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愛情荒謬記事始末:讀長篇小說家何致和,以及《地鐵站》

2021-12-28 11:22

(圖片來源:Unspalsh/Peter Bosch

小說家何致和繼《花街樹屋》後,睽違9年近日即將出版長篇小說《地鐵站》,由跳軌事件揭開序幕,細膩刻畫在地鐵站舞台上往返於生與死軌道之間的眾生相。

在隧道盡頭出現的亮光,究竟是希望的顯現還是更黑暗的絕望?小說家高翊峰以專文為序,從何致和最新小說溯及早前多部長篇,析論精闢深入。本刊特此節錄其中菁要,供讀者一睹為快。

《地鐵站》的主人翁葉育安,一位中年的父親,一位已被愛遺棄的男人,他有三種不同領域的可能愛人:失智的母親、怨他的女兒、妻子以外的另一個非愛女人。這三者,也是愛人的耗損。如此愛的敘事,最難為的是經營看似簡單的事件。因這些事件,逐步也逐一地,讓關係質變。

這些微量的變化,過於日常,而被忽視。在忽視之中,有真實的一頁,人的愛情剛誕生,或許,正在發生之中。於是,徘徊於《地鐵站》的愛,不再是躁動的一頁。不論站內站外,月台上月台下,都涉及更為複雜的生命記事。

特別是這位處理跳軌自殺的運務管理課主任,他,一個中年男人,有什麼值得祂垂憐的存有?我個人的觸動,如同一個逐漸靜默下來的男人與尋找南方一隅的候鳥,男人與候鳥,兩兩之間,存介著季節。等待候鳥的男人,久久端持望遠鏡,不單是為了看見季節,也為了確認候鳥的抵達,以及不論季節的時光如何變奏,候鳥沒有消逝,凝視也依舊。

凝視故事本末,不單有一被愛遺棄的中年父親,雙線敘事視角的另一位女兒,也是願意為愛委身的人。中年父親與青春女兒,特別標示身分與不同年歲之後,才能在地面之下、轉運生命的站口,遇見《地鐵站》裡角色的真實功能:一位幾乎撲空了一切的男人,一位只等到了徒然的女孩。

撲空與徒然,是《地鐵站》捕捉到的兩種抽象意義。

作者有意讓它們躲藏,而它們的隱藏,就在路徑旁的矮草叢裡,靜置之後不難發現。我想,凡能長時間有愛於小說的寫者,都愛惜躲藏。躲藏,於小說敘事,時常是透過幽默這個引子,最後再由試著微笑來揭示。巴赫金談論笑的理論問題時,也引述了史賓諾沙所描繪的:「笑,標示著所有努力都枉費而一無所得」。小說裡,理想的笑,該是無聲的,微小的,只存在於嘴角之外。於是,我們發現笑的背後藏有枉然無所得。當然,巴赫金沒有停留在笑,進一步申論的重點,轉身為一無所得的「得」的辯證。若真是一無所得,如何引來真實的笑?我們隨後測得了笑的意義,能是卓別林那種在幽微處的哀傷,也能是狂歡節日之後的憂愁。

《地鐵站》的哀愁,展現在徒勞之後,是懂得幽默的荒謬——在跳軌自殺的的氣氛裡,滋長愛情的發生。若非如此,我們不足以體會《地鐵站》中「防治跳軌自殺」的所有預防性企劃,如此慌慌忙忙,如此紛紛擾擾。之後指涉的,依舊是恆定不變的嚴肅議題:人,是懂得自我結束生命的少數。

列車在深邃甬道駛入月台前的那短短秒數,車頭燈的強光也同化月台所有光線,那瞬時的光纖,如雪盲,我單純臆測,所有防止旅客跳軌的閘門,都只是紙門。預防跳軌的美麗容顏、古典樂、自觀鏡面、信仰種種措施,在自決生命的選擇權面前,都如紙糊。

