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全球約有6000萬人因為戰爭或饑荒原因成為難民,其中有許多人在梅克爾的果敢接納決定下,來到德國,致使那一年共逾110萬難民入境,47萬6,649位難民向德國政府提出避難申請,是波斯尼亞戰爭之後的新高。如果光看這些數字,很容易無感,可是這些難民不是數字,而是如你我一般的常人。如果具體地將他們的生命史攤開來,旁觀的我們將被其中的巨大苦痛深深觸動。
《請帶我穿越這片海洋》的兩位作者,就親身走訪地中海週邊的難民來源國,記錄敘利亞戰爭爆發這幾年來的逃亡故事,說出了一個又一個悲傷的家破人亡命運,把數字恢復為名字。讀者確實可以在書中,讀到戰爭及逃亡的恐怖、必須攜家帶眷甚至拋妻棄子踏上未知路程的心酸,也會對於人蛇集團的無良感到憤怒,對於義大利的外海蘭佩杜薩島不斷湧來的逃難潮以及海上喪生的幽魂感到無力。而儘管如此,讀者又同時能夠保有對人性的一點希望——例如奧地利大拉明鎮居民從抗拒到打破心中隔閡、那些自願投入救援工作的無數志工、奮力在海上拯救性命的軍警等等。
這是一本詳實的現場報導,也是人道主義之呼聲。翻開這本書的讀者,不能不正視他人的悲劇。
北伊拉克庫德區扎胡市內一座臨時搭建的難民帳篷。照片取自《請帶我穿越這片海洋》,漫遊者文化提供
作者們提問:那些住在安全之地並反對難民的歐洲人,你們可曾做出任何貢獻,使自己遠離戰爭恐懼和迫害?其實你我都是中了生命樂透的人,得以獲得無戰亂的「出生地恩典」。
這個說法讓我想起2015年耶誕前夕一則轟動歐洲的新聞:來自塞內加爾的35歲無業者,9年前乘著難民艇渡過地中海來到西班牙,耶誕前夕花了20歐元買了樂透彩,中了40萬歐元。這正是一個絕佳的隱喻,那些能夠定居於歐洲的人,在象徵意義上都是樂透得主。
可是,難道歐洲人不了解自己有多幸運嗎?其實大部分德國人都知道自己中了生命樂透,知道能生活在和平繁榮的社會中並非理所當然之事,也能同感他人的不幸並伸出援手。我曾在2015年的法蘭克福火車站,眼見無數德國志工們帶著物資擠滿整個站台,等著難民列車到來。身邊也有越南華裔朋友和前南斯拉夫朋友,當年在戰爭後流亡德國受到無私接納。歷史上,德國社會確實針對難民屢次展現出強大的人道關懷。
德國人自身亦曾是難民,或也曾製造難民。例如二戰期間,大量被納粹迫害的猶太人逃亡他國;二戰結束時,原東普魯士地區德國人及中東歐德裔少數族群踏上流亡之路,德國人亦對難民命運同感,收容難民是必然的責任。雖然,德國其他選項黨(AfD)及「西方反伊斯蘭運動」(PEGIDA)持續表達德國文化不相容於伊斯蘭文化,然而,支持難民者也指出,歐洲價值中重視人權,包括難民的人權。而基督教文化中的博愛(Nächstenliebe),也使德國人不能無視他人的苦痛。摩西的故事也已說明了,基督教文化中從來少不了難民。
因此,多半的德國人是接受難民的,或者如同本書所提的奧地利大拉明鎮,在知道勢在必行、不知所措的情況下,配合著政府政策。可是,大拉明鎮居民最後找到了與難民和諧共處之道,但卻不是每個地方都能有這種好故事。德國居民與難民之間的衝突經常可見,甚至也有避難申請者因無法適應而縱火燒收容所的案件發生。
德國民眾的憂心可以理解,例如擔心安置能力不足、輔導社工與師資不足、來自伊斯蘭文化區的難民與德國文化之間無法融合(例如許多人仍然將伊斯蘭教法置於德國法律之上)、恐怖份子假借難民身分混入、難民男女比例失衡問題(申請庇護者以男性居多,男女比大約是7比3)將影響治安,再加上2015年年底發生了科隆火車站跨年夜性侵事件,舉國震驚,對難民政策的批評聲浪越來越大,有些人甚至採取激烈的行動,收容所縱火案件頻傳,社群媒體上也出現越來越多激烈言論。這些不滿的聲音,也已經反映在德國近年地方選舉政治版圖消長上。
