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董啟章談:為甚麼文學人要讀柄谷行人?

柄谷行人《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典藏版,由長期翻譯柄谷行人作品的譯者林暉鈞重新翻譯(柄谷行人-攝影:柯曉東)

編按:日本當代重要思想家柄谷行人研究範圍橫跨文學、經濟、歷史、政治、哲學等多元領域。其經典著作《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並非梳理文學史,而是以兼含內容與形式雙重閱讀的眼光,重新探討外在風景、內面性、自白、疾病、兒童及文學敘事等日本近代文學獨有觀念和方法所建構的過程,考掘「近代文學」的起源,並揭露在種種歷史條件下,近代文學與國族主義互依共生以至形成制度的關係。 

心靈工坊即將推出新譯本《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典藏版,同時邀請作家董啟章撰寫推薦序。序文分享柄谷的論述對身為創作者的自己所具有的舉足輕重影響,並鼓勵所有從事文學創作、研究、評論者甚至文學讀者閱讀本書,以「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為鏡像,探究文學的制度建構以及「近代文學的終結」,省思檢視我們仍身處其中的知識制度。新書上市前,Openbook搶先刊登,以饗讀者。

我認為文學人都應該好好一讀柄谷行人的《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這裡所說的「文學人」,不僅指從事文學研究或評論的人,更加指一般的文學讀者,以至於創作者。

這個說法必然要面對兩個質疑。第一個關乎題材:就算日本近代文學有多優秀,也不過是眾多語言的文學的一種,並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更不要說非讀不可。為甚麼我們要特別去關心日本文學呢?第二個關乎類型:除了學者和批評家,理論著作對一般讀者並非必要,對作者而言更加是有害無益。前者很容易解答,後者卻比較麻煩,因為文學作為感性書寫和自我表達的觀念根深柢固,一旦涉及理性思考就會招來反對,認為是對文學的破壞和損害。

我先來回答第二個質疑。我們平素閱讀的當代文學作品,其實有著共同的源頭,大都可以歸為歐洲19世紀出現和確立的近代文學(在華語地區稱為「現代文學」)的延伸。當中我們稱為小說(novel)的敘事體,其產生也有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條件,並不是古來如此、普世通行的形式。我們之所以會把近代文學視為不辯自明的事物,是因為它的源頭被掩蓋和遺忘。去把這個起源重新展現出來,探討它之所以成立的物質條件,就是柄谷的書的宗旨。

那麼,對西歐的文學探源,又為甚麼要以日本近代文學為切入點?當然,從西歐本身或者其他非西歐文學入手也無不可。但是,在明治時期確立的日本近代文學,在極短時間內重現西方近代文學確立過程中的各種現象,加上一些富有自覺意識的日本作家(如夏目漱石、二月亭四迷、森鷗外等),拒絕對來自西方的文學制度照單全收,於是便出現了使之問題化的可能性。與其說日本「重複」了西方的文學發展史,不如說在這表面的、濃縮的「重複」之中,出現了抵抗「重複」、再而加以扭曲和轉化的契機。因為這種特殊的反應,與近代文學已經充分地常態化和透明化的西歐相比,日本近代文學更能突出當中被隱藏起來的構造性。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二月亭四迷、森鷗外(圖片來源:

柄谷要指出的,是近代文學作為制度或裝置的事實。這個制度或裝置,始源於歐洲文藝復興時期透視法的發現。自從作為繪圖技術的透視法被發明,伴隨出現的是統一的均質空間和視覺深度。深度同時向內和向外展開,前者成為人的心理空間或者內面性,也即是「自我」;後者則成為社會空間和外面性,也即是「風景」。並不是先有風景,然後有描繪風景的透視法。相反,是先有了透視法,風景才成為可能。內面性也一樣。關於繪畫藝術的討論並不只是隱喻。作為裝置的透視法切實地改變了人類對於物質世界的理解和支配,而在這種條件底下產生了近代文學,也即是聲稱能客觀地再現外在的風景和內在的自我的文學。

