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台灣原創圖畫書的創作與專業人才在華文市場向來居領先地位,亦擁有一定的國際能見度。譬如幾米的作品,啟蒙與影響了許多中國出版人與創作者。然而近年來,兩岸童書出版前進的腳步,卻出現了顯著的消長。
2015年10月,中國資深兒童出版人海飛提出3項「預判」:中國童書出版正從數量規模的增長,轉向品質效益的增長;中國童書出版正迎接第二個「黃金十年」,兒童文學出版將繼續繁榮、圖畫書時代到來;中國童書出版正迅速國際化,安徒生獎(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將走向中國。
最後一項預判在隔年即已實現,象徵國際兒童文學桂冠,素有「兒童文學的諾貝爾獎」之稱的安徒生獎,於2016年頒發給中國作家曹文軒,這是華文世界的第一人。
近幾年來,中國童書也確實朝著3個預判的方向發展。2018年11月上海國際童書展與波隆那童書展主辦方結盟,對業界知情人士來說,此舉正式宣告:中國童書打入國際市場的進程,已達到新高點。
這些發展固然與全球經濟的態勢有關,另一方面,中國官方有意識地進行推廣,更是不容忽視的主因。
在中國原創圖畫書積極尋求立足國際的過程中,官方在政策的執行、專業獎項及研究中心的擘建、國際合作及推廣模式的樹立等各方面,如何扮演幕後推手?而台灣又能如何借鏡?Openbook邀請資深童書評論者柯倩華帶領讀者爬梳解讀。
柯倩華是香港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顧問,近幾年更為台北國際書展策畫「童書論壇」,為波隆那書展台灣館推行「國際出版品計劃」,多年來,她對童書大獎的國際局勢,具有相當深厚的理解。本文是她綜觀全局的匯整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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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柯倩華(兒童文學評論家、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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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阿多利
▉這不僅是童書推廣,而是目標明確的文化外交戰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童書的發展有個特殊背景:出版社背後可看見官方的支持。如出版曹文軒作品的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或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這些出版集團背後均有官方支持,故中央意志一旦下達,便會直接成為業務目標。
當目標確立後,就是一以貫之,所有策略和計畫都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所有資源、經費和人力都朝目標靠攏,且幾乎在全國童書界上下均形成共識。
中國童書發展,直接是屬於國家級的事務,並不只是一家出版社想要把某個作家的作品推出去如此單一、個人的事,也不只是純粹屬於民間文化交流的事。
這場文化的外交戰,有兩大特色:
首先是持續性:它訂定的目標是長期、可行的。它有耐心地舖線,做長期的規劃,持續,不曾間斷。
其次,它可以跨部會整合。
一般來說,一位筆會會長出國開會,不過是單一民間組織參與國際文化活動,即使有出版計畫,也得再去張羅出版社。而海飛是國際兒童讀物聯盟(IBBY,安徒生獎便是由IBBY設立的)中國分會(CBBY)的主席,同時是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社長兼總編輯,背後直接是中央,當他一聲令下,出版社便立刻動起來。
對岸有個機構叫「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辦公室」——假設出版社想做翻譯、想辦活動但經費不足,要跟中央拿錢也相當簡便。這種整合聯繫相較於台灣更為容易,因為目標設定明確,資源整合快速,計畫容易持續。
這當然是因為中央集權,然而,共識也很重要。在民主國家,民眾的反映、社會的氛圍一定會影響到執政者的決策,但在中國就沒有這樣的問題。他在1996年接任CBBY主席時,心裡就想著要得獎,這一直是他的目標。
中國官方在背後扮演什麼角色呢?
