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書房》戰後日本的「他者/異物」:安部公房、後藤明生、林京子的「歸鄉」之路

左起:安部公房、後藤明生及林京子(取自twitter、wiki及日本図書センター)

2002年,在維也納國家歌劇院舉辦的新年音樂會中,為了向來自各國的觀眾致意,主辦單位鼓勵與會者用母語向觀眾們問好。當時剛接任音樂總監的日本指揮家小澤征爾,突如其來地用中文說了一句:「新年好」。

小澤這個略為讓人吃驚的選擇,若單以「樂團中沒有中國籍樂手」來解釋,顯然是不夠的。這句「新年好」意味深長,包含了小澤是在奉天(今瀋陽)出生、北京長大的殖民地第二代日本人這個成長背景,也涵括了他的童年與其父母的青春,更暗藏了小澤對中國的「鄉愁」。

本業牙醫的小澤父親小澤開作,是個狂熱的滿洲拓殖鼓吹者,也是當時「滿洲國」協和會的創始人之一。「征爾」這個名字,來自他的兩個關東軍朋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顯見小澤家具有濃厚的殖民主義氛圍。當然,那時的小澤還只是個不知世事的孩子,不會懂得殖民地內部複雜交錯的政治角力與權力傾軋。

然而,身為前殖民地後裔的我們,應該怎麼去思考這句「新年好」呢?

這句「新年好」無疑代表了小澤對童年的懷念,這是殖民地第二代共享的生命經驗。當時,很多日本人為了生存或信念,離鄉背井,在「外地」(日本海外殖民地)落地生根。而當日本戰敗,從「外地」或戰地被遣返回日本的近700萬名「引揚者」中,不少殖民地第二代是直到遣返船靠岸那一刻,才首次親炙所謂「內地/祖國」的模樣。不過,此時等待他們的卻不是歷劫歸來後,來自同胞熱情的抱擁,而是一連串的喪失——身分喪失、「祖國」喪失、記憶喪失,以及「故鄉」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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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迎接引揚者的旗幟(取自舞鶴引揚紀念館)

其中不少人顯然無法如小澤那般幸運,可以毫不猶豫直接表現出對「故鄉」的鄉愁。尤其當他們漸漸發覺,自己的「鄉愁」中潛藏著另一種解釋的可能,那就是支配者/侵略者對被支配者/被侵略者的戀戀不捨。此後,「鄉愁」成為這群「在日日本人」生命中無法承受之重,成為他們心中回返不了的夢土,更成為他們一生反覆思考、書寫的終極母題。

▉「沙漠」中的閉塞與出逃:安部公房(1924〜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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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部公房台版作品,左起《聽靈媒說:安部公房短篇小說集》、《沙丘之女》及《燃盡的地圖》

1951年,安部公房以〈牆壁:S.卡爾瑪的犯行〉榮獲芥川獎,作為「第二次戰後派」於日本文壇華麗登場。在獲獎前,深受存在主義和超現實主義影響的安部,已開始嘗試運用變身、SF幻想等前衛主義手法,展現日常現實與超現實世界之間不合理的反轉,以及處在其中的人的困境與異化問題。因此,他的作品充滿了奇怪的場面、荒誕的情節,他善用象徵手法給予特殊的寓意,並藉此揭露人類社會的不合理性,探問人的出路。

在〈牆壁〉一作中,安部描寫某天早晨突然失去姓名的男人,陷入完全不合理的生活狀態的故事。透過這個讓人聯想起卡夫卡《變形記》的設定,安部試圖討論人陷入孤獨之後的困境與異化。

這個創作邏輯,也延續到他後來的知名代表作《沙丘之女》(1962)。《沙丘之女》的主人公是一個在海邊沙丘上收集昆蟲的男人,因天色漸晚,他被一名老翁騙進位於沙丘深處的破敗房舍。察覺到落入騙局後,男人嘗試以各種方式出逃,雖然經歷數次失敗,始終不放棄逃脫的決心。直到有一天,男人終於順利爬出沙丘,卻發現自己的內心早與多年的沙丘生活融合為一,男人再也不想離開沙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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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部公房代表作《沙丘之女》 1964 年翻拍成同名電影