這些質疑甚至憤怒,其來有自。去年在波鴻,來自伊拉克的避難申請者在光天化日下,對中國女學生犯下2起性侵案。去年10月,一位弗萊堡女大學生被來自阿富汗的難民姦殺,全德憤怒,也在網路上引發了無數的激烈言論。政府雖然警告勿將單一難民的犯罪擴大到對全部難民的印象,難民們也齊聲為受害者哀悼,並表示任何地方都存在邪惡,盼勿遷怒。但是本案太過殘忍,民意難擋。
類此案件越來越多,難怪反難民的聲浪越來越凶悍。除了極右派政治勢力的批評、「西方反伊斯蘭運動」的示威,也有越來越多不滿的人訴諸暴力。少數難民製造的問題,已在德國社會劃下極深的傷口,顯然非簡單以人道主義關懷即可解決。這也是本書未詳述的棘手部份。
圖片取自《請帶我穿越這片海洋》,漫遊者文化提供
本書談地中海週邊國家難民的移動情形,並以奧地利小鎮為例,探討歐洲人對難民的態度,但未提及在難民問題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德國。因為本書寫於2015年中,關注歐洲邊緣及中東前線,尚未能預見後來在歐洲內部的風風雨雨。因此,以下從德國角度,提出以下幾點補充,指出近來難民議題的發展,另供思考:
▉政治問題
德國是日內瓦難民公約簽署國,同時在基本法中明訂「受政治迫害者享有避難權利」,因此總理梅克爾必須針對難民採取行動。受爭議的是,哪些人是受政治迫害者?而哪些人又是來自安全國家不該被視為難民?批評者認為,德國接納了太多不符資格的難民,但是政府也說明,仍依法嚴審難民資格且持續遣返不符資格者。例如,2015年一則傳遍全國的電視片段裡,來自巴勒斯坦、只獲得暫時難民身份的少女對梅克爾泣訴未來茫然,梅克爾也只能明確告訴她:「德國沒法接收全部的難民。」
只是,許多民眾並不信任梅克爾的立場,仍然堅信政府只知扮演「濫好人」(Gutmensch)角色,並在這兩年的地方選舉中,以選票支持德國其他選項黨,執政黨喪失許多中間偏右選票,左翼勢力也明顯減弱。梅克爾因為難民決策使她面臨來自國內外的政治危機,她的姐妹黨基社黨(CSU)要為接收難民數額訂立上限,她治下的德國已成分裂的國家。今年9月的聯邦大選,難民仍將是選舉焦點,這些內政問題勢必影響未來德國處理難民問題的態度。
▉歐盟問題
歐盟也因對於如何解決難民問題意見不同而分裂。根據1990年簽訂的都柏林協議,難民首先抵達的歐盟國家,必須負責其接納、安置及審核事宜。經過2003年及2013年修正,確立了現在的第三次都柏林架構(Dublin III)。然而,這個辦法是國際權力角逐下產生的,本身存在著很大的問題。
地中海旁以及鄰近巴爾幹的歐盟國家首當其衝,難民問題早已超出其能力範圍,包括安置能力、行政作業能力等,都無法應付突如其來的難民潮。義大利指責歐盟不願正視直接受衝擊國家的問題,其指責確實有理。本書便提及2013年由義大利政府發起「我們的海」海上行動,希望能救援無數在蘭佩杜薩島外海的落難者,實施一年後,義國要求歐盟接手或者負擔部份經費遭拒,該救援行動只好告終。
《南德日報》總編輯Heribert Prantl在2015年著書《以人性之名:拯救難民!》(Im Namen der Menschlichkeit: Rettet die Flüchtlinge! )痛批歐盟,認為都柏林協議是在懲罰那些無法嚴加看守邊界的歐盟邊境國家,變相地鼓勵了地中海濱的國家坐視難民在海上喪命。他並指責歐盟之所以拒絕援助「我們的海」行動,根本不是因為財政問題,而是在其價值觀中,斥拒外來者遠比拯救他們來得優先,例如那年歐盟在巴伐利亞舉辦的高峰會之花費,即可支援「我們的海」一整年經費。