設定目標,然後長時間投資與努力,一步步達成。首先,積極加入各種國際活動,其次,廣邀產學專家赴中;這些投資的背後,不僅是參與,也不只是需要被看見──他就是要得獎。
這場文化外交戰,謀定而後動,一呼而百諾。
海飛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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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出生,浙江籍,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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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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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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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任IBBY中國分會CBBY會長,參加9次頒獎儀式,視得獎為CBBY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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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加IBBY執委會的競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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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組團參加波隆那兒童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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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2006年第30屆IBBY世界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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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上海國際童書展,設立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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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著名畫家合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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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出版《羽毛》,由安徒生獎得主羅杰.米羅(Roger Mello)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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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國際畫家討論曹文軒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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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2016,邀請IBBY主席及安徒生獎評委、主席訪問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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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18全國兒童文學研究會雙年會上表示「堅信國際安徒生獎正向中國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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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一:創作者是重要的資產
推銷產品,除了怎麼賣,「產品」本身也非常重要。在中國原創圖畫書試圖進軍國際的歷程中,曹文軒是個重要的里程碑,我們不妨從他來理解。
華文世界首位獲得安徒生獎的圖文作家曹文軒,自1979年開始發表作品後,便是各大獎項的常勝軍。1998年他的代表作《草房子》出版後,囊括華文童書的諸多獎項,至今已300刷,銷量超過1000萬冊。其他作品《紅葫蘆》、《青銅葵花》等同樣獲獎連連。
他的作品無論品質或數量,甚至是銷售量,都極具份量。他同時也是一名學者,北大中文系教授,有許多學術論著。
若官方將「獲得國際童書大獎」視為展現國威的兵家必爭之地,那曹文軒無疑是最重要的資產,他是一張非常重要的王牌。
在國際場合上,與會者使用不同語言,要彼此深入了解其實頗不容易。這時候,數字很關鍵。如果有相關資料,專業人士只要看到數字,即使沒有仔細評估與閱讀過完整的書,也會覺得投票給你應該不會太失禮。
▇曹文軒的安徒生獎獲獎之路
文化外交戰本質上也是一種行銷,講究戰略。曹文軒做為一張王牌,本身已具有夠醒目的特質,很容易讓人感受到他的份量。然而中國對外推銷曹文軒的過程,依然很值得玩味。
早在2004年,曹文軒就曾被安徒生獎提名,是年功敗垂成。2006年,中國爭取到IBBY在中國主辦,邀請許多國際相關人士前往中國。2013年,曹文軒與巴西插畫家羅杰.米羅(Roger Mello)合作出版圖畫書《羽毛》。米羅除了是一位很好的畫家,他深受安徒生獎青睞,更是為人所知;他曾在2010和12年兩度獲得安徒生獎提名,2014年正式得獎。中國在為曹文軒選擇搭配的畫家時,這一定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將曹文軒與安徒生獎相互扣連。
2015年出現了更重要的事:《青銅葵花》由英國Walker公司出版英文版。Walker是國際上具指標性的出版社,這本書出版後產生很大的效應:在此之前它只賣出法文、越南文跟韓文版權,英文版推出後,當年8月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中國安排曹文軒跟外國兒童文學家對談他的作品。11月的上海圖書展又安排類似活動,找許多名家來討論曹文軒的作品。
曹文軒當時在北京書展上說過:「中國對世界的兒童文學非常了解,但世界並不瞭解中國兒童文學。」這句話也頗具指標意義。它強調「我是一個重要的作家,然而你們都不理我,過度忽視我。」那個氣氛被營造出來,國際出版人皆覺得中國可能真的被疏忽了。隔年,曹文軒得獎了。
IBBY的評審是由會員國提名,再從名單中選出10位評審委員。2016年,中國把IBBY安徒生獎評委會的主席亞當娜(Patricia Aldana)找去擔任顧問。那年的評委會也首度出現中國人:冰心的女兒吳青。她是北京外語大學教授,也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她是學者,也具有官方身分,顯然可以在評委中為曹文軒做說明。
那一屆全球共有28位作家角逐安徒生獎,評委中有巴西的出版人,有阿根廷的編輯,有伊朗的幼教專家,有美國人。評選的時間其實很短,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如果有人可以有條有理把某個作家清楚地介紹給大家,這多少會讓大家安心——也許不能說他比較好,可是選他應該是沒問題的。這對曹文軒來說,是很大的優勢。
▉戰略二:翻譯品質是獲得國際注目的重要關鍵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2017年英文版《青銅葵花》獲得專門獎助優秀翻譯作品的英國Marsh Christian Award兒童文學翻譯獎。獎項公布時,評語裡提到這本書文筆優美且具有詩意。2017年陳伯吹兒童文學獎也把年度貢獻獎給了本書的譯者汪海嵐(Helen Wang)。
汪海嵐是約克郡出生長大的英國人,從小就對異國文化很有興趣,大學在倫敦亞非學院研習藝術跟考古,大二到中國學習漢語,一年裡大江南北遊歷了十幾個省份,包括敦煌莫高窟等等。她非常喜歡中國文化,後來更與中國人結婚(汪即是來自她先生的姓)。
大學畢業後,汪海嵐進入大英博物館工作,在東亞古錢幣館擔任館長。整體來說,她不是一名普通的譯者,她是個漢學家,文化造詣很好,具有文學和文化的底蘊。她先生常到中國出差,帶回很多童書,她像故事媽媽一樣,常為兩個小孩讀中國童書。她對中國童書十分熟稔,不僅理解兒童,也理解童書語言。
她也是一位資深譯者,譯過余華的小說,也譯過沈石溪、林滿秋的《腹語師的女兒》、《安的種子》等等。她還找了跟她一樣把中國童書譯成外文(包括瑞典文、丹麥文等等)的譯者組成俱樂部,常聚在一起討論中國童書。
2012年汪海嵐成立網站Chinese Books for Young Readers,不只介紹書,也介紹中國作家、中國畫家,以及留英、留美的中國兒童文學相關人士。曹文軒受到國際注目,《青銅葵花》的翻譯影響重大,最大關鍵是好的翻譯品質。
▉戰略三:問對地方,找對人,海外版權商是一大關鍵
江蘇少兒出版社其實早就有意對外推銷《青銅葵花》,但一直賣不出去。後來他們找來版權代理人姜漢忠,他讀了覺得不錯,而且多少帶有為國家爭光的心理——國家意志的氛圍是有具體影響力的——便接下這項任務。