多數讀者在閱讀上述作品時,都是從人的異化與現代社會的疏離來討論。然而,身為從「滿洲」被遣返的「引揚者」,這裡其實還暗喻了安部自身的身分認同危機與故鄉的喪失。

由於父親任職於滿洲醫大,1924年生於東京的安部,隔年即隨同家人遷居奉天,整個童年、小學和中學都在奉天度過。高中時期安部回到「內地」就學,開始了在奉天和東京之間來來去去的生活,高中畢業後進入東京帝大醫學部。

戰爭末期,由於日本本土糧食匱乏,他在1944年底託病返回奉天。就這樣,安部一家在奉天迎接了「日本最長的一日」——1945年8月15日。1946年秋,安部一家搭上遣返船,在長崎佐世保上岸,回歸「祖國」。

安部鮮少提及這段經歷,除了他認為作家應該避免講述自己的經歷,以免改不了「創作」經歷的壞毛病外,或許也與他的奉天敗戰經驗和被遣返經驗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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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敗後滿洲等待引揚的民眾(取自赤塚不二夫官網)

日本戰敗後,安部在奉天親身經歷了階級的瞬間反轉和政權的瞬間毀壞。他們被蘇聯占領軍趕出自宅,流離失所。其後短短的兩三個月內,先是來了國民黨政府,後又來了八路軍,他親眼目睹政策、政權和市容在短時間內,數度改弦易張。1945年底父親歿後,安部只能在街頭叫賣汽水才得以存活。

而在遣返過程中,由於船上爆發霍亂疫情,遣返船禁止進入日本,被迫在外海下錨十多天。船上疾病蔓延、船艙髒亂、日常用品匱乏,不少被遣返者瀕臨瘋狂。

得知安部這個特殊背景後,再重新檢視上述兩作,我們就不難發現其中帶有安部個人的經驗色彩。不管是〈牆壁〉中一夜間失去姓名的男人,或是《沙丘之女》中受困沙丘的男人,或許都可視為是安部前衛性地改編了自身的敗戰經驗。而那圍困住男人的沙丘和沙丘之女,則隱約暗示著安部熟悉的滿洲風土和他的「鄉愁」。這也正是在他早期作品中,屢屢出現沙丘意象的原因。

安部在《道路盡頭的路標》(1948)中,透過小說敘事者「我」之口,反思自身與故鄉的關係時,曾如此說道:

我的確存在於這個世界。我在忍耐周圍的圍逼,又像物體般存在著。可是故鄉的存在,以及這種存在之間到底有多大的距離呢?

這種對「故鄉」又愛又恨、欲拒還迎的態度,以各種形式充斥在安部的作品中,並蔓延至對人的身分與民族國家的質疑。

在安部鮮少被論及的《獸群們尋找故鄉》(1957)一作中,主人公久木與周圍人群關係疏離。他在瀋陽城裡始終無法找到日本人區,即便已經靠近,卻仍不得其門而入。當他終於在一名中國青年的帶領下找到日本人區後,日本人卻因為久木沒有能證實自己身分的證件,而將他拒斥在外。後來,他的證件被朝鮮人偷走,久木徹底失去身分,成為無國籍者。

安部借用久木的經歷,質疑人的身分與民族國家之間的必然性。他認為兩者的關係是反覆無常,甚至可能隨時瓦解消散的。這個思考的根源,就是來自他的敗戰和遣返經驗。

安部在思考「我是誰」的創作母題裡,大量運用前衛性筆法隱喻人在現代社會的疏離與異化,同時還偷渡了他對民族國家和個人身分的質疑。以他自身的經驗為例,當人的階級、身分可以一夜翻轉;當所謂的「祖國」、「故鄉」視你為帶病的他者而拒斥棄置時,你將不得其門而入,變成什麼都不是。

