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動作，反覆在2026台灣國際女性影展「複數作用」單元的4部電影裡現身：一名飼育員隔著欄杆，替大象清理腳掌；一群原本彼此陌生的年輕女性，帶著暖暖包與物資，朝被封鎖的南泰嶺走去；一個高中女生在同學面前，朗讀安妮．艾諾（Annie Ernaux）關於非法墮胎的文字；一群建築系學生，在朋友面臨畢業評圖時，用一場惡作劇干擾一個幾乎已經定案的判決。
4個動作，其實是同一種姿勢——朝著一個尚未真正理解、卻已開始影響自己的生命，持續移動過去。
然而，沒有一個動作真正抵達終點：動物不會因為人類停止使用暴力，就忘記暴力曾經存在；南泰嶺裡的農民與趕來的年輕人，也不會因為共同度過抗暴的一夜，就消除彼此之間存在的世代與階級差異；學生讀安妮．艾諾，最後讀見的，終究是自己的父母，而不是艾諾本人；朋友即使成功干擾一次評圖，也難以讓另一種思考方式獲得制度的認可。
這4部作品因此共享一個更誠實的立場：理解或許永遠無法完成，靠近卻仍然值得持續。
不過，危險的並非不理解，而是理解的完成。因為一旦抵達理解，靠近也就立刻停止了。接下來發生的，不再是移動，而是命名、代言、安排——我開始知道你是誰，我知道你的痛苦意味著什麼，我知道什麼對你比較好，於是，我開始替你解釋，為你作答。
《集體獨白》沒有急著證明，人與動物終於彼此理解。相反地，本片花了大量時間拍攝等待。曾經用來驅趕動物的掃帚，一次又一次留在原地，卻沒有再揮打下去；人類伸出手，卻必須等待另一個生命自己決定是否靠近。真正改變的，不是動物忽然開始信任人，而是一個身體對另一個身體的預期，在漫長的時間裡，慢慢鬆動。信任不是宣告，而是等待。
《南泰嶺長夜：民主正發生》也是如此。集體並不是一句響亮的口號而召喚出來的。一則貼文、一份物資、一段車程、一支應援棒、一句「陪你撐到天亮」，彼此疊加，才慢慢形成一個無法被忽視的廣場。民主不是一個完成的名詞，而是一種持續發生的動詞：有人充電，有人遞出毯子，有人確認身邊的人還撐不撐得住。共同體不是宣告才成立的，它是一種必須反覆實踐的勞動。只要停止重複，它也開始鬆動。
《南泰嶺長夜：民主正發生》劇照（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提供）
《我們的青春與安妮艾諾》則讓閱讀成為另一種靠近。學生並沒有因為閱讀艾諾，就真正理解艾諾；他們沿著他的文字，重新回到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語言、自己的身體。文學提供一條迂迴的路，讓那些原本無法直接說出口的生命經驗，得以慢慢浮現。文學不是取消差異，而是讓差異有了可以被感受的位置。
《安尼閣來舞這齣》則讓靠近變成一種偏心。建築學院相信，每個人都應該接受同樣的評量；安尼的朋友卻拒絕接受這種公平。他們替安尼找地方睡、提供香菸、一起想辦法，在評圖那天甚至策劃畫了一場惡作劇。沒有任何一件事足以讓安尼畢業，也沒有任何一件事能證明他的想法比制度更正確。朋友守住的，不是同伴的作品，而是他尚未被完成定義的人生。他們沒有要求制度重新認識安尼，只是不願意讓制度這麼快完成對他的判決。
《安尼閣來舞這齣》劇照（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提供，© Film Heritage Foundation）
如何在不真正抵達另一個生命的情況下，仍然維持靠近？4部作品給出的答案並不相同。有的把共同體建立在等待裡，有的建立在重複裡，有的建立在文學的中介裡，有的建立在偏愛裡。它們彼此並不一致，甚至互相修正。真正的共同體，不是所有人共享同一種方法，而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拒絕太快放棄另一個生命。