他並批評,歐洲抱持虛假的「歐洲堡壘」概念(Festung Europa),創造敵我區分,擬把難民拒斥在這個不存在的堡壘外。「歐洲堡壘」這個在納粹時代流行的用語,近年來在歐盟國家又流行起來,尤其在針對伊斯蘭文化或難民問題時,成為政治動員的典型辭彙。
2012年,蘭佩杜薩市長Giusi Nicolini上台時,她的一封公開信被譯成歐洲各種語言,在各媒體上登載。信中痛斥歐盟的冷眼旁觀,讓她的島必須埋葬越來越多死者,而歐盟必然也認為人命的犧牲對於阻擋移民潮是必要的,甚至視之為嚇阻,「這是歐洲之恥辱」。她說:
「所有人都該知道,蘭佩杜薩島及其所有居民,竭盡所有救援力量及安置措施,給予這些犧牲者人性尊嚴,也給予我們的國家及整個歐洲人性尊嚴。可是如果歐洲繼續這樣不作為,彷如這些死者只是蘭佩杜薩的死者,那麼對於每一個交到我手中的溺斃者,我都要求歐洲致電報哀悼。如同這個溺斃者擁有白色皮膚,如同那是我們在渡假中溺斃的子女一樣。」
如果逃難者擁有白色皮膚,人們會不會認為他們的生命更有價值呢?小島市長的質問,歐盟的官員不曾回答。
「如果成功到了歐洲,我最大的願望是再去上學。」抵達埃及的13歲敘利亞難民伊伯拉辛這麼說。照片取自《請帶我穿越這片海洋》,漫遊者文化提供
▉土耳其問題
觀察歐盟的難民政策,確實讓人感受到一種邏輯:交由邊境國家處理難民問題,讓危機留在疆界上,以捍衛「歐洲堡壘」。例如近來讓德國相當棘手的土耳其問題:土耳其的人權狀況惡化,但是德國卻難有大動作批評。原因就在於,德國需要這個盟友以因應難民問題。
土耳其做為敘利亞、伊拉克邊境國家,收容難民之多,全球無出其右。當初就是因為土國再也無能力安置收不盡的難民,歐洲便被波及。歐洲需要這個緩衝國安置這些難民,也因此於2016年3月18日與土耳其簽訂協議,由歐盟提供60億歐元,金援協助土耳其安置難民,而加入歐盟與免簽就是交換條件。也因此,2016年向德國申請庇護者銳減至28萬,媒體譏以,歐盟將難民問題「外包」(Outsourcing)給土耳其。
難民問題現在也成為土耳其總統艾爾多昂(Recep Tayyip Erdoğan)的政治資本,德國國內不少土耳其裔相信艾爾多昂是真正的民主派,因為他毅然決然接納了300萬難民。現在的歐盟太需要土耳其,因此即使目前土耳其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都不可能符合歐盟標準,歐盟還是無法拒絕土耳其的政治要求。
近日以來,土耳其擬修憲公投,頻頻派出高層官員到德國宣傳、囚禁德國媒體駐土記者、土國總統痛斥德國使用納粹手段、媒體報導土耳其間諜在德國從事情報工作等,都使得兩國關係持續緊張。然而3月底時,梅克爾還是在馬爾他的歐洲人民政黨峰會讚許:「雖然我們這些日子以來批評甚多,但是土耳其在接納300萬難民上做了很多,歐洲幫助土耳其是正確的。」
擁有博士文憑的費拉斯‧阿爾艾許,他是敘利亞的種子學家,歐洲本來應該鋪紅地毯來歡迎像他這樣的高知識分子。照片取自《請帶我穿越這片海洋》,漫遊者文化提供
如何接納與安置難民,未來仍然是歐盟內部的最大歧見與挑戰。奧地利即曾明確批評德國的開放決策,而匈牙利總理Viktor Orbán也在馬爾他峰會上表示「移民是恐怖主義的特洛伊木馬」,足見歐盟內部異音四起。唯一的共識也許只能是,難民議題依舊是歐洲社會迫切的問題,而未來不管是在打擊恐怖主義或解決難民問題上,土耳其都是歐盟無法缺席的夥伴。「外包」一說聽來刻薄,但是不可否認,倘若歐洲能提供經費,協助土耳其提升接納安置能力,那麼不只有利於歐洲,也免去不少難民踏上地中海黑暗航程的命運。
如何解決難民問題?歐盟各國沒有共識。本書提出的「同情的理解、人道主義關懷」是個好答案,雖然不是完整的答案——例如並未討論難民穿越了那片海洋後,在歐陸社會陷入的文化融合過程衝突。