在背向前行的最初之初,我們覺得自己還能做點什麼,以補救那些在月台上縱身而消逝的,是因為相信。閱讀與書寫,或許都也是因為相信,紙糊之門,才有了打開與關閉的意義。

開與關之間,具有死與生的隱喻。開應是生,卻是往死;關原本是綑縛,但也是守住了活。這生死愛戀的暗流,往下游,一直一直流,流往那一處適足以讓知情者落淚的深淵。

如何從深淵裡脫身?依舊仰賴無數的記憶,自可能無底的深淵底部,開始堆疊盒子。

一個一個的記憶,裝盒。盒子無須過大,剛好兩個腳尖可以直觸的面積就足夠。最為難的是堆疊本身。若有一個盒子沒有對齊,記憶便開始一釐米一釐米傾斜,那麼沿著漫長的深淵峭壁,爬行的軌跡可能傾斜。直到,小說的終點?不,若單只是為了爬上峭壁,這一點不會是長篇小說家啟動書寫的唯一目的。我想,如此以追尋,記憶錯置與重製,如何以白描,交織尋找鑰匙的解碼脈絡,作者在《花街樹屋》這部長篇小說裡,裸裎且坦然,為讀者進行過一次告白。

《花街樹屋》從一場喪禮開始。而那記憶中仍是孩童的男人,不知為何走到河邊,找到了一棵樹,僅以一條繩子結束自己生命。如此的姜翊亞,是可指涉性的一個人,單一的個體。抵達《地鐵站》之後的跳軌自殺者,有了明確的審思變化。他們轉身為集體,由一個一個累積而成數量上的亡者們。

為了什麼?這個質問,《地鐵站》無法問罪,也不再提問。因為不論與時間如何妥協,當下此刻,自殺已經逐漸染有污名,純潔的生命本身也因此受損。過去的《花街樹屋》,只丟出謎題的小徑,沒有走往解謎之路的出口;現在的《地鐵站》則為跳軌自殺這恆定為一整座迷宮的謎題,交易了全力防堵的喊聲。

這或許是作者以長篇小說背向前行的思索鏈原點:尋找已然與必然的消逝。

小說作為尋找記憶的列車,待在《地鐵站》如吾等的旅客,以葉育安之名的中年男人們,或許都有一只用來置放記憶的雪茄盒子。在《白色城市的憂鬱》,也有一只漂浮於海洋的珠寶盒,浸潤《外島書》中由鯨魚眼淚染了鹹味的一整座海洋。尋找記憶,是為了贖回必然與已然的消逝。這個執念,啟動《花街樹屋》那場拯救紅毛猩猩的童年行動。為了拯救,時間的樹屋成為記憶的雪茄盒子,蒐集人間少數的珠寶之一:朋友。

然而,誰也無法預見,原本好端端一起在沙洲小屋裡躲雨的朋友,只是因為一場大雨就消失不見了,永遠躲藏在那未知的河道上游。是的,是上游。那位後來自殺消逝的孩童,要其他一起行動的夥伴,繼續往上游前行。只有消逝者本人,一個人獨自背向。那些原本一起躲藏樹屋的其他人,是被營救的成年人,也是被時間推著長大而活下來的孩童。他們脫離了少壯,成為中年,漫步走入《地鐵站》,思索另一場與下一場預防生命消逝的拯救行動。

在地鐵月台上,尚且徘徊的生者,不是無關的無臉他者。他們都是與記憶有關的人。除非那些生命,選擇縱身跳入軌道,成為記憶的亡者。即便如此,他們依然不是別人,都是如同你我的臨站旅客。

賭鬼?被霸凌的學生?患有癌症的老兵?鏡中無法辨識誰人與我的女子?⋯⋯是的,諸多跳軌者,都等同你我。我城,或者我們的城市,滿溢了人。這些人各自活著,也被多數的人遺忘成少數的人。這或是赫拉克利特式的悖論。因這悖論的矛盾落地,城市成為被遺忘者的群居之城。那些被遺忘而獨活的人,隨著時光,竟也就成為一座城市的多數。曾經臨站的旅客們,《地鐵站》裡那一則則被描摹,以及未被寫出的跳軌者,複數身影,不就是重覆的我們?

