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多前（2022年），一群性產業工作者在「濕地venue」舉辦了「歡迎光臨，第一天上班嗎？」展覽，位在林森北路的展場展示著她們設計的服裝。珍珠、水鑽、亮片，這些服裝如傍晚後林森北路店家、路邊攤掛起的衣服一樣華麗，只不過包臀小洋裝上貼滿了白色的手，小禮服上面印著骰子的圖案，還有一件開衩長禮服，上面掛滿印著「腿開開賺爽錢」、「沒腦袋沒技術」、「不覺得自己很賤」的布條。

展場一角，她們甚至搬來了鐵皮置物櫃和KTV裡常見的長沙發，椅背上掛著假髮、桌上凌亂擺著喝了一半的手搖和菸灰缸。策展團隊成員在展期間排班，歪斜躺在沙發上滑手機打「傳說對決」。我在展場晃來晃去，就像是穿越到活生生的酒店後台，她們把自己當作展覽的一部份。

她們在展覽時扮演了展場的道具，上檯時扮演起客人慾望的對象。她們先是原生家庭裡的一份子，再來是工作者彼此的夥伴，化妝後是在酒杯與歐西波哩（おしぼり，熱毛巾）間拚搏的公關小姐，最後才是她們自己。日常裡的她們，又要扮演誰的女兒、誰的母親、誰的女友呢？

「酒與妹仔的日常」是她們經營了10年的粉絲專頁，也是她們2年前成立的協會名稱。

早些年，性產業工作者大多做為文學的辛香料而出現在書中，或者在學術論文裡做為產業鏈中的工具、社會管理的對象。近幾年，開始出現非酒店公關的性產業工作者書寫的職人自白書。即便在社會眼光下都被稱作「做八大的」，但不同類型的性產業中，勞動環境影響人與產業文化的互動，各自風景是截然不同的，這本《酒與妹仔的日常》，即是以台式酒店做為最主要的背景。

本書以酒店公關紅湄從家庭關係為敘事起點。做為心理諮商工作者，我早已習慣收到社工的轉介單──高風險、脆弱家庭、親密關係暴力……好像用這些看似中性的描述就可以不帶濾鏡的靠近她們。然而在書中，無論是紅湄的自述，或是她講姐妹的故事，其真實坦率的程度，彷彿她就戴著假髮坐在面前，那些故事甚至還飄散著菸味。

沒有社政系統裡的歸類或標籤，也沒有身心診所裡的診斷，故事裡的她們就活在家庭經濟的重擔下，活在姐妹夥伴彼此的照顧裡，活在容易讓人失序的工作環境中，同時活在不知道還能不能對明天抱有期待的迷惘裡。這些故事與觀察比轉介單更真實、更能讓人貼近她們。

幾年前，有個社工聯繫我，說有一個個案是在林森北路工作的酒店公關，因為聯繫不到個案本人，聽聞我有接觸酒店的管道，想問我可不可以幫忙尋人。我問社工手上有什麼資料，社工報上了名字、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有沒有工作的名字？哪家經紀公司？或是在哪家店？」社工說沒有。我在電話另一頭很無奈地說，在林森北路，用本名是找不到人的，就算有身分證字號也一樣。後來我還是不抱任何期待地詢問組織裡的朋友，想當然爾，不可能找到這一個人。

終於掛上電話的那一刻，我想著，酒店公關的生活是極度封閉的，她們的本名和花名對應的正是兩個或多個互不相連的世界，長期穿梭往返在不同世界的酒店公關，也是在不同的身分間轉換。

身分與身分之間，在社會對性產業工作的汙名與特殊的工作環境與人際關係下，大多是互斥的。酒店公關可以是媽媽嗎？做酒店公關的女兒又和她的原生家庭有怎樣的關係呢？她們時常被其中的矛盾與衝突撕裂。即便紅湄在書中試著展現酒店公關的多樣面貌，卻也不迴避社會對於性產業的想像對公關小姐帶來的影響。

而《酒與妹仔的日常》則是試著將酒店公關的各種面向重新組合成一個真實的人。這份真實來自她們的情感、行動，也包含她們的傷——對社會大眾來說，酒店陪侍工作的工傷是難以想像的，包括為了增加勞動條件的長期美學勞動，及情緒勞動所影響的身心狀況，還有性化的服務讓酒店公關極易曝露在性暴力的風險下。

在《酒與妹仔的日常》中，有一大部份的書寫正是由這些傷所串起來的。也正是因為這些傷，「酒與妹仔的日常」從辦講座、辦展覽來讓社會更看見、瞭解她們，並在新冠疫情時期籌募物資、協助姐妹申請停業補助，甚至組織自己的工會和協會。她們自己負著傷，從等待受助者變成組織者、倡議者。

認識「酒與妹仔的日常」的幾位組織者已經是近10年前的事了，當時與還是酒店公關的她們一起討論酒店公關業的社會污名與勞動安全。10年過去，這本《酒與妹仔的日常》讓她們說出自己不再是等待被矯正、被獵奇的對象，在她們化起妝、戴上假髮、巧笑倩兮說聲「老闆好～」之外，持續提供酒店公關姐妹支持與協助，串聯對性產業友善的團體，更勇敢對社會發聲，提倡勞動權益……

她們依舊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