曾經流亡的哲學家漢娜鄂蘭在〈我們難民〉(We Refugees)文章裡曾提及,接受難民的新朋友們,應當看到關於「我們這些難民」的這個真理:「我們也曾是有人關懷著的某人,我們也曾被友人所愛,地主也知道我們按時交地租。過去我們也可以買了食物、搭上地鐵,而不會被告知我們不受歡迎。」(原文 )這正是本書的用意:處理難民問題的第一步,就是必須看到,絕大多數這些難民只是不幸的平凡人,都曾為人所愛,如你我一般。
請帶我穿越這片海洋:記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北非難民,以及跨地中海的悲劇航程
Auf der Flucht: Reportagen von beiden Seiten des Mittelmeers
作者:卡里姆.埃爾-高哈利(Karim el-Gawhary)、瑪蒂爾德.施瓦本德(Mathilde Schwabeneder)
譯者:彭意梅、張詠欣
出版:漫遊者文化
定價:350元【內容簡介 】
作者簡介
卡里姆.埃爾-高哈利
1991年起,先後擔任不同德語報紙的中東特派記者。2004年起,在開羅擔任奧地利國家公共電台(ORF)中東分部主管,也曾有5年時間擔任德國公共廣播聯盟(ARD)開羅地區負責人。2011年獲得「協和新聞獎」(Concordia Presse-Preis),2013年獲選為奧地利年度記者。著有多本暢銷書。
瑪蒂爾德.施瓦本德
曾前往羅馬攻讀羅曼語言文學,取得博士學位後開始投入新聞工作。1995年回到奧地利,進入國家公共電台工作,2004年起擔任羅馬分部主管。2014年出版《教母當家:領導黑手黨家族的女人》(Die Stunde der Patinnen )一書。如今她除了多了暢銷作家的身分,也同時提供眾多廣播與電視新聞媒體關於非洲、東南歐、拉丁美洲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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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球約有6000萬人因為戰爭或饑荒原因成為難民,其中有許多人在梅克爾的果敢接納決定下,來到德國,致使那一年共逾110萬難民入境,47萬6,649位難民向德國政府提出避難申請,是波斯尼亞戰爭之後的新高。如果光看這些數字,很容易無感,可是這些難民不是數字,而是如你我一般的常人。如果具體地將他們的生命史攤開來,旁觀的我們將被其中的巨大苦痛深深觸動。
《請帶我穿越這片海洋》的兩位作者,就親身走訪地中海週邊的難民來源國,記錄敘利亞戰爭爆發這幾年來的逃亡故事,說出了一個又一個悲傷的家破人亡命運,把數字恢復為名字。讀者確實可以在書中,讀到戰爭及逃亡的恐怖、必須攜家帶眷甚至拋妻棄子踏上未知路程的心酸,也會對於人蛇集團的無良感到憤怒,對於義大利的外海蘭佩杜薩島不斷湧來的逃難潮以及海上喪生的幽魂感到無力。而儘管如此,讀者又同時能夠保有對人性的一點希望——例如奧地利大拉明鎮居民從抗拒到打破心中隔閡、那些自願投入救援工作的無數志工、奮力在海上拯救性命的軍警等等。
這是一本詳實的現場報導,也是人道主義之呼聲。翻開這本書的讀者,不能不正視他人的悲劇。
作者們提問:那些住在安全之地並反對難民的歐洲人,你們可曾做出任何貢獻,使自己遠離戰爭恐懼和迫害?其實你我都是中了生命樂透的人,得以獲得無戰亂的「出生地恩典」。
這個說法讓我想起2015年耶誕前夕一則轟動歐洲的新聞:來自塞內加爾的35歲無業者,9年前乘著難民艇渡過地中海來到西班牙,耶誕前夕花了20歐元買了樂透彩,中了40萬歐元。這正是一個絕佳的隱喻,那些能夠定居於歐洲的人,在象徵意義上都是樂透得主。