▉無名中尉之子的死亡恐懼:後藤明生1932〜1999

一名在朝鮮半島永興(今北韓咸鏡南道金野郡)經營小雜貨舖的步兵中尉預備役,在大日本帝國瓦解後,帶著一家老小朝「祖國」日本逃亡。在這段跋山涉水、異常艱險的遣返過程中,步兵中尉和母親陸續喪生,親手埋葬他們兩人的,是中尉的兒子,一個年僅13歲的少年。這個少年,就是後來日本戰後文學「內向世代」的重要成員後藤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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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藤明生(取自twitter

後藤的曾祖父在「日韓合併」後,前往朝鮮半島討生活,此後一家人就在永興落地生根。後藤於永興尋常高等小學校(日本人學校)畢業後,1945年4月進入舊制元山公立中學校。但隨之而來的是8月15日的玉音放送,一夜之間,他鄉變異鄉。13歲的少年後藤親手埋葬至親的過程,和極其慘烈的敗戰與遣返經驗,此後如同夢靨一般,一直糾纏著後藤,並體現在他初期的創作上。

1946年5月,經過十多天不間斷的行進,少年後藤終於越過38度線,搭上返回「祖國」的遣返船,落腳於福岡,並轉入舊制福岡縣立朝倉中學校。為了早點被日本本土「同化」,少年非常努力地學習福岡慣用的筑前方言。高中畢業後,後藤進入早稻田大學第二文學部俄文科。這段時間,他耽讀芥川龍之介、果戈里等人的作品,畢業論文更以果戈里為研究對象。之後,卡夫卡的《變形記》、《審判》、《城堡》等作品也對他產生極大的影響。

1955年11月,後藤以短篇小說〈紅與黑的記憶〉於日本文壇初露頭角。這篇獲得第四屆學生小說比賽入選佳作的作品,因為評審川端康成給予候補作品第一名的評價,而備受注目。這篇連作家本人都僅視為習作、不太重視的處女作,若從朝鮮的敗戰經驗和遣返經驗這個視角觀之,可說是後藤創作的原點,實具有重大的意義。

〈紅與黑的記憶〉以在朝鮮出生長大的少年「我」為敘事者,故事開端是「我」幼年時經歷的曾祖父之死,後來又陸續經歷了弟弟、叔母、春江、小英等近親的死亡。進入中學後,在讀了愛倫坡的短篇小說〈過早的埋葬〉時,「我」聯想起曾經面對過的死亡,並由此引發了對死亡、甚至當時是否將親人「過早埋葬」的恐懼。

因此,為了讓自己可以在一瞬之間真正死亡,不至被「過早埋葬」,「我」最大的願望是成為航空兵。然而,這個願望卻因日本戰敗而落空。最終,去不了航空隊、無法如願獲得真正死亡保證的「我」抽起了菸,企圖將「鮮紅的肺葉」染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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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朝鮮半島搭乘漁船返回日本的引揚者(取自舞鶴引揚紀念館)

在這篇小說中,後藤透過敘事者展現了對死亡的恐懼,和極其特殊的死亡觀:在人並不想死時,卻被迫面臨意料之外、無視個人選擇席捲而來的死亡,是人生最大的屈辱。

此外,愛倫坡的出現亦非偶然。愛倫坡在〈過早的埋葬〉中曾如此說道:

從人類連綿不絕的超常災難中,我能列出許多個體的災殃,在本質上,它們比這些大規模的災難更具有苦難性。其實,真正的悲慘——終極的悲哀——是獨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可怕的、終極的痛苦總是由個體來承擔,而不是由群體來承受——讓我們爲此感謝仁慈的上帝吧!

