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寫的是翻譯桌上的事：一個地名怎麼選、一句髒話怎麼拿捏、有些詞到底該不該翻。這一篇往後退一步，看看這些譯稿怎麼變成書店裡的一本書，路上會經過哪些人。我自己也在出版人的場次講了十分鐘，最後會聊聊那場短講和帶回來的想法。

➤譯者不只是譯者

在很多國家，華語文學譯者做的事遠不止翻譯。芬蘭的 Rauno Sainio 原本是東亞電影迷，想學韓語，但住的城市沒開課，退而求其次學了中文，20年後成了芬蘭唯一一位全職中文文學譯者。他讀過大約70本中文書，寫了50份推薦報告，核心工作是替每本書找到對的出版社：把紀大偉的《膜》推給一家專做酷兒科幻的新銳出版社，把陳浩基的犯罪小說推給一家只出日本推理的一人出版社，然後問對方：「為什麼只做日本？」他給自己的定位是書與出版社之間的「仲介人」。這種仲介有時不只跨語言，也跨物質文化的距離。波蘭的 Maciej Szatkowski 在翻一批 1936 年出版的台灣民間故事，掃描檔模糊到有些字連 AI 都認不出來，台灣的顧問為他逐字比對，碰到他看不懂的器物（例如曬蔬果用的大圓竹篩）就附上數位典藏的圖片和影片來解釋。

但譯者的仲介角色不是到處都被承認。瑞典的 Anna Gustafsson Chen 出版了一百多本譯作，卻被大出版社的編輯當面說「從不看譯者推薦」，覺得譯者推書只是為了接案。更讓人無奈的是英語的壁壘：她告訴編輯某本書已經有法文版了，對方的回應永遠是那句「有英文版嗎？」不過情況也在鬆動。波蘭的 Agnieszka Walulik 觀察到，過去十年台灣文學在波蘭正在脫離「小眾異國情調」的框架，現在走進一家普通書店，有機會看到一本台灣小說被擺在一般文學的位置上，由過去從未碰過東亞文學的主流出版社出版，開始被單純當作文學來評價。Katarzyna Sarek 的感嘆或許是最好的註腳：吳明益的《複眼人》十年前就在波蘭出版了，但「當時太早了，沒有人注意到。如果放在今天，情況會完全不同。」時機決定一本書的命運，而這些譯者正在替下一個時機做準備。

不過，台灣文學在歐洲的能見度逐漸提升的同時，另一個問題也跟著浮上來：誰來接棒？荷蘭全職翻譯中文文學的譯者只有三位，最年輕的已經四十五歲。Anna 直言，有些類型的文學，六十歲的譯者未必有翻譯它所需要的語言感受力，這不全是年齡的問題，而是整個世代的養成環境都在改變。Silvia 近年刻意在一套台灣主題叢書裡邀請了十多位年輕譯者參與，發現他們更懂得利用網路資源，能找到資深譯者未必接觸得到的素材。Katarzyna 辦了九年的波蘭中文文學翻譯比賽，培養出不少如今活躍的年輕譯者，但她也注意到令人不安的另一面：今年的比賽中，她估計至少一半投稿經過 AI 處理，而年輕參賽者的母語素養也在滑落，語域混亂、用詞單調，閱讀經驗大量來自社群媒體而非文學。Agnieszka 的提醒超越了個人層面：「我們跟出版社協商的條件，會影響後來譯者的協商。我們或許各自獨立工作，但我們是更大社群的一分子。」