對外推銷需要許多文件,包括作者和作品的介紹、銷售數據等等都需要翻譯。通常這類文件的翻譯都是由版代負責的,但出版社極力促成,甚至同意由出版社來負擔翻譯費用。這些操作已超出一般商業機構的成本考量了。
姜漢忠找到英國著名的版代,對方讀完資料後的回應是:故事似乎很有趣,角色和背景都不錯,但作品風格太過簡略。這是個委婉的說詞,意思是譯文太過普通一般,還不到優美、吸引人的地步。因此江蘇少兒出版社又出錢,尋找專業譯者重譯,並特別選譯最能吸引人的段落,絲毫不敢大意。
英國版代拿著這些資料去找試讀者,做成推薦報告,開始往外推銷。試了9家出版社,最終Walker表示興趣並提出報價,但要求中國補助一半的翻譯費用(另一半翻譯費則向英國筆會申請)。從2011年開始尋找國外買家,到2015年正式出版,這場前哨戰為期4年。
2016年《青銅葵花》得獎,2017年同時登上《紐約時報》跟《華爾街週報》的暢銷排行榜。
這段過程中有幾個關鍵人物,比如英國的版代,他會索取適當的資料,他知道要準備什麼資料給別人。我們可以相信,中國在這裡開始學習到:該準備什麼樣的資料;要尋找知名的出版社,在行銷操作上才容易打進主要市場。
中國為曹文軒的舖墊,包括找國外得獎插畫家合作、讓眾多國際專業人士來討論他的作品,得到肯定與推崇,這對信心是有幫助的。這樣的信心,同樣反映在集體的中國創作者身上。當你越來越覺得這件事情是理所當然、應該要這樣做,你就不會畏首畏尾,對外推銷時就可以理直氣壯,認為我們是有資格可以得獎的。
■戰略四:進口童書及圖畫書數量的設限
2017年初,中國官方下令給各出版單位,要對進口童書,尤其是圖畫書進行數量和比例上的限制。這顯然是有點保護主義跟國家主義,台灣社會可能一聽到「設限」兩個字就非常不喜歡,因為違反了我們的基本價值。但老實說,在現實上它還是有個優點,就是遏止了一些亂象。
在黃金年代的「榮景」下,中國面臨的不只是翻譯書遠遠超過自製書的比例問題,更大的問題是翻譯書的品質下降。翻譯作品良莠不齊,什麼亂七八糟的書都一窩蜂引進。很多人仍舊抱持著「國外出的書一定是好的」觀念,出版社拼命譯書,繪本的「黃金年代」口號,更加劇這種現象。
中國的岀版限制政策,某種程度上遏止了這個亂象,只是一不小心也可能造成其他問題,比如強烈要求1比1、1比2的岀書比例。對於自製書來講,不可能一下子達到這樣的數量,反而可能使品質出現問題。
原則上,雖然翻譯與原創書籍的數量不應嚴格限制,但是當兩者的差距太大時,我們還是得注意,某些品質不佳的作品有沒有必要引進,以免造成資源的分散浪費。
▉戰略五:大量邀請國際專家參與獎項和書展,讓自己被看見
在官方的有意運作下,中國的圖畫書獎項也成了與國際勾連的關鍵環節。
豐子愷圖畫書獎成立於2008年,第一屆於2009年頒出,3個大獎得主都是中國作家。這有兩個影響:第一個影響是國際視野的拓寬。中國原先也有許多獎項,但都在國內進行評選。而豐子愷圖畫書獎請來的評審則都是有涉外經驗的,頒獎的嘉賓、論壇的主講人都是國際作家。中國的兒童圖畫書,因此獎項突然跟國際扯上了關係。
另外,中國原先偏重文學作家,較少關注插畫家。豐子愷獎成立後,對童書的觀念開始改變,視野放寬,插畫家的信心也增加了。
上海國際童書展舉辦的「金風車國際青年插畫展」,指在培養年輕人的信心跟國際視野,也是一種「我們跟國際有關係」的感覺。現在有越來越多中國年輕人到劍橋學插畫,去義大利學設計,他們開始有信心接觸外面的世界。
另一個重要獎項是陳伯吹兒童文學獎,它在2014年更名為「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在官方的協調下,正式列為上海國際童書展的獎項。上海書展儼然成為讓國際認識中國出版的重要場所,講交流是比較客氣的,本質上,這就是要讓國際認識中國的童書作品、認識中國的童書作家和畫家。
陳伯吹獎共有4個獎項,文字獎只頒發給中國作品,另外三個獎(年度繪本、年度作家、年度特殊貢獻獎)通通都有國際人士參加評比。這些獎有時會頒給外國創作者,所以也吸引了滿多外國人士關注這個比賽,到上海參展甚至參賽。
從評選的角度來看,現場的翻譯設備不足,評審大多只看圖像,雖然現場有一名口譯,但沒辦法照顧到眾多評審。這個獎有公信力嗎?評審看不懂中文,不奇怪嗎?但就策略來說,它成功增加了中國童書界與國際交流的經驗,也影響中國出版人的工作方法。
改變,不是一時可見的,但影響很深遠。它形成一種重視專業的文化氛圍,對創作者、對作品,甚至對讀者都發揮了作用。
▉戰略六:啟動各種國際合作模式,讓專業know-how直接橫向移植
中國開始認識到「專業」的重要,啟動各種國際合作模式。最基礎的是出版社跟國外出版社合作,不只一本書,也可能是整個機構的合作,甚至是買出版社這樣的規模。
除了上海國際童書展、上海國際出版人訪問計畫、亞洲兒童文學大會等國際推廣模式之外,2018年上海童書展跟波隆那童書展正式合作,當他們在這方面快速學習時,那是很可怕的,因為他們學的是別人的know-how,是直接橫向的移植。
上海國際兒童書展,目前還有很多零零散散的缺點,但他們是朝著此目標前進的,這些過程便都是他們的經驗。
這些獎項和書展,都是為了形成一個具競爭力的「國家代表隊」而練兵。它得有優秀的球員組合、有好的教練,更要有戰備和計畫。
▇從門外漢到IBBY主席