由此,我們或許還可以讀出後藤欲借愛倫坡表達的言外之意——這種被迫承受的不正常死亡,往往是由個人承受,而非群體。此處所言的群體,我們或可理解為是國家。

該作發表時,人們還不清楚後藤在文中描寫的對「過早埋葬」和死亡的恐懼,是源於他自身的真實經驗。直到十多年後,〈無名中尉之子〉這篇以其父為原型的小說發表後,人們才知道少年後藤在北韓遭逢的殘酷經驗。

然而,跟其他被遣返者一樣,對少年後藤來說,人生的考驗此後才正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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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引揚者(取自赤塚不二夫官網)

〈紅與黑的記憶〉發表4年後,後藤發表〈異鄉人〉(原題〈山丘上〉,後更名),這是他首次直面自身朝鮮經驗之作。小說中,後藤以小學五年級的Takeo為主角,描寫他在朝鮮的生活。

Takeo在學藝會上被迫扮演朝鮮人,為此,他不僅和母親哭訴,還故意欺負家中的朝鮮僕役洩憤。某天,Takeo和朋友設計將一名朝鮮少女騙至「德國人教會之丘」,打算好好教訓她,但當天出現的卻是另一個不認識的朝鮮少年。當朝鮮少年對他們吼到:「你們滾回日本去吧」,Takeo極度憤怒地將少年暴打了一頓,直到德國神父出面制止。

在朝鮮的土地上,外來的日本少年暴打本地的朝鮮少年,卻得由德國神父出面制止。到底誰是這片土地上的「異鄉人」?

透過Takao這個角色,後藤不僅直截了當戳破了殖民者建構出來的「一視同仁」的幻象,也表現出在朝日本人身分認同上的進退維谷:日本戰敗前,他們是「在朝日本人」;當日本戰敗、他們被遣返回日本後,卻又發現身處「祖國」的自己,實際上是「在日日本人」。這種兩頭都靠不了岸的窘境,始終縈繞在後藤身上,成為後藤文學中陰魂不散的幽靈。

在1970年代後藤推出的一系列作品,如〈誰?〉、〈什麼?〉、〈鄰人〉等小說中,這抹異鄉人的幽靈始終在其內晃晃悠悠。透過描寫「引揚者」與團地生活的關係,後藤深刻地捕捉到這群「引揚者」在戰後漸次失去「故鄉」記憶的過程、荒蕪渾沌的心理狀態,以及屢屢被「祖國」日本排除的瞬間。從此,他們成為雙重故鄉喪失的「在日日本人」,一株無根草,而團地/日本則成為抹煞他們「故鄉」記憶的流放地。

此後,後藤在他的代表作《夾擊》和1970年代後半陸續完成的「引揚文學三部曲」(《夢話》、《往返》、《謊言般的日常》)中,持續不斷地追問「我現在在哪裡?」、「我是否有回歸之所?」這個「異鄉人」獨有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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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藤明生代表作《夾擊》與「引揚文學三部曲」

飛越東支那海的蝴蝶林京子1930-2017

1975年以〈祭場〉榮獲第77屆芥川獎殊榮的林京子,以描寫自身的長崎原爆經驗為人們所熟知。但許多人不知道的是,林京子在被爆前,曾在上海虹口度過近15年的幼年時光。

1930年8月,林京子出生於長崎市東山手町,因父親工作的關係,不足一歲時就與家人一同移居上海。此後全家住在虹口密勒路(今峨嵋路)中國人雜居的弄堂內,鄰居有房東老太婆一家、木匠、苦力、娼婦、巡警等等,整條弄堂僅有他們一戶日本人。在1945年提早「引揚」回長崎之前,林京子都依傍黃浦江而居,黃浦江的風土遂成為她人格長成的重要部分。

1945年2月,林京子的父親獲知日本可能戰敗的消息後,匆匆忙忙買了票,讓妻子隔天就趕緊帶三個女兒回日本。當時,上海和長崎之間的海域已遍布美軍設置的水雷,為了安全,他們走陸路回返。原本水路只需24小時的行程,陸路卻得先從上海輾轉到東北,再從東北經朝鮮,最後從朝鮮搭船回長崎,歷時數天的折騰,才得以回到長崎諫早。