➤出版一本書需要一個村莊

工作坊第二天的焦點轉向出版端。波蘭 PIW 出版社的編輯 Elżbieta Brzozowska 帶來十六年出版中文文學的經驗，她引進了閻連科、白先勇、余華、王小波等作家的波蘭語版本，也替出版系列邀請跟作者同國籍的視覺藝術家設計封面，把封面當作品意義的延伸。出版威權國家的文學，有時會承擔超出文學本身的重量。她提到閻連科《受活》波蘭語版（書名直譯為《列寧之吻》）的封面，用了藝術家高氏兄弟的作品：一座鍍鉻的小型毛澤東半身像站在列寧頭上。高氏兄弟中的高兟在 2024 年遭中國當局拘留，2026 年 3 月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受審，截至六月法院仍未宣判，案件涉及的正是他和弟弟多年來創作的諷刺毛澤東作品。Brzozowska 說，替那些在自己國家沒辦法被聽見的聲音留下空間，不只是榮幸，也是責任。

Znak 出版社的 Ewa Bolińska-Gostkowska 帶來的是波蘭書市的數字，數字本身就說了很多事。波蘭將近 3800 萬人，只有四成在過去一年讀過一本書，但翻譯作品占了出版總量的三成，遠高於英美市場的 3% 到 7%。新書平均首刷不到兩千本，PIW 的中文與台灣文學作品也是從兩千本起印。數字不大，但兩位編輯都不拿這個當衡量標準，出版有時是為當下的讀者，有時是為未來的讀者。Ewa 舉了一本近年在波蘭賣翻的非虛構作品《Chłopki》（暫譯「農婦」），寫的是波蘭祖輩農村女性的生活，首刷同樣兩千本，最後賣了將近七十萬冊，沒有人能預料到。她的結論是：「出版一本書需要一個村莊，但做決定只需要一個人。」那個人，通常是一位愛上了某本書的編輯。「如果你把稿子寄給五位編輯，你會得到五個不同的答案。所以，永遠不要放棄。」

捷克的 Pavlína Krámská 做的事又不一樣。她為臺文館Literature from Taiwan書系編了兩部捷克文版的台灣現代文學選集，選文的邏輯不是按年代排也不是列名家，而是讓作品兩兩配對、彼此對話：白先勇六〇年代的同志書寫配上陳雪九〇年代的酷兒小說，看三十年間情慾書寫怎麼變；王文興的現代主義對上甘耀明的鄉土敘事，兩種截然不同的筆法面對「與死亡的遭逢」同一個命題。選集不只是入門讀物，也是一種觀點的表達。

➤不做翻譯書，卻整天在處理翻譯

輪到我的時候，我從一個看似矛盾的前提開始：慢工不做翻譯書，但翻譯無所不在。慢工的目標讀者從一開始就包含全球讀者，一本書出版的時候，有時甚至還沒出版，外語樣張就準備好了。近年我們會用 AI 做樣張，但一定註明是 AI 翻譯加人工簡單校對，僅供對方編輯理解內容，合約也明訂禁止用 AI 翻譯成書，並盡量要求審核譯者履歷。吃過幾次虧之後，我們也不再完全相信海外編輯交來的譯稿：英文、法文和簡體中文我會自己讀，其他語言抽選頁面，另外花錢請一位同時懂中文和該語言的譯者校對。海外版本做得好、賣得好，才有辦法繼續賣下去，全球市場對慢工的重要性跟台灣一樣，所以值得花這個心思和時間。

除了版權輸出，比較不容易賣出版權的短篇合輯，或本來就想直接跟全球讀者溝通的議題作品，我們也會自己找譯者合作做成雙語書。而慢工的原創作者除了華語圈的中港台創作者，還有印尼、法國、日韓，最近又多了烏克蘭，即使不做翻譯書，外語原文翻成中文的需求還是一直在。最複雜的一次是《緬甸，最後一搏》：原作者是法國人，我們用法文溝通、改寫法文腳本，我先簡單翻成中文讓香港漫畫家理解內容做分鏡，同時用英文跟原作者往來，再另外找法中譯者做精準的定稿翻譯，而這個計畫還有預算做英文、緬文和泰文版，所以又各自有法泰、法英、中緬三位譯者。一本書，好幾條語言路徑同時在跑。