總結中國攻下安徒生大獎的獲獎之路,看起來像是各方面的條件水到渠成,但主要的前提,在於源頭的目標牽引。海飛的CBBY先設定了「中國一定要有人得獎」,後續的力量方得以匯聚。即使沒有明文宣布,但所有行動都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回顧1996年海飛接任CBBY會長時,中國在世界級圖畫書的殿堂前還只是個旁觀者,什麼事情都不懂,像個門外漢。但中國這個門外漢,不斷積極地試圖打入核心。
中國不斷邀請國外專家,幾乎凡是當選安徒生獎主席的人,都被邀請到中國參加北京書展和上海書展,擔任貴賓,或者擔任評審。得過安徒生獎的人,中國出版界便會不斷創造合作的機會。這些人各有專業,但他們同時都與安徒生獎有關。
海飛任內,上海童書展升格成國際性的童書展。整體看來,在他的大計畫裡,這是個策略性的書展,它提供了國際交流的機會,而且把國際名家都請到中國,去看中國的圖書。
2018年,曾任職中國外交部的張明舟,被選為IBBY主席。我們不妨比喻,這位置有如瑞典學院之於諾貝爾文學獎般重要,這也是一件大事。它並不是憑空發生的,而是中國積極去參與得來的結果。中國未來在IBBY以及國際童書領域的表現,更值得我們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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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題視覺設計:吳欣偉
【編按】台灣原創圖畫書的創作與專業人才在華文市場向來居領先地位,亦擁有一定的國際能見度。譬如幾米的作品,啟蒙與影響了許多中國出版人與創作者。然而近年來,兩岸童書出版前進的腳步,卻出現了顯著的消長。
2015年10月,中國資深兒童出版人海飛提出3項「預判」:中國童書出版正從數量規模的增長,轉向品質效益的增長;中國童書出版正迎接第二個「黃金十年」,兒童文學出版將繼續繁榮、圖畫書時代到來;中國童書出版正迅速國際化,安徒生獎(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將走向中國。
最後一項預判在隔年即已實現,象徵國際兒童文學桂冠,素有「兒童文學的諾貝爾獎」之稱的安徒生獎,於2016年頒發給中國作家曹文軒,這是華文世界的第一人。
近幾年來,中國童書也確實朝著3個預判的方向發展。2018年11月上海國際童書展與波隆那童書展主辦方結盟,對業界知情人士來說,此舉正式宣告:中國童書打入國際市場的進程,已達到新高點。
這些發展固然與全球經濟的態勢有關,另一方面,中國官方有意識地進行推廣,更是不容忽視的主因。
在中國原創圖畫書積極尋求立足國際的過程中,官方在政策的執行、專業獎項及研究中心的擘建、國際合作及推廣模式的樹立等各方面,如何扮演幕後推手?而台灣又能如何借鏡?Openbook邀請資深童書評論者柯倩華帶領讀者爬梳解讀。
柯倩華是香港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顧問,近幾年更為台北國際書展策畫「童書論壇」,為波隆那書展台灣館推行「國際出版品計劃」,多年來,她對童書大獎的國際局勢,具有相當深厚的理解。本文是她綜觀全局的匯整解析。
▉這不僅是童書推廣,而是目標明確的文化外交戰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童書的發展有個特殊背景:出版社背後可看見官方的支持。如出版曹文軒作品的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或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這些出版集團背後均有官方支持,故中央意志一旦下達,便會直接成為業務目標。
當目標確立後,就是一以貫之,所有策略和計畫都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所有資源、經費和人力都朝目標靠攏,且幾乎在全國童書界上下均形成共識。
中國童書發展,直接是屬於國家級的事務,並不只是一家出版社想要把某個作家的作品推出去如此單一、個人的事,也不只是純粹屬於民間文化交流的事。
這場文化的外交戰,有兩大特色:
首先是持續性:它訂定的目標是長期、可行的。它有耐心地舖線,做長期的規劃,持續,不曾間斷。
其次,它可以跨部會整合。
一般來說,一位筆會會長出國開會,不過是單一民間組織參與國際文化活動,即使有出版計畫,也得再去張羅出版社。而海飛是國際兒童讀物聯盟(IBBY,安徒生獎便是由IBBY設立的)中國分會(CBBY)的主席,同時是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社長兼總編輯,背後直接是中央,當他一聲令下,出版社便立刻動起來。
對岸有個機構叫「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辦公室」——假設出版社想做翻譯、想辦活動但經費不足,要跟中央拿錢也相當簡便。這種整合聯繫相較於台灣更為容易,因為目標設定明確,資源整合快速,計畫容易持續。
這當然是因為中央集權,然而,共識也很重要。在民主國家,民眾的反映、社會的氛圍一定會影響到執政者的決策,但在中國就沒有這樣的問題。他在1996年接任CBBY主席時,心裡就想著要得獎,這一直是他的目標。
中國官方在背後扮演什麼角色呢?
