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狂泉之國的拒飲者:評金子光晴《絕望的精神史》

日本人說起他們的詩人金子光晴,一般都會冠以「放浪」二字,1997年《太陽》雜誌推出的金子光晴特集,便直接命名「金子光晴亞細亞漂流記」。的確,12歲離家出走,24歲遠遊歐洲,34歲開始漫遊亞洲——這在大正時代、昭和初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當放浪者靜止下來,沈思自身所屬民族的劣根性和可悲之處,金子光晴變得非同一般日本作家的犀利。《絕望的精神史》以其自身大半生經歷,與日本從明治末年到戰後20年的劇變相交織,頗為波譎雲詭,也是大時代側面的一道寒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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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子光晴(取自geocities.co.jp

能做到這一點,和金子光晴與生俱來的叛逆、「反骨」性格有大關係。近代日本固然有理性、反思性人格的作家,比如說芥川龍之介和荻原朔太郎,但像金子光晴那樣堅決與整個民族的狂熱相悖者,仍屬罕有。且看早在1937年,金子光晴出版自己的成名作《鮫》,竟然請郁達夫題字,其時七七蘆溝橋事變已然發生。此前他結交魯迅,前往上海,與左翼文人田漢等同遊。如此,書中提及的1944年讓兒子森乾故意生病逃避兵役,並且寫下日後著名的反戰詩集《降落傘》的那個金子光晴,早已有跡可循。

金子光晴以「絕望」二字切入明治之後的日本庶民精神,如今看來也是別開生面的。深入生存底層,同時又沒有其時無產階級文學那種盲目的樂觀——那種樂觀把文學推向高度戲劇性,動人但是忽略人性的複雜。基於日本民族的順從隱忍性格,絕望的瀰漫並非爆炸性的,但卻如霧霾、病毒一樣「潤物細無聲」,如此構成我們所想像的日本戰時皇民狂熱的另一面,甚至可能是真正的一面。

絕望有種種狀態,首先出現的,是倦怠於明治那種鼓足幹勁拼命稱霸的「鬍子精神」——我稱之為吹鬍子瞪眼狀態(看看明治天皇和他的寵臣們的照片就明白了)——的社會畸零者。他們和金子光晴一樣,看穿了「以神祕主義取代追求合理的精神」這種「為了強化以天皇為中心的義理人情」,覺得可笑之餘也無計可施,於是索性「自絕於天下」了。

這群社會畸零者,無意地成了在同一國族觀念下的獨立人格。金子光晴舉的例子,是他的漢文學老師和落武者叔叔等,金子光晴把自己比喻成挖掘骷髏頭的哈姆雷特,大有深意。「明治這時代,與其只是用難以生存的時代來形容,不如說是一群將難以生存當成正經理由的人們活著的時代。」從這些骷髏頭得出的這一結論,金子光晴恐怕也是夫子自道。

然後是大正的放浪者,也就是金子光晴一代「別求新聲於異邦」的自我流放者。從這個角度看,本書最精彩的是與放浪記交匯之處的第三章,可以與西方現代文學批評名著《流放者的歸來》相對照。只不過不同的是:《流放者的歸來》裡「迷惘的一代」美國作家,前往歐洲去挑戰文化中心權威的時候,本身已經有惠特曼、愛倫坡那樣的強大後盾;而金子光晴一代卻與幕末那些失去方向的浪人相似,獨以一己之力切入現代主義已成熟的西方,最後變成唯西方主義者——

「我深刻地記著,內心深處對於生為日本人的懊悔⋯⋯找不到任何方法可挽救的自我厭惡。」這是金子光晴沈迷觀看義大利歌劇之後的感受。他們失去了明治的自信,反而在自由中不知所措,「在大正這樣一個乍看之下國力充實的自由時代,只要切斷拉到緊繃狀態的明治的弦,就是那些迷失心境的人們體會到的蕭然。」金子光晴用「蕭然」來形容這種被自由迎面擁抱之後的絕望感,極為到位。

