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心靈工坊再版了柄谷行人的《帝國的結構》，邀我寫推薦序，我想不要在序言裡「劇透」，讓讀者自己品嚐這本野心龐大的鉅作，因此不贅述這本書的理論部分，而是直接提出我認為台灣人應該讀柄谷行人的三個理由：

➤一、以「帝國-亞周邊」的交換模式來重新理解台灣史

這本書提供了我們一種新的觀點來看世界史的發展：創新時常發生在「帝國的亞周邊」。所謂亞周邊，不同於「周邊」，周邊是直接被帝國控制，但亞周邊是「一方面與中心隔離，一方面卻又足夠接近，可以接受中心的文明傳播」。

換句話說，處於帝國的亞周邊，反而能夠佔據優勢，能選擇性地汲取帝國的好處（請注意，柄谷筆下的帝國並非貶義詞，他反而認為近代以前的帝國其實有許多優點，應該在未來被重新復興、回歸，即交換模式D）。例如，古希臘之所以能發展出民主、繁榮的文化，並不是因為他們比較高等，反而是因為他們比較「落後」：沒有成為當時高度文明的波斯帝國的一環。這讓古雅典人一方面可以汲取波斯帝國的好處，像是帝國的兼容並蓄文化、發達的商業，但同時又可以跟帝國保持距離，保有創造力，不被直接控制。

同樣地，中世紀的威尼斯、義大利城邦為何能發展出繁榮的商業，最後出現文藝復興？因為他們位於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的亞周邊，蒙古帝國建立了橫跨歐亞大陸的通商圈，讓最新的資訊、商品可以流通，例如中國的四大發明就是在這時期傳播到西方。最後，柄谷還舉了日本的例子，日本一直處於東西方帝國的亞周邊位置，在隋唐時期，引入整套中國的制度；在明治維新時期，又再引入一整套歐美制度，但是日本又跟這些帝國保持足夠的距離，所以雖然面臨外來壓力，但仍未被殖民。

從這種亞周邊的觀點來重新看台灣史，應該會帶給我們不少的啟發。例如，我們知道台灣的科技產業史可以追溯到二戰後台灣成為美國重建援助計畫的國家之一，台灣當時算是在技術核心的美國的亞周邊，這讓台灣可以一方面獲取核心的技術，同時又有一定的自主性改造技術、研發創新，近期鄭芳芳的《科技造浪者》（2025）就重構了這段戰後史。

但是，近年台積電赴美設廠與人才外移的爭議，反映出台灣已不再處於亞周邊的位置了，而是成了全球資本主義分工鏈的核心，已經進入了「晶片帝國」的一環。這個轉變雖然看似是一種地位提升，卻也讓台灣的自主性大受影響，必須在美中爭奪霸權地位的競爭中找尋生存空間。這正是近年一直困擾著台灣公共辯論的問題：要成為中華帝國還是美國帝國的一環？

柄谷行人的亞周邊理論給我們的一個提醒就是：亞周邊國家的優勢，恰好就在於他可以選擇不成為帝國的一環，而可以走出自己發展的道路，如果它自己沒有也走上帝國主義的道路的話（雅典後來發展的提洛同盟控制其他希臘城邦、日本後來走上了軍國主義殖民其他亞洲國家）。

➤二、找回被邊緣化的台灣主體性

這本書的另一個亮點，是打破過往理論的西方中心論，指出許多看似西方的帝國制度，其實有東方的起源。例如古羅馬的萬民法，其實是借鑑波斯帝國的產物。或是萊布尼茲擔任官員，為神聖羅馬帝國辯護時，就以中國的清帝國模型作為模範。柄谷的做法其實呼應了近期社會科學界的有趣轉向：從全球史、跨國影響的視角重新看世界。許多在歷史上被邊緣化的國家可能反過來改變帝國核心，展現小國的能動性。

讓我舉個台灣史的例子。我們大家都聽過日本殖民時期磯永吉在台灣培植出所謂的「蓬萊米」。1918年日本發生米騷動，為了強化帝國的自給自足，日本人開始在台灣、韓國、北海道地區嘗試改良米的品種，1920年代開始在台灣做一連串的基因育種，1929年在第65號實驗田成功做出「臺中65號」，也就是蓬萊米。

二戰後，美蘇冷戰時期，美國在1960年代利用「綠色革命」來對抗蘇聯的「紅色革命」，科學家諾曼．布勞格（Norman Borlaug, 1914–2009）在墨西哥透過基因改良培植出了高生產力的穀物，後來在東南亞國家大規模種植，拯救數千萬人免於饑荒，這讓布勞格在1970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但是，根據歷史學家藤原辰史的研究發現，其實綠色革命有一個亞洲起源：當時布勞格用來基因改良的母種是源自日本的小麥農林10號，更重要的是，當時養活數千萬人的「奇蹟米」IR8其實是由台灣米種「低腳烏尖」（DGWG）改良而成的，1960年代由台灣的中研院院士張德慈引介到菲律賓國際稻米研究所（IRRI）。也就是說，1960年代西方綠色革命其實有一個亞洲起源，就是在台灣的米實驗，只是這個起源被遺忘了，只剩下西方人留在史冊上。