設定目標,然後長時間投資與努力,一步步達成。首先,積極加入各種國際活動,其次,廣邀產學專家赴中;這些投資的背後,不僅是參與,也不只是需要被看見──他就是要得獎。
這場文化外交戰,謀定而後動,一呼而百諾。
海飛小檔案
■戰略一:創作者是重要的資產
推銷產品,除了怎麼賣,「產品」本身也非常重要。在中國原創圖畫書試圖進軍國際的歷程中,曹文軒是個重要的里程碑,我們不妨從他來理解。
華文世界首位獲得安徒生獎的圖文作家曹文軒,自1979年開始發表作品後,便是各大獎項的常勝軍。1998年他的代表作《草房子》出版後,囊括華文童書的諸多獎項,至今已300刷,銷量超過1000萬冊。其他作品《紅葫蘆》、《青銅葵花》等同樣獲獎連連。
他的作品無論品質或數量,甚至是銷售量,都極具份量。他同時也是一名學者,北大中文系教授,有許多學術論著。
若官方將「獲得國際童書大獎」視為展現國威的兵家必爭之地,那曹文軒無疑是最重要的資產,他是一張非常重要的王牌。
在國際場合上,與會者使用不同語言,要彼此深入了解其實頗不容易。這時候,數字很關鍵。如果有相關資料,專業人士只要看到數字,即使沒有仔細評估與閱讀過完整的書,也會覺得投票給你應該不會太失禮。
▇曹文軒的安徒生獎獲獎之路
文化外交戰本質上也是一種行銷,講究戰略。曹文軒做為一張王牌,本身已具有夠醒目的特質,很容易讓人感受到他的份量。然而中國對外推銷曹文軒的過程,依然很值得玩味。
早在2004年,曹文軒就曾被安徒生獎提名,是年功敗垂成。2006年,中國爭取到IBBY在中國主辦,邀請許多國際相關人士前往中國。2013年,曹文軒與巴西插畫家羅杰.米羅(Roger Mello)合作出版圖畫書《羽毛》。米羅除了是一位很好的畫家,他深受安徒生獎青睞,更是為人所知;他曾在2010和12年兩度獲得安徒生獎提名,2014年正式得獎。中國在為曹文軒選擇搭配的畫家時,這一定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將曹文軒與安徒生獎相互扣連。
2015年出現了更重要的事:《青銅葵花》由英國Walker公司出版英文版。Walker是國際上具指標性的出版社,這本書出版後產生很大的效應:在此之前它只賣出法文、越南文跟韓文版權,英文版推出後,當年8月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中國安排曹文軒跟外國兒童文學家對談他的作品。11月的上海圖書展又安排類似活動,找許多名家來討論曹文軒的作品。
曹文軒當時在北京書展上說過:「中國對世界的兒童文學非常了解,但世界並不瞭解中國兒童文學。」這句話也頗具指標意義。它強調「我是一個重要的作家,然而你們都不理我,過度忽視我。」那個氣氛被營造出來,國際出版人皆覺得中國可能真的被疏忽了。隔年,曹文軒得獎了。
IBBY的評審是由會員國提名,再從名單中選出10位評審委員。2016年,中國把IBBY安徒生獎評委會的主席亞當娜(Patricia Aldana)找去擔任顧問。那年的評委會也首度出現中國人:冰心的女兒吳青。她是北京外語大學教授,也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她是學者,也具有官方身分,顯然可以在評委中為曹文軒做說明。
那一屆全球共有28位作家角逐安徒生獎,評委中有巴西的出版人,有阿根廷的編輯,有伊朗的幼教專家,有美國人。評選的時間其實很短,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如果有人可以有條有理把某個作家清楚地介紹給大家,這多少會讓大家安心——也許不能說他比較好,可是選他應該是沒問題的。這對曹文軒來說,是很大的優勢。
▉戰略二:翻譯品質是獲得國際注目的重要關鍵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2017年英文版《青銅葵花》獲得專門獎助優秀翻譯作品的英國Marsh Christian Award兒童文學翻譯獎。獎項公布時,評語裡提到這本書文筆優美且具有詩意。2017年陳伯吹兒童文學獎也把年度貢獻獎給了本書的譯者汪海嵐(Helen Wang)。
