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山巔就要下坡。人到中年，行到人生的中途。當人生是一台大巴士，你幾乎沒有一刻不感覺到自己正朝著終點站直奔而去。只是那終站叫做死亡。時不時聽到拉鈴刺耳的聲響，你身邊開始出現那些中途下車的乘客，後來你發現，和舊日朋友的再相逢，要不是在其他人的葬禮上，要不就是在對方的葬禮。面對人事的乍離乍合，永久不見，看著後照鏡裡那親愛之人拎著行李隨站牌緩緩遠離你視線，身邊是一個又一個空掉的座位，接下來，換誰了呢？

中年是減法。是人生越來越重了，可是擁有的越來越輕。心裡總莫名的空。劉梓潔短篇小說集《再生》是中年的群像，那裡頭誰不談過幾場戀愛？可能還結過幾次婚，也就離過幾次婚，愛過幾個人，也愛錯幾個人。去過一些地方，發生很多事。「而我生命裡那個人死掉了。」……

我訪問過法國小說家菲利普．克婁代（Philippe Claudel），我問他，小說怎樣吸引人？他說，「噢，這不難，只要讓小說開頭死掉一個人就好了。」我又問，「那如果這樣還不能吸引讀者呢？」Well，他神祕一笑，「那就再死一個。」

死亡為什麼這麼好看？畢竟，誰不愛看戲劇化？而戲劇化之所以成立就在於極端對立。死與生對立。終結與開始對立。所以死亡的故事總特別吸引人，又怕又愛看。《再生》顯然很懂這點。畢竟劉梓潔是導演暨編劇，豈止死亡，《再生》多得是這樣極端對立造成的戲劇化。

小說可以從人物設定開始就很愛極端對立，例如，是男生卻叫女生的名字，是女生卻叫男生的名字。以及，人物們的愛，各篇小說連起來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性別連連看：男同性戀。女同性戀。無性戀。年下攻。約砲配對……

於是，便可以設計極端對立的戲劇化情境：像把同志塞到一個傳統婚姻或是傳統家庭裡（男同性戀和異性戀結婚。同性戀金孫邊約炮邊參加大家庭至親葬禮），或讓最可能擦出火花的，卻悶聲不響，就讓旁人在喊燒（兩個GAY相約又獨處卻只是去旅行。或一男一女隔一張床，只是互相摸自己，一種神交？）

而還有什麼比死與生更戲劇化？集中收錄９篇小說，篇篇有死者。死不夠，還要有幽靈，人鬼共處一室。死vs.生。多元成家vs.傳統社會大家庭。人vs.鬼。近vs.遠。兩兩對立造成戲劇化，如此極端的設計，讓別人寫，肯定請盛竹如配旁白：阿公眼鏡髒，太太看成娘，指著紗窗說，藍色蜘蛛網。但劉梓潔繼續寫，偏變成侯孝賢的長鏡頭，意味深長，只看見人物越走越遠。真正的極端，都發生在鏡頭外。

➤在生與死之間，不是解放死，而是解放生

易言之，《再生》有極端的設定，但劉梓潔卻不讓情節有極端的發展。

以死與生為例，小說家示現的是，死亡不是終點。於是小說裡的故事都從死亡開始。可是，死亡也不是起點——畢竟，在死亡發生之前，故事裡的一切就發生了。只是死亡提供一次機會，一個系統性的盤整。

《再生》中，人可以是幽靈。要不靠一個遙控器再次和你相遇，或可以透過手機聽到聲音。再不然活人可以進入死者的畫中。那意味著，死亡不會讓一切從此被決定。而活著，也不再那麼絕對。你會撞鬼。而人則能被神附身。彼此之間以為斜斜地走遠了，但有一天忽然又相遇。