在生命的某一個時間叉路口,如果你我搭乘了不是原本該乘坐的那輛時光列車,我們前往的下一站,就不是此時此刻,而是另一條人生地鐵線。誰知,誰不會成為另一個跳軌者,誰在列車駛入月台的車頭燈裡,不會被光纖稀釋為其他雪茄盒子裡的一則記憶。

如何看著光,卻不是迎向死?

——這個視角是《地鐵站》給讀者的嚴肅叩問。

如何活著,以延續愛?

——這是故事主人翁葉育安來不及告知跳軌者的一句承諾。

閱讀《地鐵站》時,那種「讀他如已讀我」的經驗共鳴再次襲來。每每閱讀何致和的長篇小說,聆聽他特有的白描敘事而成的故事,起先總以為是獲悉了他或者別人的故事,但總會在某一行某一句發現,他說的故事,如此靠近我,也緊貼此身,根本近似,你的故事。

這與作者為虛構進行的現實採樣術有關,也是他小說還原術的展現。這項技藝,在《地鐵站》抵達了最為深遠的人的存在議題。

存在輕盈得如此沉重。即使如此,作者也未曾疏忽了提醒:人生源自一場場的遊戲。

《地鐵站》裡,運務管理課為了防止跳軌者自殺所做的一切企劃與努力,堪比現實更現實的一場組合式人間遊戲。許久許久一段時間過去,我認知一個可能的描述:遊戲的本質是一個現代洞穴,提供人暫時躲藏——那裡,一直是一處烏有之鄉。遊戲存有的美好,在於它為隱身洞穴的寫者,塗銷了現實的界線,讓人很難不相信真實陳述的意義,有時是為了忘卻。過往,遊戲一直在那裡——那座允許人重生的白色城市布隆克迪斯,隱身電玩遊戲;東引的軍旅生活,好比人玩人的實境遊戲;樹屋男孩們的拯救紅毛猩猩行動,更是進入記憶迷宮,試圖解謎「是不是我疏於某個關卡才導致了朋友消逝」的生死遊戲。

遊戲,這個現代洞穴未曾消失,存在也接續著何致和這一路的長篇小說。

若單純作為一名讀者,初讀《地鐵站》,原本臆測是一個地鐵運務管理人的情愛羈絆,可以遙想淺田次郎的《鐵道員》。但高倉健是幸運的,屬他的那班北國列車,繼續往前了,駛離小站之後,依舊回放,在月台上等候的微笑之臉。《地鐵站》直面了愛,卻沒有通知下一站能否停靠,只拉回一位中年的父親與男人,讓他在月台上堆疊一盒又一盒的哀愁。在愛與生死之間,只需發生一件小事,他的世界便拖曳著他,進入漆黑的行駛隧道。

這是個沒有底的洞穴,悄悄已是日常的顯學。葉育安成為真正的失言者,不停使用語言,重新校對語言。他也成為一位情愛的失能者,重新行使情愛,卻一路駛向陌生之地。故事的另一主人翁姚雅綾,寫在許願卡上的「全線無事故」,即是咒語,掀開了愛情如此荒謬的始末。

是吧,試圖戀愛,確實改變了一個人的速度感,然《地鐵站》不是羅曼史式的感情故事,是反覆輪迴發生在男女之間的愛。即便你我都知愛戀如此,在地鐵站的月台上,來回徘徊三趟,尋找跳躍之前的生,並試圖抵達愛,仍是無比浪漫。若能再一次來回徘徊,希望選擇,跳上下一班列車,在漆黑的隧道,在無須靠站的長長軌道,永遠背向往前,行駛愛與死亡的美麗哀愁。

quan_qiu_hua_de_shi_dai_w300.jpg 地鐵站
作者:何致和
出版:木馬文化
定價:46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何致和
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輔仁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專任助理教授。著有短篇小說集《失去夜的那一夜》,長篇小說《白色城市的憂鬱》、《外島書》、《花街樹屋》。譯有《巴別塔之犬》、《時間箭》、《白噪音》等多部英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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