汪海嵐是約克郡出生長大的英國人,從小就對異國文化很有興趣,大學在倫敦亞非學院研習藝術跟考古,大二到中國學習漢語,一年裡大江南北遊歷了十幾個省份,包括敦煌莫高窟等等。她非常喜歡中國文化,後來更與中國人結婚(汪即是來自她先生的姓)。
大學畢業後,汪海嵐進入大英博物館工作,在東亞古錢幣館擔任館長。整體來說,她不是一名普通的譯者,她是個漢學家,文化造詣很好,具有文學和文化的底蘊。她先生常到中國出差,帶回很多童書,她像故事媽媽一樣,常為兩個小孩讀中國童書。她對中國童書十分熟稔,不僅理解兒童,也理解童書語言。
她也是一位資深譯者,譯過余華的小說,也譯過沈石溪、林滿秋的《腹語師的女兒》、《安的種子》等等。她還找了跟她一樣把中國童書譯成外文(包括瑞典文、丹麥文等等)的譯者組成俱樂部,常聚在一起討論中國童書。
2012年汪海嵐成立網站Chinese Books for Young Readers,不只介紹書,也介紹中國作家、中國畫家,以及留英、留美的中國兒童文學相關人士。曹文軒受到國際注目,《青銅葵花》的翻譯影響重大,最大關鍵是好的翻譯品質。
▉戰略三:問對地方,找對人,海外版權商是一大關鍵
江蘇少兒出版社其實早就有意對外推銷《青銅葵花》,但一直賣不出去。後來他們找來版權代理人姜漢忠,他讀了覺得不錯,而且多少帶有為國家爭光的心理——國家意志的氛圍是有具體影響力的——便接下這項任務。
對外推銷需要許多文件,包括作者和作品的介紹、銷售數據等等都需要翻譯。通常這類文件的翻譯都是由版代負責的,但出版社極力促成,甚至同意由出版社來負擔翻譯費用。這些操作已超出一般商業機構的成本考量了。
姜漢忠找到英國著名的版代,對方讀完資料後的回應是:故事似乎很有趣,角色和背景都不錯,但作品風格太過簡略。這是個委婉的說詞,意思是譯文太過普通一般,還不到優美、吸引人的地步。因此江蘇少兒出版社又出錢,尋找專業譯者重譯,並特別選譯最能吸引人的段落,絲毫不敢大意。
英國版代拿著這些資料去找試讀者,做成推薦報告,開始往外推銷。試了9家出版社,最終Walker表示興趣並提出報價,但要求中國補助一半的翻譯費用(另一半翻譯費則向英國筆會申請)。從2011年開始尋找國外買家,到2015年正式出版,這場前哨戰為期4年。
2016年《青銅葵花》得獎,2017年同時登上《紐約時報》跟《華爾街週報》的暢銷排行榜。
這段過程中有幾個關鍵人物,比如英國的版代,他會索取適當的資料,他知道要準備什麼資料給別人。我們可以相信,中國在這裡開始學習到:該準備什麼樣的資料;要尋找知名的出版社,在行銷操作上才容易打進主要市場。
中國為曹文軒的舖墊,包括找國外得獎插畫家合作、讓眾多國際專業人士來討論他的作品,得到肯定與推崇,這對信心是有幫助的。這樣的信心,同樣反映在集體的中國創作者身上。當你越來越覺得這件事情是理所當然、應該要這樣做,你就不會畏首畏尾,對外推銷時就可以理直氣壯,認為我們是有資格可以得獎的。
■戰略四:進口童書及圖畫書數量的設限
2017年初,中國官方下令給各出版單位,要對進口童書,尤其是圖畫書進行數量和比例上的限制。這顯然是有點保護主義跟國家主義,台灣社會可能一聽到「設限」兩個字就非常不喜歡,因為違反了我們的基本價值。但老實說,在現實上它還是有個優點,就是遏止了一些亂象。
在黃金年代的「榮景」下,中國面臨的不只是翻譯書遠遠超過自製書的比例問題,更大的問題是翻譯書的品質下降。翻譯作品良莠不齊,什麼亂七八糟的書都一窩蜂引進。很多人仍舊抱持著「國外出的書一定是好的」觀念,出版社拼命譯書,繪本的「黃金年代」口號,更加劇這種現象。
中國的岀版限制政策,某種程度上遏止了這個亂象,只是一不小心也可能造成其他問題,比如強烈要求1比1、1比2的岀書比例。對於自製書來講,不可能一下子達到這樣的數量,反而可能使品質出現問題。
原則上,雖然翻譯與原創書籍的數量不應嚴格限制,但是當兩者的差距太大時,我們還是得注意,某些品質不佳的作品有沒有必要引進,以免造成資源的分散浪費。
▉戰略五:大量邀請國際專家參與獎項和書展,讓自己被看見