舉這個例子是希望讀者可以注意到，曾經被帝國壓迫的國家，不是只是擔任被強國決定的被動角色，也可能成為改變歷史、推動歷史的角色，只是這些影響力時常被主流的論述給忽視、掩蓋。在柄谷的理論框架中，他時常強調被西方學界忽視的東方影響力，但是東方也不是一體的，東方內部也總是有佔據支配地位的大國跟被支配的小國，做為台灣的讀者，這點可以在閱讀時放在心上。
 

➤三、從亞周邊朝向更高的普遍性：永久的和平

這幾年國際社會一直議論著，如果中國攻台，美國、日本加入戰場，那麼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會發生。我們這個世代的人必須面對的問題，就是戰爭與和平。這本《帝國的結構》其實就是在思考未來可能會發生戰爭而寫下的。

柄谷從世界史的交換模式發展A、B、C、D來看待戰爭。人類最原始、根本的交換模式A是這樣的：好朋友請我們吃一頓飯，我們會說：下次換我請你。是什麼力量驅使我們這麼做呢？ 是「互惠」的力量。如果不照著這股力量行事，我們會覺得沒有人情味，但如果細問，我們其實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這種神祕性，讓柄谷晚年稱它為「靈力」。

國家出現在人類史上後，帶來了交換模式B：人民提供國家稅收，國家提供人們保障、福利。照理說，交換模式B的出現應該會避免戰爭狀態，至少這是霍布斯的看法，但是從歷史上看並非如此，國家掌握權力後，反而時常不顧民意發動戰爭，因此，許多反戰的不合作運動會以拒絕納稅來抗議，就是交換模式B的體現。

接著世界史發展出了交換模式Ｃ：從商品交換展開的資本主義。啟蒙時代的許多哲學家（亞當斯密、康德、黑格爾）都認為，世界各地只要有更多的商業互動就有助於遏止戰爭，因為商人想要做生意，當然就不能打仗，換句話說，交換模式Ｃ能夠抑制交換模式B的問題。但是，歷史又證明了啟蒙哲學家的這種想法太過天真，資本主義為了追逐利潤，導致各大列強競爭，反而帶來兩次世界大戰。

柄谷的這本書其實就是在思考：如果交換模式A、B、C都無法遏止戰爭，人類社會有沒有可能進到一種交換模式D，來阻止戰爭發生？這個交換模式D是什麼呢？柄谷認為是交換模式A在更高層次上的回歸，也就是類似互惠，但不是像原始社會的那種小規模社群的互惠，而是全球規模的國際互惠，這點可以在兩個地方找到可能的答案：宗教與哲學。例如，世界上的普遍宗教（例如基督教、佛教），都會強調全人類的共同救贖、遠離痛苦，這是超越民族國家的境界，是區域性的社會運動無法達成的。

「而在哲學史上，康德曾經構想過「世界共和國」，他認為世界的永久和平，必須建構在一個「自由國家的邦聯」（foedus pacificum），這個共同體的目標就是要避免戰爭的發生。」一戰後的國際聯盟、二戰後的聯合國，其實都參考了康德的這個理想，然而，這些國際機構卻沒有為世界帶來真正的和平，因為他們並不具有對大國的實質約束力；相比之下，在歐洲境內具有執行力的歐盟也許是比較接近康德理想的機構。

這套交換模式A、B、C、D對應的，恰好是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哲學／神學，這四個學科。雖然交換模式D仍然是未知的可能，柄谷還是提供了我們一點想像：如果世界上某個霸權大國，為了邁向和平而釋出善意，主動放棄武裝軍備，這就是一種給人類共同體的「贈與」，其他的大國要如何還回去、達成互惠？撤除自己的武力。柄谷舉的例子是日本的憲法第九條：放棄戰爭、禁止維持戰力、否認交戰權。

不管是哪個大國，都必須先改變自身的帝國主義結構，才能加入國際共同體，否則只會變成新的征服者，像是二戰時期的「大東亞共榮圈」。因此，近年來台灣社會爭論的「備戰VS.反戰」問題，在柄谷這裡得到了一個康德式的回應：反戰人士真正應該反對的是大國所持有的武力，因為那才是帝國主義威脅國際和平的根源，而非要求反帝國主義的小國去除武力（先成為主動贈與的一方）。

總而言之，柄谷的立場可以稱作是一種「康德派馬克思主義」（Kantian Marxism），一方面希望揚棄「民族—國家—資本」的三位一體（馬克思的立場），一方面希望建立「世界共和國」（康德的立場），這樣才能走向永久的和平，為了達成這項計畫，他認為我們必須去構想交換模式D。我想，這本書談的內容絕不只是理論家的課題，而是處於戰爭與和平的關鍵位置的台灣人都應該思考的問題。恰好是因為這是台灣人的生存課題，是台灣人共同努力的方向，所以當我們在思考這件事情時，可能會提出連柄谷行人都意想不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