翻譯怎麼成為連結，在慢工的兩本書上看得特別清楚。《來自清水的孩子》本身就混用華語、台語和日語，記錄台灣不同年代的語言狀態，漫畫裡甚至內建了一層「華語翻譯」來服務不懂台語和日語的讀者。英譯者金翎同時熟悉這三種語言，日文版譯者用家鄉四國的方言來呈現台語，而韓國編輯是因為追蹤日本出版社才知道這本書，立陶宛編輯則是追蹤德國出版社才看到它。一本書的不同語言版本之間，牽著許多意想不到的線。我原本特地託人從台灣帶了一本金翎翻譯的英文版到現場，結果前一天在會場被偷了，小偷還留下了中文版。另一本是剛在波蘭出版的《瘋人院之旅》，譯者 Aga 也在現場。這是台灣第一本得過文學獎的圖像小說，波蘭出版社很用心地找了厲害的譯者。我對這本書的譯本有一個很明確的要求：在地化和極度口語，書裡的粗話全部要夠在地。前一天的翻譯場次剛好也在討論髒話怎麼翻，而 Aga 的成品通過了我們以嚴格出名的審稿人、作家林蔚昀那一關。

短講的最後，我想講的其實是台灣在全球華語出版裡扮演的角色。因為出版自由和經濟能量，台灣早年就出版了大量馬華、香港、中國作者的作品，近年來自東南亞和中港的新移民，以及全球離散的華人創作者，更大量透過台灣出版社出版、跟台灣的編輯工作。慢工自 2025 年起跟「在場」平台合作舉辦全球華人紀實漫畫獎項並代理得獎作品，去年也出版了一匹魚談西藏的《過境》，加上春山近期的《家鎖》（譚蕙芸）、《代代》（沐羽）、《大景》（張贊波），全是香港或中國作者的作品。台灣作為華語出版樞紐的這個角色，是能被世界認可的一個特色，我覺得應該在國際場合更清楚地講出來。有意思的是，第一天大家對我還不太熟，也不太看漫畫，交流並不多，但短講之後所有人都很主動地過來打招呼、聊了很多。作者通常只能介紹自己，也比較不會從產業的角度去溝通；編輯一次可以講好幾本書，本身跟譯者交過手，也能和海外同行找到共鳴。在這類國際交流裡引入自製書的編輯，效果比我預期的好很多。

➤被看見的條件

三天下來，幾件事一直在腦子裡。Silvia 提到近年多以團隊方式翻譯，韓文版的《來自清水的孩子》也是四個人一起翻的，當時我非常擔心譯筆不統一，結果韓文版是唯一一個四冊同時出版的語種，出版節奏完整有力，也拿到了該年韓國海外漫畫的出版大獎。影視編劇通常是團隊作業，翻譯或許不需要一直維持手工業的型態。另一件事是譯者跟台灣的連結：很多中文譯者沒來過台灣，他們跟這個語言的關係來自作品，而這些作品不見得是台灣的。怎麼讓譯者跟台灣產生更直接的連結，其實就是在決定未來翻譯的品質，培養年輕譯者的時間點也應該更早，在他們還沒成熟的階段就建立關係，影響力反而更大。工作坊裡也有很多譯者同時在大學教書，其中一位跟我說，《來自清水的孩子》適不適合在波蘭出版她不確定，但拿來當教材絕對適合。校園可能是一條被低估的路。至於台語，現場已經有譯者在想要不要去學，如果有為外國人設計的台語課程，對他們理解台灣會有實際的幫助。

三天結束的時候，不同方向的對話匯聚成一個共同的認識：文學翻譯的效果幾乎不會馬上看見，它的價值也沒辦法用一般的尺度去量。沒有人預見得到韓江的軌跡，也沒有任何政策文件能保證一本小說會在某一年打動評審。機構能做的是創造條件，但無法擔保好奇心的降臨。文學始終保有它自身的自由。翻譯不取代外交，但它鋪設了一種基底，讓外交、學術、新聞報導，乃至最素樸的人的好奇心，得以在上面相遇。不是把聲量放得更大，而是讓那些原本不被聽見的聲音，有了被聽見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