寫、明天發，一週內結束。但做長期、好多年的工作——尤其是非虛構書寫——你必須把材料組織好。我認為「組織」是成功的關鍵。這甚至可能是我的毛病，我看到有些人腦子很清楚，但電腦裡的資料夾亂到不行，我會懷疑他們後期怎麼回頭找資料。

我的做法是把硬碟資料夾分類得非常細：例如Sparks（《星火》）相關資料、人物資料、北京／其他地名、歷史（古典、藝術、文革、愛國教育）等等。有人笑說像強迫症，但我覺得不是強迫症，只是把資料整理清楚，讓你未來能好好的利用這些資料、能寫作。

我後來還做了另一件事：自己做一個網站——「民間檔案館」。原因是我常被問：「這些書、這些電影、這些材料要去哪裡找？」網路上很多網站背景不清楚。YouTube 更糟，商業機制與廣告會干擾，也不利於把材料系統化、可檢索地組織起來，所以我乾脆自己做一個平台。但我也問自己：這會不會讓我從記者變成參與者、甚至變成「激進分子」？記者常自我想像是「中立」（neutral）的，覺得自己只是報導、沒有立場。

➤行動，是對受訪者的回報

我的回答是：我可以告訴讀者「我的立場是什麼」。非虛構寫作常使用第一人稱（first person），第一人稱是一種工具：你把你的position說清楚——你從什麼角度看、你有哪些偏見、你做了什麼、你沒做什麼。這對讀者是公平的，因為讀者知道你站在哪裡，就能自行判斷你寫的是否可信。

民間檔案館的原則是三個：中立、開放、公共性。中立的意思是：我們收錄的內容不代表我們都支持、或都覺得好，但它們重要，就像圖書館必須同時收藏《紅樓夢》與魯迅作品，你不一定喜歡，但都該在架上。

開放的意思是：我們支持多元。公共性的意思是：我們不收費、沒有廣告、不需要註冊，就像公共圖書館一樣提供材料。

這個網站大概在兩年前上線，從一最初的版本就有「Statement of Purpose（宗旨聲明）」，我們很重視這個頁面。每篇文章也提供英文與中文對照。最近又做了第三版，網站功能支援對所有書籍和文章進行全文檢索，在檢索結果中可以直接查看、搜尋字詞的上下文。例如輸入「天津」這個關鍵字，你可以看到它在不同書籍、期刊、材料中出現的位置與脈絡。

有些材料你可能覺得「無聊」，但對另一個地方的人可能很有用。到目前為止，網站收錄了幾百個項目，包括書、雜誌與紀錄片，也寫了 200 多位創作者的故事，這是其他平台比較少做的。另外我們也有免費電子報（newsletter），每週寄送一次。

我仍在寫「關於中國」，但形式有所改變。過去，有時你會覺得自己一直在講別人的故事，像是在「使用」受訪者而沒有回報（payback）。所以民間檔案館對我而言，也一種payback：把資料整理出來、讓更多人能找到、能使用，回到那些曾經被我採訪、被我書寫的人與他們的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