最後當然是矛盾至極終現出醜惡的昭和年代,金子光晴出自良心疼痛的絕望幾乎是孤立無援的。舉國上下,包括文學界、電影界都甘心與侵略戰爭共生死、被時代大潮裹挾不得清醒之際,金子光晴就是狂泉之國的拒飲者。

但金子光晴也只能做到消極不合作的冷眼旁觀而已。他的反抗只能是美學的反抗,於是有了這個令人過目不忘的驚艷細節:收聽「玉音放送」得知天皇宣佈投降之後,金子光晴沒有大肆慶祝,而是帶著留聲機去到無人湖邊,大聲播放程硯秋的京劇《紅拂傳》!這未嘗不是對鄰國的苦難致以一個詩人最委婉的致意。

這樣一本《絕望的精神史》,比《菊花與刀》更深刻,寫法也更感性更日本。它並非是《醜陋的日本人》這種純粹批判,更多的是疼痛的自我挖掘。雖然金子光晴反思「大正的思想、文化的自由,是有附帶條件的。知識分子在知識方面,與其說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不如說是徹底地將知識用在曲解原意上,以達到自身目的。」但他自身卻證明了大正文人穎異的一面,也可謂沒辜負那個時代了。

getimage_7.jpg 絕望的精神史
絶望の精神史
作者:金子光晴(Kaneko Mitsuharu)
譯者:周芷羽
出版:麥田
定價:36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金子光晴(Kaneko Mitsuharu)
一八九五年出生於愛知縣海東郡(現在的津島市)。本名為大鹿安和,兩歲時因為父親生意經營失敗,送給金子家做養子。孩童時期曾在「最後的浮世繪畫家」小林清親門下學習日本畫,奠定日後成為畫家的基礎。學生時期沉迷於老子、莊子、列子,也開始展現對於現代文學的慧根,致力於文學創作,發行同人誌在同學朋友間流傳。中學部畢業後,金子進入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文科就讀,然而不到一年就退學,之後陸續考上東京美術學校、慶應義塾大學,也都輟學。

金子自小就想「逃離日本」,十二歲時,他召集了一些朋友,徒步走到橫濱的橫須賀一帶,意圖出港前往美國,引起大騷動。雖然童年的逃走以失敗作結,但這股想逃走的反抗精神仍體現在成年後。二十三歲時,他自費出版第一本詩集《紅土之家》,接著就搭上日俄戰爭結束後第一艘駛向歐洲的船「佐渡丸」,從神戶出發,前往英國利物浦。之後,他前往比利時,在布魯塞爾郊外鎮上的咖啡店二樓寄宿了一年,擁抱讀書與寫作,度過一生中最平靜的時光。

一九二〇年,金子回到日本,開始大量發表詩作,並受福士幸次郎委託,編輯短歌雜誌《樂園》。一九二六年,他再次離開日本,與妻子啟程前往上海,停留一個月。在谷崎潤一郎的親筆介紹信下,結識郭沫若、魯迅、內山丸造等人。兩年後,夫妻倆籌畫前往東南亞、歐洲,展開大約五年的流浪之旅。旅行途中,金子多次舉辦畫展籌措旅費,展覽也獲得極大迴響。他以法國巴黎十四區的旅館為根據地,為生計奮鬥。他做過諸多工作,也曾為農政學研究的池本喜三夫的學位論文寫草稿。

長時間身處國外,金子遇見不少離鄉背井的日本人,即使生活方式有差異,他還是能從他們身上體會到日本人無法改變的「本性」。這些實際交往後帶來的體悟,成為他日後撰寫《絕望的精神史》的材料。他的創作都體現出反戰爭、反帝國主義的「反骨精神」。自從一九三七年出版的詩集《鲛》之後,他接連發表批判日本社會體制的諷刺詩。戰後,他最著名的反戰詩集《降落傘》、《蛾》出版。一九五三年,詩集詩集《人類的悲劇》獲得讀賣文學獎;一九七二年,《風流羽化記》獲選藝術選獎文部大臣獎。

一九七五年,金子留下事前立好的遺囑,在六月三十日因心臟衰竭於自家過世,享年八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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