可是,難道歐洲人不了解自己有多幸運嗎?其實大部分德國人都知道自己中了生命樂透,知道能生活在和平繁榮的社會中並非理所當然之事,也能同感他人的不幸並伸出援手。我曾在2015年的法蘭克福火車站,眼見無數德國志工們帶著物資擠滿整個站台,等著難民列車到來。身邊也有越南華裔朋友和前南斯拉夫朋友,當年在戰爭後流亡德國受到無私接納。歷史上,德國社會確實針對難民屢次展現出強大的人道關懷。
德國人自身亦曾是難民,或也曾製造難民。例如二戰期間,大量被納粹迫害的猶太人逃亡他國;二戰結束時,原東普魯士地區德國人及中東歐德裔少數族群踏上流亡之路,德國人亦對難民命運同感,收容難民是必然的責任。雖然,德國其他選項黨(AfD)及「西方反伊斯蘭運動」(PEGIDA)持續表達德國文化不相容於伊斯蘭文化,然而,支持難民者也指出,歐洲價值中重視人權,包括難民的人權。而基督教文化中的博愛(Nächstenliebe),也使德國人不能無視他人的苦痛。摩西的故事也已說明了,基督教文化中從來少不了難民。
因此,多半的德國人是接受難民的,或者如同本書所提的奧地利大拉明鎮,在知道勢在必行、不知所措的情況下,配合著政府政策。可是,大拉明鎮居民最後找到了與難民和諧共處之道,但卻不是每個地方都能有這種好故事。德國居民與難民之間的衝突經常可見,甚至也有避難申請者因無法適應而縱火燒收容所的案件發生。
德國民眾的憂心可以理解,例如擔心安置能力不足、輔導社工與師資不足、來自伊斯蘭文化區的難民與德國文化之間無法融合(例如許多人仍然將伊斯蘭教法置於德國法律之上)、恐怖份子假借難民身分混入、難民男女比例失衡問題(申請庇護者以男性居多,男女比大約是7比3)將影響治安,再加上2015年年底發生了科隆火車站跨年夜性侵事件,舉國震驚,對難民政策的批評聲浪越來越大,有些人甚至採取激烈的行動,收容所縱火案件頻傳,社群媒體上也出現越來越多激烈言論。這些不滿的聲音,也已經反映在德國近年地方選舉政治版圖消長上。
這些質疑甚至憤怒,其來有自。去年在波鴻,來自伊拉克的避難申請者在光天化日下,對中國女學生犯下2起性侵案。去年10月,一位弗萊堡女大學生被來自阿富汗的難民姦殺,全德憤怒,也在網路上引發了無數的激烈言論。政府雖然警告勿將單一難民的犯罪擴大到對全部難民的印象,難民們也齊聲為受害者哀悼,並表示任何地方都存在邪惡,盼勿遷怒。但是本案太過殘忍,民意難擋。
類此案件越來越多,難怪反難民的聲浪越來越凶悍。除了極右派政治勢力的批評、「西方反伊斯蘭運動」的示威,也有越來越多不滿的人訴諸暴力。少數難民製造的問題,已在德國社會劃下極深的傷口,顯然非簡單以人道主義關懷即可解決。這也是本書未詳述的棘手部份。
本書談地中海週邊國家難民的移動情形,並以奧地利小鎮為例,探討歐洲人對難民的態度,但未提及在難民問題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德國。因為本書寫於2015年中,關注歐洲邊緣及中東前線,尚未能預見後來在歐洲內部的風風雨雨。因此,以下從德國角度,提出以下幾點補充,指出近來難民議題的發展,另供思考:
▉政治問題
德國是日內瓦難民公約簽署國,同時在基本法中明訂「受政治迫害者享有避難權利」,因此總理梅克爾必須針對難民採取行動。受爭議的是,哪些人是受政治迫害者?而哪些人又是來自安全國家不該被視為難民?批評者認為,德國接納了太多不符資格的難民,但是政府也說明,仍依法嚴審難民資格且持續遣返不符資格者。例如,2015年一則傳遍全國的電視片段裡,來自巴勒斯坦、只獲得暫時難民身份的少女對梅克爾泣訴未來茫然,梅克爾也只能明確告訴她:「德國沒法接收全部的難民。」