諸篇小說有衝突點，卻不去道盡。並不一定要真的讓故事發展到那個極限，小說家這樣設計，刻意到讓你以為有，也只是點到為止，反正你自己會去聯想。小說裡鋪陳的，反而是角色們交會時互放的光亮，人與人的邂逅，那個過程機變百出，幽默和痛苦並陳，竟是從那裡殺出一條感受的新途徑，也從那裡走出角色的活路來。

當死不是終點站，意味死不是生的對立，而告別也是會再見，劉梓潔是寫小說的老司機，但《再生》露一手的不只是小說技術，而是世界觀，乍看逼到盡頭，屁啦，阿尼又被掛掉了。總有一個掛點。總有一個是同性戀，要不不再相逢，要不愛錯人，反正一開始話就被說死了。故事沒戲，關係沒門了。但原來後面還有。你以為他看透了在探底，但其實是拉大邊際。

從這方面來看，《再生》是台灣小說的朝馬客運站。對一些乘客而言，朝馬站是起點，對另一些人而言，朝馬站是終點。但實際上，朝馬站全名朝馬轉運站。他不是開始，也不是終結，恰恰是「在中途」。生與死不過都在轉運站裡兜兜轉。劉梓潔以小說擴大了存在的邊際。

於是，《再生》不是解放死（畢竟，死是終極的解放）。而是解放生。

《再生》也解放了當代小說。他提供幾個擴大小說腹地的技術活兒供書寫者參照。首先，他的人物非常飽滿。你可以說回到19世紀那種寫實主義傳統，建立人物，發生事件。但其實那該更偏近現代電影的故事塑造，好的人物支撐起整體故事。先讓英雄救貓咪，務求角色能再生。

小說集中諸篇起筆總是一個近景。一個正在發生的事件。然後拉回去，介紹和概括人物。劉梓潔知道什麼時候表演，什麼時候敘述。他好會寫人，他的人物有時讓你覺得是隔壁的乘客，對，巴士上就一定有這麼一號人物，有時候讓你覺得那就是自己。

當建構起人物後，按照小說教條，性格決定命運，你知道這個人，他的個性將影響他的決定，接下來不停往下攻的故事，將有一個必然發生的什麼——對。你已經看過太多，不管是人生，故事還沒繼續，結局似乎已經決定，也就是說，還沒往下讀，你已經知道後面要發生什麼了——那就是套路的出現。情節會被人所料。那總叫許多讀者按下手上遙控器快進。

➤所謂的輕，須透過折射和偶然一瞥，才能一刀斃命

劉梓潔又想出一個天才解方。不知道那是不是也受到影劇訓練？是的，那就是再加入一個人物。一個不夠呢？那就再一個，於是，對手戲，三人行，四健會。每當小說小標題添入另一個人物。又拉出一個視角。於是，人物成為彼此的朝馬轉運站，小說中每多出一個飽滿的人。便又有另一個掙扎。有時候對應主題，有時另有所圖。

小說透過冒出頭的人物不停辯證主旨，拉開討論空間，於是可供書寫的腹地就變大了，而命運的必然，或故事的既定軌道被這敘述的多頭馬車一搞，忽然有了更多可能，讀者會被迷惑，被帶偏，轉移視線，但又屢屢被小說家神來一筆拉回主幹道——我他媽的剛剛都經歷了什麼——回頭一看，一個有景深的世界在你面前展開。而我覺得，那就是自由。寫作者的自由。還有，閱讀帶來的自由。

也許劉梓潔實踐了卡爾維諾《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中的比喻，關於輕，柏休斯透過盾牌中的鏡像殺死梅杜莎。直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物實在太重了。重到看一眼就會變成石頭。而所謂的輕，往往必須透過折射和偶然一瞥，才能一刀斃命。他是這樣寫小說的，這是劉梓潔的小說活兒，《再生》也就讓小說活了。

對了，柏休斯殺死梅杜莎後，從梅杜莎的血液中，誕生出了能輕盈飛翔的飛馬佩加索斯。《再生》則是這樣凝視死亡的，重重落下，又輕輕提起，於是讓我等中年人集體又能再活一次。天馬從此成朝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