根據柄谷的分析,這樣的文學是一種建構出來的制度(包含預設和強制),而不是本然如此或者自然生成的東西。而文學這種制度,和其他現代政治社會制度密不可分,並行不悖。所以他陸續討論了「言文一致」的語言政策、戲劇改良、教育方針、醫療知識、兒童文學等不同的制度的確立。凡此種種都和明治20年前後的文學狀況有互相勾連的關係。柄谷多次強調,他並不是書寫日本文學史,而是通過日本文學中的明治時期,探究文學這制度本身的建構過程。


日本文學評論家柄谷行人(攝影:柯曉東)

我們接著會問,關於文學的「起源」的思考,除了是一種文學史知識,跟我們今天繼續讀文學和創作文學有甚麼關係?我們知道了文學是一個有特定條件的制度或裝置,那又如何?難道我們要因此而否定以近代文學為基礎的今天的文學嗎?事實上,有著這樣的源頭和發展的文學,無須我們刻意去否定,它自身已經走向衰落。柄谷在序言中便談到「近代文學的終結」。如果文學制度有其起點,自然也會有其終點,這原本不是甚麼值得唏噓的事情。這裡所說的,並不是經常聽見的「文學已死」的陳腔濫調。

所謂「近代文學的終結」所指的是,以「客觀第三人稱」(及其變體)為標準裝置的近代文學,已經不足以回應當代世界的新現象和新挑戰,而趨向於式微。但這並不意味著文學本身的死滅。相反,對於曾經被近代文學制度所壓抑和排斥的文學形式(羅曼史、傳奇、物語、滑稽文、類型小說等)的恢復,以及對於近代文學勢力沒落之後新形式的冒起,柄谷是抱有期望的。文學這裝置,依然具有演變的活力。

《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是柄谷行人的早期著作,我最先讀到的是2003年的大陸簡體譯本。3年前又讀到台灣的第一個繁體譯本,所據的原文是作者2008年的最終修定本。這兩個版本雖然在翻譯上頗有參差之處,但卻是我認識柄谷文學觀的最早依據,也成為了我繼續閱讀他其後的哲學、倫理和世界史著作的開端。現在這本舊作由柄谷先生的資深譯者林暉鈞先生重新譯出,精確地再現作者清晰的思路和嚴謹的行文,毫無滯礙不通或曖昩不明之處,為柄谷先生的重要著作中譯作了完美的補足。

身為小說作者,柄谷行人的論述對我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近年在寫作的時候,都會留意既有的文學裝置如何在自己身上發生作用,並且有意識地與之抗衡。在文學面臨巨大危機的時代,我認為每一位文學作者和讀者,都應該思考自己在「起源」和「終結」之間的角色。對於這個難題,柄谷的著作將會帶給我們擷之不盡的啟發。

quan_qiu_hua_de_shi_dai_w300.jpg 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典藏版】
定本 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
作者:柄谷行人
譯者:林暉鈞
出版:心靈工坊
定價:62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柄谷行人
享譽國際的日本當代理論批評家、思想家、哲學家,及文學評論家,研究主題跨越文學、經濟、歷史、政治、哲學等多元領域。曾任教於日本國學院大學、法政大學、近畿大學、美國康乃爾大學、加州大學,並長期擔任美國耶魯大學東亞系、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系客座教授。2006年退休。

柄谷行人出身學運世代,1960年代就參加反安保運動。1969年以討論夏目漱石的〈意識與自然〉獲得第12屆群像新人文學賞。初期以文藝批評為主,1973年日本新左翼運動衰退後,重心逐漸移向理論與思想工作。近年來持續探討「國家」、「資本」、「國族」等概念,提出「Association」作為對抗之理念,2000年曾組織NAM(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運動,鼓勵成立各種小型共同體,以區域性的生產與消費,對抗大財團資本怪獸,近10年來更積極參與反核。日本311地震之後,他發表一篇擲地有聲的〈站在震後的廢墟之上〉,並親上街頭遊行。

柄谷行人至今已出版著述30餘種,代表作有《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作為隱喻的建築》、《移動的批判:康德與馬克思》、《帝國的結構:中心.周邊.亞周邊》、《哲學的起源》、《世界史的結構》、《倫理21》、《柄谷行人談政治》(以上均由心靈工坊出版)、《邁向世界共和國》(臺灣商務出版)、《歷史與反覆》、《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民族與美學》等。《定本柄谷行人集》全5卷於2004年由岩波書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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