只是,許多民眾並不信任梅克爾的立場,仍然堅信政府只知扮演「濫好人」(Gutmensch)角色,並在這兩年的地方選舉中,以選票支持德國其他選項黨,執政黨喪失許多中間偏右選票,左翼勢力也明顯減弱。梅克爾因為難民決策使她面臨來自國內外的政治危機,她的姐妹黨基社黨(CSU)要為接收難民數額訂立上限,她治下的德國已成分裂的國家。今年9月的聯邦大選,難民仍將是選舉焦點,這些內政問題勢必影響未來德國處理難民問題的態度。
▉歐盟問題
歐盟也因對於如何解決難民問題意見不同而分裂。根據1990年簽訂的都柏林協議,難民首先抵達的歐盟國家,必須負責其接納、安置及審核事宜。經過2003年及2013年修正,確立了現在的第三次都柏林架構(Dublin III)。然而,這個辦法是國際權力角逐下產生的,本身存在著很大的問題。
地中海旁以及鄰近巴爾幹的歐盟國家首當其衝,難民問題早已超出其能力範圍,包括安置能力、行政作業能力等,都無法應付突如其來的難民潮。義大利指責歐盟不願正視直接受衝擊國家的問題,其指責確實有理。本書便提及2013年由義大利政府發起「我們的海」海上行動,希望能救援無數在蘭佩杜薩島外海的落難者,實施一年後,義國要求歐盟接手或者負擔部份經費遭拒,該救援行動只好告終。
《南德日報》總編輯Heribert Prantl在2015年著書《以人性之名:拯救難民!》(Im Namen der Menschlichkeit: Rettet die Flüchtlinge!)痛批歐盟,認為都柏林協議是在懲罰那些無法嚴加看守邊界的歐盟邊境國家,變相地鼓勵了地中海濱的國家坐視難民在海上喪命。他並指責歐盟之所以拒絕援助「我們的海」行動,根本不是因為財政問題,而是在其價值觀中,斥拒外來者遠比拯救他們來得優先,例如那年歐盟在巴伐利亞舉辦的高峰會之花費,即可支援「我們的海」一整年經費。
他並批評,歐洲抱持虛假的「歐洲堡壘」概念(Festung Europa),創造敵我區分,擬把難民拒斥在這個不存在的堡壘外。「歐洲堡壘」這個在納粹時代流行的用語,近年來在歐盟國家又流行起來,尤其在針對伊斯蘭文化或難民問題時,成為政治動員的典型辭彙。
2012年,蘭佩杜薩市長Giusi Nicolini上台時,她的一封公開信被譯成歐洲各種語言,在各媒體上登載。信中痛斥歐盟的冷眼旁觀,讓她的島必須埋葬越來越多死者,而歐盟必然也認為人命的犧牲對於阻擋移民潮是必要的,甚至視之為嚇阻,「這是歐洲之恥辱」。她說:
「所有人都該知道,蘭佩杜薩島及其所有居民,竭盡所有救援力量及安置措施,給予這些犧牲者人性尊嚴,也給予我們的國家及整個歐洲人性尊嚴。可是如果歐洲繼續這樣不作為,彷如這些死者只是蘭佩杜薩的死者,那麼對於每一個交到我手中的溺斃者,我都要求歐洲致電報哀悼。如同這個溺斃者擁有白色皮膚,如同那是我們在渡假中溺斃的子女一樣。」
如果逃難者擁有白色皮膚,人們會不會認為他們的生命更有價值呢?小島市長的質問,歐盟的官員不曾回答。
▉土耳其問題
觀察歐盟的難民政策,確實讓人感受到一種邏輯:交由邊境國家處理難民問題,讓危機留在疆界上,以捍衛「歐洲堡壘」。例如近來讓德國相當棘手的土耳其問題:土耳其的人權狀況惡化,但是德國卻難有大動作批評。原因就在於,德國需要這個盟友以因應難民問題。
土耳其做為敘利亞、伊拉克邊境國家,收容難民之多,全球無出其右。當初就是因為土國再也無能力安置收不盡的難民,歐洲便被波及。歐洲需要這個緩衝國安置這些難民,也因此於2016年3月18日與土耳其簽訂協議,由歐盟提供60億歐元,金援協助土耳其安置難民,而加入歐盟與免簽就是交換條件。也因此,2016年向德國申請庇護者銳減至28萬,媒體譏以,歐盟將難民問題「外包」(Outsourcing)給土耳其。
