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在英國倫敦的帝國戰爭博物館（Imperial War Museum）一角，為上世紀60至90年代北愛爾蘭問題的歷史所吸引。現場展示的英軍裝甲車、文宣、臂章等物品，充分呈現了當時衝突的血腥劇烈，以及各方情緒的巨大張力。為了更瞭解這段歷史，後來我拜讀由《紐約客》撰稿人派崔克．基夫（Patrick Keefe）的《什麼都別說：北愛爾蘭謀殺與記憶的真實故事》（Say Nothing: A True Story of Murder and Memory in Northern Ireland），深受這段悲傷歷史所震撼。最近很高興得知，這本全球獲獎及入圍無數的北愛爾蘭問題必讀作品，終於有了中譯本供台灣讀者親炙佳作。

愛爾蘭經歷了20世紀初期長年的爭取與武力奮鬥後，終於在1921年與英國簽定《英愛條約》，確認愛爾蘭島分為南北兩部分，南方建立了一個接近獨立的愛爾蘭自由邦，北方則繼續留在聯合王國的統治下。1996年由連恩．尼遜（Liam Neeson）主演的電影《豪情本色》（Michael Collins）即涵蓋了這個時代背景，也呈現愛爾蘭內部對於《英愛條約》的正反態度而引發了內戰。主導簽署條約的愛爾蘭國家運動重要領袖麥可．柯林斯（Michael Collins），因此悲劇性地死在自己同胞槍下——對部分愛爾蘭人而言，柯林斯支持的條約是不可原諒的妥協，也背叛了愛爾蘭的獨立大業。

到了1960年代末期，聯合王國統治下的北愛爾蘭地區緊張程度日益升高，天主教徒為主的愛爾蘭民族派（Nationalist）民權運動幾度遭擁護聯合派（Unionist）思想的激進組織暴力打擊，介入處理的軍警則被認為不公平地偏袒新教徒，因而使得「臨時派共和軍」（Provisional Irish Republican Army）脫離老「愛爾蘭共和軍」（Irish Republican Army）團體，向北愛爾蘭政府與軍警發動武裝抗爭，全心爭取南北愛爾蘭的統一。對於臨時派共和軍的年輕人來說，老一輩的妥協和平手段已證明無用，權利與統一必須要依靠戰爭暴力才能得到，而他們被軍警逮捕時，也都堅持自己應該被當作政治犯，而非一般的罪犯。

直至1998年簽署《耶穌受難日協議》，北愛爾蘭衝突總共造成超過3,500人死亡、47,000人受傷，其中有許多是英方軍警與各派系武裝人員，但也有不少無辜的民眾。這段衝突對於北愛爾蘭人生活造成各方面的影響，有興趣的讀者也可參考影集《北愛少女》（Derry Girls）。

派崔克．基夫記述了這段悲傷的歷史，其書《什麼都別說》充分呈現了北愛爾蘭問題的複雜性與重層性。本書以寡婦珍．麥康維爾（Jean McConville）被臨時派共和軍綁架謀殺的案件，以及曾參與倫敦炸彈攻擊的臨時派共和軍戰士桃樂絲．普萊斯（Dolours Price）的一生為主軸，鋪陳北愛爾蘭各種深刻的歷史議題。

譬如，在臨時派共和軍的武力抗爭模式與北愛爾蘭地區的社區劃界中，我們看到臨時派共和軍如何在天主教社區中如魚得水，藉由同情他們理念、也同樣憤恨英軍騷擾的鄉親協助，得以多次驚險地躲避政府追緝，或得到關鍵的軍警動態情報。然而，緊密相連的社區共同體，也導致了不同政治立場或宗教身分的人很容易遭到排擠、懷疑甚至暴力相待。珍．麥康維爾因此受害，10個兒女被迫孤單流浪、遭遇淒慘，街坊卻不聞不問，甚至覺得他們罪有應得。

書中也描寫了英方軍警如何活用在肯亞茅茅起義（Mau Mau Uprising）等海外打擊非政府武裝組織時所學到的經驗，去策反臨時派、布局眼線，甚至夥同親英的聯合派武裝團體謀害民族派人士。而由於臨時派共和軍也積極反制，當中產生了諸多遊走各方的雙面、三面間諜。

不幸的是，在此過程中，臨時派共和軍為了確保組織安全，刑求甚至殺害部分被懷疑為政府眼線的同袍。由於這些事件都沒有公告，外界也只能以「被消失了」來稱呼這些人的遭遇，許多受害者家屬也不敢聲張，只因畏懼被臨時派共和軍暴力報復。部分臨時派成員幹這些事情卻心安理得，但也有許多人得不斷嘗試說服自己這是「必要之惡」，或是在多年後因備受良心譴責而內心陰鬱不已。後來桃樂絲．普萊斯對於槍炮攻擊等暴力手段的態度即有所轉變，其親姐妹瑪麗安卻仍相信，暴力是追求目標時最具正當性的手段。

本書相當有意思的是，由於作者選擇長時段敘事，讓我們得以一路觀察臨時派成員從參與武力鬥爭、策劃恐怖攻擊、發動絕食且寧死不從，到部分領袖最終選擇以新芬黨（Sinn Féin）為政治載體，與政府進行妥協談判的曲折道路。

在此過程中，有臨時派共和軍領袖選擇切割、堅決否認自己曾參與武裝抗爭的歷史，以獲得主流民意的認同；然而，其他因絕食而身體健康大大受損、或參與抗爭而入獄多年的戰友，卻有許多因此感到被背叛，認為《耶穌受難日協議》根本就是一個放棄愛爾蘭統一理想的妥協，而自己過去數十年所受的苦難及染上的血腥，都失去了任何意義，只成全了少數民族派體制內人士的政治經濟利益。

這種失落感，讓部分人士不願再堅持「什麼都不說」的組織信條，選擇投書媒體或撰寫文章，來反駁新芬黨想要鞏固的運動歷史敘事，或向由美國波士頓學院（Boston College）推動的北愛爾蘭口述歷史計畫訴說個人參與運動的回憶。無論是何種方式，這些出聲的嘗試，有些帶來檯面上人物擁護者對出聲者的暴力侵擾，以致他們被迫帶著家人流浪離鄉；有些則引來了臨時派手下暴力受害者的家屬與政府軍警注意，他們扣下這些錄音和文件來進行刑事犯罪的追究。

這些持續至今的發展，也只是再次證明美國越裔學者阮清越的這句話：「所有戰爭都會打兩次，第一次是在戰場上，第二次是在記憶裡。」北愛爾蘭問題的起伏所帶來的心理創傷和記憶鬥爭，至今仍未畫上終章，甚至近年英國脫歐對英愛兩國所引發的一系列政治紛擾，恐怕只會讓難以完全放鬆的北愛爾蘭人，再度開始擔憂和緊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