也因此，這4部電影都沒有把制度簡化成一個需要立刻推翻的敵人。動物園仍然以照護的名義管理另一個物種；警察仍然站在封鎖線前；教室仍然存在教師與學生的秩序；建築學院仍然決定誰能畢業。電影沒有假裝自己站在制度之外，而是反覆追問：當一個人無法立刻改變制度，他還能不能改變自己靠近另一個生命的方式？
這4部片，也藏著一個關於「語言資格」的殘酷排列。
《南泰嶺長夜：民主正發生》質疑的是，誰有資格成為政治的主體。那些原本被視為追星、消費流行文化的年輕女性，沒有放棄自己的語言，而是帶著應援棒、迷因與社群文化走進廣場，重新改變了政治的語言。《安尼閣來舞這齣》則追問，誰有資格被制度承認。一種無法翻譯成專業圖面的思考，很快就被判定為幼稚與失敗；如果沒有朋友不斷介入，它甚至沒有繼續存在的機會。
《我們的青春與安妮艾諾》進一步把問題轉向閱讀本身：學生不是直接說出自己的生命，而是藉由艾諾的文字，才得以找到一種可以進入教室的語言。《集體獨白》則把這個困境推到最極端的位置——動物從來沒有替自己發言的機會，牠們的身體、叫聲、退縮與沉默，都必須先經過人類的觀看與命名，才成為可以被理解的意義。
《集體獨白》劇照（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提供）
因此，真正站在權力位置上的，不只是警察、教授或飼育員。電影本身也仍然決定著：誰可以說話，誰值得被聽見，誰的沉默仍然只是沉默，誰的生命最後得以留在銀幕上。這是影像作品無法逃避的條件。任何影像都是一次選擇，而每一次選擇，也都同時排除了另一種可能。
因此，真正未竟的，也許不是理解，而是共感本身。它不是我終於理解了你，不是我能夠替你發言，更不是我已經站到你的位置。而是我靠得足夠近，近到不能再假裝你的生命與我無關；卻也隔得足夠遠，不把你的沉默，變成我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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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我們的青春與安妮艾諾》劇照（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提供）
編按：2026台灣國際女性影展自10月16日至25日登場，以「非分擾動 Into the Drift」為年度主題，探問當代世界疆界與關係持續變動的狀態。本文邀請詩人吳俞萱為「複數作用」單元的《集體獨白》、《南泰嶺長夜：民主正發生》、《我們的青春與安妮艾諾》及《安尼閣來舞這齣》4部作品撰文解析，思考人們對於理解的限度，以及我們如何保留個體差異，繼續靠近另一個生命。
有一個動作，反覆在2026台灣國際女性影展「複數作用」單元的4部電影裡現身：一名飼育員隔著欄杆，替大象清理腳掌；一群原本彼此陌生的年輕女性，帶著暖暖包與物資，朝被封鎖的南泰嶺走去；一個高中女生在同學面前，朗讀安妮．艾諾（Annie Ernaux）關於非法墮胎的文字；一群建築系學生，在朋友面臨畢業評圖時，用一場惡作劇干擾一個幾乎已經定案的判決。
4個動作，其實是同一種姿勢——朝著一個尚未真正理解、卻已開始影響自己的生命，持續移動過去。
然而，沒有一個動作真正抵達終點：動物不會因為人類停止使用暴力，就忘記暴力曾經存在；南泰嶺裡的農民與趕來的年輕人，也不會因為共同度過抗暴的一夜，就消除彼此之間存在的世代與階級差異；學生讀安妮．艾諾，最後讀見的，終究是自己的父母，而不是艾諾本人；朋友即使成功干擾一次評圖，也難以讓另一種思考方式獲得制度的認可。
這4部作品因此共享一個更誠實的立場：理解或許永遠無法完成，靠近卻仍然值得持續。
不過，危險的並非不理解，而是理解的完成。因為一旦抵達理解，靠近也就立刻停止了。接下來發生的，不再是移動，而是命名、代言、安排——我開始知道你是誰，我知道你的痛苦意味著什麼，我知道什麼對你比較好，於是，我開始替你解釋，為你作答。