難民問題現在也成為土耳其總統艾爾多昂(Recep Tayyip Erdoğan)的政治資本,德國國內不少土耳其裔相信艾爾多昂是真正的民主派,因為他毅然決然接納了300萬難民。現在的歐盟太需要土耳其,因此即使目前土耳其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都不可能符合歐盟標準,歐盟還是無法拒絕土耳其的政治要求。
近日以來,土耳其擬修憲公投,頻頻派出高層官員到德國宣傳、囚禁德國媒體駐土記者、土國總統痛斥德國使用納粹手段、媒體報導土耳其間諜在德國從事情報工作等,都使得兩國關係持續緊張。然而3月底時,梅克爾還是在馬爾他的歐洲人民政黨峰會讚許:「雖然我們這些日子以來批評甚多,但是土耳其在接納300萬難民上做了很多,歐洲幫助土耳其是正確的。」
如何接納與安置難民,未來仍然是歐盟內部的最大歧見與挑戰。奧地利即曾明確批評德國的開放決策,而匈牙利總理Viktor Orbán也在馬爾他峰會上表示「移民是恐怖主義的特洛伊木馬」,足見歐盟內部異音四起。唯一的共識也許只能是,難民議題依舊是歐洲社會迫切的問題,而未來不管是在打擊恐怖主義或解決難民問題上,土耳其都是歐盟無法缺席的夥伴。「外包」一說聽來刻薄,但是不可否認,倘若歐洲能提供經費,協助土耳其提升接納安置能力,那麼不只有利於歐洲,也免去不少難民踏上地中海黑暗航程的命運。
如何解決難民問題?歐盟各國沒有共識。本書提出的「同情的理解、人道主義關懷」是個好答案,雖然不是完整的答案——例如並未討論難民穿越了那片海洋後,在歐陸社會陷入的文化融合過程衝突。
曾經流亡的哲學家漢娜鄂蘭在〈我們難民〉(We Refugees)文章裡曾提及,接受難民的新朋友們,應當看到關於「我們這些難民」的這個真理:「我們也曾是有人關懷著的某人,我們也曾被友人所愛,地主也知道我們按時交地租。過去我們也可以買了食物、搭上地鐵,而不會被告知我們不受歡迎。」(原文)這正是本書的用意:處理難民問題的第一步,就是必須看到,絕大多數這些難民只是不幸的平凡人,都曾為人所愛,如你我一般。
請帶我穿越這片海洋:記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北非難民,以及跨地中海的悲劇航程
Auf der Flucht: Reportagen von beiden Seiten des Mittelmeers
作者:卡里姆.埃爾-高哈利(Karim el-Gawhary)、瑪蒂爾德.施瓦本德(Mathilde Schwabeneder)
譯者:彭意梅、張詠欣
出版:漫遊者文化
定價:350元【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
卡里姆.埃爾-高哈利
1991年起,先後擔任不同德語報紙的中東特派記者。2004年起,在開羅擔任奧地利國家公共電台(ORF)中東分部主管,也曾有5年時間擔任德國公共廣播聯盟(ARD)開羅地區負責人。2011年獲得「協和新聞獎」(Concordia Presse-Preis),2013年獲選為奧地利年度記者。著有多本暢銷書。
瑪蒂爾德.施瓦本德
曾前往羅馬攻讀羅曼語言文學,取得博士學位後開始投入新聞工作。1995年回到奧地利,進入國家公共電台工作,2004年起擔任羅馬分部主管。2014年出版《教母當家:領導黑手黨家族的女人》(Die Stunde der Patinnen)一書。如今她除了多了暢銷作家的身分,也同時提供眾多廣播與電視新聞媒體關於非洲、東南歐、拉丁美洲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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