在此之前,林京子有兩次短期回長崎躲避戰禍的經歷,分別是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和1937年的淞滬會戰。前者林京子年紀太小,沒有記憶;後者則是她與「內地」的首次接觸。而1945年3月開始的日本生活,可說是林京子真正直面「祖國」日本,結果卻不太美好。

林京子與日本的第一個衝突,是轉學事件。原本母親想將她轉入諫早的中學,卻被校長嚴正拒絕,校長直言不諱,覺得他們這群在「外地」吃好喝好的人,竟然在本土糧食嚴重缺乏的時候回來,實在太不像話,因此冷言冷語拒絕了轉學申請。母親只得另尋他處,最後將她轉入長崎縣立高等女學校,但也因此讓林京子遭遇了1945年8月9日——原子彈落於長崎的那一天,成為被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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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崎原爆蘑菇雲(取自wiki)

另一方面,入學後的林京子也發現自己與周圍同學的語言問題。雖然都是日文,但林京子的日文和其他同學的日文有著不小的落差。一是林京子不太會說長崎方言,標準語的抑揚頓挫也與「內地」的不盡相同;二是林京子對漢字的想像是出自中國大陸的風土,比如她對「かわ」(漢字寫成「河」或「川」)這一漢字的理解,是黃浦江那樣的大江大河,而不是日本俳句世界中的涓涓細流。語言的落差讓甫回「祖國」的林京子,再度品嘗到被拒斥的滋味。

此外,被爆者的身分也讓林京子往後的人生,反覆受到「祖國」的歧視和排擠。在她結婚生子,得知核輻射可能禍及下一代後,這個壓力越發沉重。日後她多次表示,她的人生被1945年8月9日分成兩半,前半的上海生活是平穩的、陽光燦爛的、正數的至福時代,被爆後的人生則是負數的、邊緣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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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崎爆後倖存者(取自wiki)

長崎被爆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林京子都在生死之間徘徊,無暇他顧。直到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埋藏在她內心深處對上海的想望,躍出了內心。但聽著電視新聞上,那些因為終於可以與中國做生意的商人「萬歲、萬歲」的歡呼聲,讓她不禁聯想起幼年在上海聽到的、絡繹不絕的日軍軍靴聲,因而讓她對重回上海有諸多猶豫。

伴隨著中日恢復邦交,日本興起了「引揚文學」熱潮,在藤原貞的「引揚」回憶錄《流星依舊》熱銷的帶動下,許多被遣返者紛紛提筆寫下自己的「引揚」經驗,造成一股「引揚」回憶錄出版潮。這股「引揚」書寫熱,或許也牽引出了林京子的創作動能,她開始撰寫自身的上海弄堂經驗,在1979年發表帶有自傳性質的長篇小說《米歇爾的口紅》。

迥異於《流星依舊》之類的「引揚」回憶錄,在《米歇爾的口紅》中,我們除了可看到林京子對「故鄉」上海的眷戀外,還可看到她運用兒童視角,勾勒出上海內部支配者/侵略者與被支配者/被侵略者之間的多重空間和角力關係。不過,即使在這種失衡的關係中,密勒路仍是她心目中的中日烏托邦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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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爾的口紅》及《上海》後收錄於《林京子全集》第二冊

1981年8月,林京子終於下定決心,參加了上海.蘇州五日遊的旅行團,重回暌違了36年的上海。回日本後,她將這段新中國上海遊記訴諸文字,於隔年7月出版長篇小說《上海》。在此書中,林京子透過小說敘述者「我」,表現其對重返「故鄉」上海的躊躇,返回前的近鄉情怯,以及最終發現新中國上海與她幼年時代的上海之間的落差。她敏銳察覺到,她幼年時代的上海,早已一去不復返。

此時,由於日本反核運動的內部糾葛,三年美國生活的影響,加上冷戰局勢、中日關係的變化,林京子看待上海的目光日漸擴大、深化。在〈黃砂〉(1988)中,林京子透過日本娼婦阿清一角,指出日本人群體的「內部排除」。