在官方的有意運作下,中國的圖畫書獎項也成了與國際勾連的關鍵環節。
豐子愷圖畫書獎成立於2008年,第一屆於2009年頒出,3個大獎得主都是中國作家。這有兩個影響:第一個影響是國際視野的拓寬。中國原先也有許多獎項,但都在國內進行評選。而豐子愷圖畫書獎請來的評審則都是有涉外經驗的,頒獎的嘉賓、論壇的主講人都是國際作家。中國的兒童圖畫書,因此獎項突然跟國際扯上了關係。
另外,中國原先偏重文學作家,較少關注插畫家。豐子愷獎成立後,對童書的觀念開始改變,視野放寬,插畫家的信心也增加了。
上海國際童書展舉辦的「金風車國際青年插畫展」,指在培養年輕人的信心跟國際視野,也是一種「我們跟國際有關係」的感覺。現在有越來越多中國年輕人到劍橋學插畫,去義大利學設計,他們開始有信心接觸外面的世界。
另一個重要獎項是陳伯吹兒童文學獎,它在2014年更名為「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在官方的協調下,正式列為上海國際童書展的獎項。上海書展儼然成為讓國際認識中國出版的重要場所,講交流是比較客氣的,本質上,這就是要讓國際認識中國的童書作品、認識中國的童書作家和畫家。
陳伯吹獎共有4個獎項,文字獎只頒發給中國作品,另外三個獎(年度繪本、年度作家、年度特殊貢獻獎)通通都有國際人士參加評比。這些獎有時會頒給外國創作者,所以也吸引了滿多外國人士關注這個比賽,到上海參展甚至參賽。
從評選的角度來看,現場的翻譯設備不足,評審大多只看圖像,雖然現場有一名口譯,但沒辦法照顧到眾多評審。這個獎有公信力嗎?評審看不懂中文,不奇怪嗎?但就策略來說,它成功增加了中國童書界與國際交流的經驗,也影響中國出版人的工作方法。
改變,不是一時可見的,但影響很深遠。它形成一種重視專業的文化氛圍,對創作者、對作品,甚至對讀者都發揮了作用。
▉戰略六:啟動各種國際合作模式,讓專業know-how直接橫向移植
中國開始認識到「專業」的重要,啟動各種國際合作模式。最基礎的是出版社跟國外出版社合作,不只一本書,也可能是整個機構的合作,甚至是買出版社這樣的規模。
除了上海國際童書展、上海國際出版人訪問計畫、亞洲兒童文學大會等國際推廣模式之外,2018年上海童書展跟波隆那童書展正式合作,當他們在這方面快速學習時,那是很可怕的,因為他們學的是別人的know-how,是直接橫向的移植。
上海國際兒童書展,目前還有很多零零散散的缺點,但他們是朝著此目標前進的,這些過程便都是他們的經驗。
這些獎項和書展,都是為了形成一個具競爭力的「國家代表隊」而練兵。它得有優秀的球員組合、有好的教練,更要有戰備和計畫。
▇從門外漢到IBBY主席
總結中國攻下安徒生大獎的獲獎之路,看起來像是各方面的條件水到渠成,但主要的前提,在於源頭的目標牽引。海飛的CBBY先設定了「中國一定要有人得獎」,後續的力量方得以匯聚。即使沒有明文宣布,但所有行動都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回顧1996年海飛接任CBBY會長時,中國在世界級圖畫書的殿堂前還只是個旁觀者,什麼事情都不懂,像個門外漢。但中國這個門外漢,不斷積極地試圖打入核心。
中國不斷邀請國外專家,幾乎凡是當選安徒生獎主席的人,都被邀請到中國參加北京書展和上海書展,擔任貴賓,或者擔任評審。得過安徒生獎的人,中國出版界便會不斷創造合作的機會。這些人各有專業,但他們同時都與安徒生獎有關。
海飛任內,上海童書展升格成國際性的童書展。整體看來,在他的大計畫裡,這是個策略性的書展,它提供了國際交流的機會,而且把國際名家都請到中國,去看中國的圖書。
2018年,曾任職中國外交部的張明舟,被選為IBBY主席。我們不妨比喻,這位置有如瑞典學院之於諾貝爾文學獎般重要,這也是一件大事。它並不是憑空發生的,而是中國積極去參與得來的結果。中國未來在IBBY以及國際童書領域的表現,更值得我們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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