《集體獨白》沒有急著證明，人與動物終於彼此理解。相反地，本片花了大量時間拍攝等待。曾經用來驅趕動物的掃帚，一次又一次留在原地，卻沒有再揮打下去；人類伸出手，卻必須等待另一個生命自己決定是否靠近。真正改變的，不是動物忽然開始信任人，而是一個身體對另一個身體的預期，在漫長的時間裡，慢慢鬆動。信任不是宣告，而是等待。
《南泰嶺長夜：民主正發生》也是如此。集體並不是一句響亮的口號而召喚出來的。一則貼文、一份物資、一段車程、一支應援棒、一句「陪你撐到天亮」，彼此疊加，才慢慢形成一個無法被忽視的廣場。民主不是一個完成的名詞，而是一種持續發生的動詞：有人充電，有人遞出毯子，有人確認身邊的人還撐不撐得住。共同體不是宣告才成立的，它是一種必須反覆實踐的勞動。只要停止重複，它也開始鬆動。
《我們的青春與安妮艾諾》則讓閱讀成為另一種靠近。學生並沒有因為閱讀艾諾，就真正理解艾諾；他們沿著他的文字，重新回到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語言、自己的身體。文學提供一條迂迴的路，讓那些原本無法直接說出口的生命經驗，得以慢慢浮現。文學不是取消差異，而是讓差異有了可以被感受的位置。
《安尼閣來舞這齣》則讓靠近變成一種偏心。建築學院相信，每個人都應該接受同樣的評量；安尼的朋友卻拒絕接受這種公平。他們替安尼找地方睡、提供香菸、一起想辦法，在評圖那天甚至策劃畫了一場惡作劇。沒有任何一件事足以讓安尼畢業，也沒有任何一件事能證明他的想法比制度更正確。朋友守住的，不是同伴的作品，而是他尚未被完成定義的人生。他們沒有要求制度重新認識安尼，只是不願意讓制度這麼快完成對他的判決。
如何在不真正抵達另一個生命的情況下，仍然維持靠近？4部作品給出的答案並不相同。有的把共同體建立在等待裡，有的建立在重複裡，有的建立在文學的中介裡，有的建立在偏愛裡。它們彼此並不一致，甚至互相修正。真正的共同體，不是所有人共享同一種方法，而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拒絕太快放棄另一個生命。
也因此，這4部電影都沒有把制度簡化成一個需要立刻推翻的敵人。動物園仍然以照護的名義管理另一個物種；警察仍然站在封鎖線前；教室仍然存在教師與學生的秩序；建築學院仍然決定誰能畢業。電影沒有假裝自己站在制度之外，而是反覆追問：當一個人無法立刻改變制度，他還能不能改變自己靠近另一個生命的方式？
這4部片，也藏著一個關於「語言資格」的殘酷排列。
《南泰嶺長夜：民主正發生》質疑的是，誰有資格成為政治的主體。那些原本被視為追星、消費流行文化的年輕女性，沒有放棄自己的語言，而是帶著應援棒、迷因與社群文化走進廣場，重新改變了政治的語言。《安尼閣來舞這齣》則追問，誰有資格被制度承認。一種無法翻譯成專業圖面的思考，很快就被判定為幼稚與失敗；如果沒有朋友不斷介入，它甚至沒有繼續存在的機會。
《我們的青春與安妮艾諾》進一步把問題轉向閱讀本身：學生不是直接說出自己的生命，而是藉由艾諾的文字，才得以找到一種可以進入教室的語言。《集體獨白》則把這個困境推到最極端的位置——動物從來沒有替自己發言的機會，牠們的身體、叫聲、退縮與沉默，都必須先經過人類的觀看與命名，才成為可以被理解的意義。
因此，真正站在權力位置上的，不只是警察、教授或飼育員。電影本身也仍然決定著：誰可以說話，誰值得被聽見，誰的沉默仍然只是沉默，誰的生命最後得以留在銀幕上。這是影像作品無法逃避的條件。任何影像都是一次選擇，而每一次選擇，也都同時排除了另一種可能。
因此，真正未竟的，也許不是理解，而是共感本身。它不是我終於理解了你，不是我能夠替你發言，更不是我已經站到你的位置。而是我靠得足夠近，近到不能再假裝你的生命與我無關；卻也隔得足夠遠，不把你的沉默，變成我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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