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電影《亡命機劫》敘述因為兄長轉投北韓成為軍官、故備受南韓社會與人民歧視侮辱傷害的底層人物，入獄後因母親活生生餓死，於1971年憤而效仿兩年前（1969）的劫機案，投奔北韓。這部真實事件改編電影教人有痛感的是，1969年劫機事件中，那些被北韓釋放回南韓的乘客們，一方面受盡北韓囚禁虐打留下悽慘創傷，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國家被疑間諜、共產主義者，遭受監控與欺壓，更是難以甩脫的生存陰影。

這樣因國家機器暴力、政權意識邪惡造就的恐怖人性悲劇，並不罕見，臺灣有228事件、白色恐怖時期的威權傷害，中國文革以降至今更是五花八門、手段凌厲殘酷。時代的惡靈，導致無數亡魂與生者零丁彳亍、孤野苦遊、無處發聲。而臺灣原住民持續被數種政權鎮壓，相比漢人本省與外省之爭，更是難以回天之傷。正如同生存於漢人國度罅縫之間的中國回族，記述清朝政府殘暴迫害歷史，也只能暗自以阿拉伯、波斯文留下守密之書《熱什哈爾》。

著名的1986年湯英伸事件，引起《人間》雜誌關注，以結構殺人說，開啟了社會關注與重視，原住民運動打1980年代逐日擴張成形。唯正本清源來看，原殤當然不是自彼時始，往前推及日治、明鄭、荷蘭政權，皆有史實紀錄對原民的暴力施加。國民政府的白色恐怖，復又疊上漢人社會對邊緣原民的漠視，導致關係日益冰凍化。

利格拉樂．阿𡠄奮力不懈追索各類證言而完成的《隱隱微光》，十足醒目清心地從臺灣社會極角落的原住民視野去看政治犯、受難者及其家屬之恐懼無邊、憂鬱暗黑，畢生存活於濃厚陰影下的慘烈現實。

➤白色恐怖裡的原住民身影

白色是最恐怖的顏色。權力進入部落山野所打造的人性真空，更是令人睹之夢斷魂勞、黯然神傷。諸如：

「我帶著父親的骨灰，到被調派的各個學校裡報到，從來不讓他離開我的身邊……」

「自己家族裡有剛成年的女孩兒，就直接遭到指揮所中的軍官到家中拜訪，拿出槍擺在桌上，要女孩兒選擇跟自己走，還是選擇讓軍官一槍斃了父親。」

「從我父親出事後，我就不接電話了，我怕被監聽，我也不隨便書信往來，怕成為入罪的證據，和我們家相熟的人都知道，有事情就自己上門來談，不熟識的人那就更不需要交談了，誰知道那是不是情治單位派來的人？」

「情治單位在部落裡散佈各種謠言，我只好將父親的骨灰罈藏在家裡的神龕下，這大概是我身為人子最大的不肖吧！」

乃至於在成堆泡福馬林滿池屍體翻找，只為了尋出被槍決的父親遺體。

若然僅止於事實描繪，不過就是述難講苦之書，但利格拉樂．阿𡠄更進一步地闡論：

「熟悉原住民族社會運動的人，常常將原運的起點從1980年代算起，事實上，我卻認為原住民族運動，實則至少要從1950年代起跳，當時倡議民族自決的前輩們，甚至因此付出了性命與鮮血。」

「噤聲下的部落，記得的是無所不在的眼睛與耳朵，為了自保，對於政治只能逐漸冷漠，於是流諸外界的評價，變成原鄉是一塊推不動的藍色鐵板，似乎異聲永遠也抵達不了部落，卻不知道這片土地上流淌過多少血液。」

種種深刻的思維、綿密的同理，使得《隱隱微光》不是檔案資料彙整，而是充滿了閃亮的人性之光，如村上春樹那本「不讓深沉黑暗的故事無止境地擴展下去」、「一定要在日光下生存下去」的《地下鐵事件》。

所以說，真正重要的不是對邪惡的懲罰與真相的追查（但仍然是必須，否則教人如何信服呢），而是溫柔善良。這其實是最難的事，人得要讓自己堅守人性底線，不動搖不屈服，始終保持深刻的自覺與對世界的多樣性理解能力。

➤讓故事從陰影站到日光

利格拉樂．阿𡠄感嘆於「有些人、有些故事被永遠的遺留在原地」，不願輕易擲忘任何原住民前輩的苦難。但同時她也柔軟地記錄著受劫者的餘生心聲：「希望碰到採訪的時候，大家能夠把焦點放在我們如何爬起來，努力地靠自己的能力生存下去。」

從濃厚的陰影下，站出來，站進日光裡，無所畏懼地活下去，仁慈且自豪，那才是一個人活著本來就該賦有的姿態。

利格拉樂．阿𡠄投注於文字中的同情同理，正是這本書的價值所在。一如張惠菁《與我平行的時間》寫過的：「一個好的探索者，不會瞧不起這個世界。世界的複雜就如你一樣，如你的文字一樣。不要害怕看見那複雜（相信我，有時人確實是會怕的）。即便是在描寫痛苦，我們也有可能是好奇的，甚至是帶著敬謹之心的。有時起點是描寫自己的痛苦，卻中途瞬目，看到旁人的痛苦，而意識到其他，而忽然立體起來。一個好的探索者，是一個不拒絕這些可能的人。」

正義可能會遲到（也許經常是緩慢抵達），但應該不會永遠不到——這是身為人類所能擁抱的最佳信念。正義不在於符合時代的正確性，過度急躁的正義往往通向誤解，甚至親手製造出邪惡。正義是日復一日堅定地維護自身的善良，正義是溫柔地理解他人之痛苦。

在人性幽冥與人性光采之間，我們可以有所選擇，不是命令、逼迫他人成為更好的人，而是讓我們成為更好的人。由內在燃燒生光遍布日月明，自決擁有更美麗的心靈，深邃地蕩漾，在時代的一角裡，爝火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