這項論述也與她身為被爆者、「外地」歸來者的經驗有關——不管是身體被中國苦力「汙染」的日本娼婦阿清,或是身體已被「外地」及核輻射「汙染」的林京子,他們都已經偏離了「純正」的日本人軌道,成為日本本土必須排除的對象。

而在〈假面〉(1997)中,林京子藉由與昔日同窗一同回上海尋訪「故鄉」的經驗,刻劃出「故鄉」上海對日本人「鄉愁」的拒絕。透過小說敘事者「我」被「故鄉」的拒絕,林京子讓「我」深刻意識到,自己尚未擺脫支配者意識,更進一步感覺到自己/日本曾是支配者/侵略者的罪惡感。

林京子幡然醒悟,原來自己心中的「故鄉」,還是具有支配者/侵略者構築出來的虛構成分,而自己也始終沒有從支配者/侵略者這一方脫出。從此,林京子陽光燦爛的「故鄉」上海,產生了質變。這場時隔15年後的第二次上海行,完全超出了設定,從原本的懷舊之旅,變成確認自身「加害者」責任的拷問之旅。過去在《米歇爾的口紅》、《上海》中,林京子戀慕的目光,以及這個目光所凝望的「故鄉」上海,至此轟然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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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上海街景(取自網路)

小說的結尾,「我」已經失去了進入密勒路的勇氣,只能帶著曾經是「加害者」的罪惡感,在密勒路這個「我的『聖地』,亦是我的『恥部』」前佇足,等待著向童年玩伴明靜告解。然而,明靜是永遠不會出現的。而「我」也明白,這不是一句「對不起」即可解決的事情,甚至連說句「對不起」,都顯得過於輕浮。

此後,林京子終生不再踏足上海,其上海書寫的產量亦銳減。

1998年,林京子參考了大量資料後,撰寫長篇小說《預定時間》,試圖勾勒出戰爭時期上海的日本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欲以此梳理自己所不理解、不曾參與過的「上海」。爾後很長一段時間,林京子只零星發表了幾篇和上海有關的散文。直到2006年,在《群像》雜誌創刊60周紀念號上,林京子才又再次發表以上海弄堂生活為主題的短篇小說〈啦啦啦,啦啦啦,〉。不過在這裡,林京子稱小說敘述者「我」為「弄堂的東洋人之子」,並透過中國少女「波波」這個角色,瓦解了密勒路中日烏托邦的幻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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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木寬之(擷自NHK)

日本敗戰時身在平壤的散文家五木寬之,在〈殖民地遣返派的想法〉一文中,曾如此說道:

說起我們是作為壓迫者的一族來到這片土地的,但在這其中,日本本土上原有的階級對立的陳規舊轍仍原封不動的存在著。因為貧窮而逃到殖民地,卻在那片土地上相對其他民族處於統治階層的立場,當時就是這樣一種異樣的雙重結構。

五木也曾提到,「內地」若是那麼好的地方,為什麼雙親會離開日本來到殖民地呢?

對此,日本文藝評論家尾崎秀樹在〈「殖民地遣返派」的發言〉中,認為五木的這些說法,正是「非英雄性光榮逃脫」一代人的心聲。而這不也是安部公房、後藤明生和林京子這一代人的心聲嗎。由此出發,我們重新思考這三個日本當代文學史中相異的遣返個案,不難發現這種「殖民地的傷痕」不只銘刻在殖民地,也銘刻在殖民主日本內部。

身為前殖民地後裔的我們,該如何去思考這三個案例和他們的文學創作,以及開頭提及的小澤的那句「新年好」,也就當然成為我們清算殖民地歷史時,不得不面對的課題。這不僅有助於我們深刻掌握殖民/被殖民問題,也蘊蓄著有助於殖民者真正脫殖民、被殖民者徹底去殖民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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