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時我讀的是中文系，應該是大一的文學概論課，台上教授向同學們問道︰「詩歌有用嗎？文學的功效是什麼？」台下標標準準的學生回答：享受精神的富足，快感、陶冶性情。但對於那些等不到鐘聲，便從教室後門偷溜出去的「體育性」學生來說，詩歌是最沒用的東西，還不如去打一場籃球來得痛快。空蕩讓教室顯得肅殺，我循著體育學生留下來的風，偷偷溜進了圖書館，在各大經典詩選面前，有種自己比文學更加沒用的失落。

由楊牧書房舉辦的「文學與社會參與」，邀請到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東亞語言文學博士生也是詩人的廖啟余，以及同為詩人的工會秘書蔣闊宇，討論文學的有用與無用。兩位講者皆自中文系出身，無論出國深造或者進入社會，勢必都得自問：文學真的改變得了人嗎？

身處勞動現場的蔣闊宇，對文學的入世有特殊觀察，其創作《好想把你的頭抓去撞牆》，更有許多著墨。他回歸「詩言志」的傳統，認為文學可以將知識與感情的質地完整地呈現出來。知識做為一種社會動能，其背後的情感因素更是有力量的。

廖啟余問蔣：「這本詩集與你現在高度抗爭有關，還是終於抵達的日記呢？」

蔣闊宇自承，詩集前半段是公民運動與知識思考的結論，後半段談交誼與愛情，看似有些像畢業紀念冊，但實際上卻是一邊戰鬥一邊懷舊。在細細讀完整本詩集後，可發現其核心是建立在〈好想把你的頭抓去撞牆〉這首詩上。

村上春樹在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時，講了一段經典名句：「假如這裡有堅固的高牆和撞牆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但蔣闊宇質疑這句話是有可能做到的嗎？

三十歲以後
你是同個模子裡混出來的磚塊
在牆的行列間假裝更為堅強

這段詩句令人感到震撼，像一幅寫實風格的水彩畫，儘管顏料未乾，但也宣示著完成的命運。初入社會的詩人，面臨社會地位的轉變，學院中的修養與教育似乎在這高牆下毀滅了。這面牆是由人堆積出來的，彼此緊緊地鑲嵌，看似堅固，實則面臨高聳與碎裂之間，必須「假裝堅強」。這是一種自我對話，揭示著寫作者本身對於現實社會的理解與憤恨。

「我永遠站在雞蛋那邊？這是鬼扯──沒這麼容易好嗎！」蔣闊宇說。他舉例，如果對象是工廠人資部的員工，要解聘一個家有高齡老母，下有5個兒子念國小的勞工，在雞蛋與高牆之間，你能站在弱者邊嗎？我們沒有好選擇，乾脆一頭撞死在牆上算了。在如此絕望的現代社會下，文學還有什麼功效呢？甚至是詩，它真的能安慰人、拯救人嗎？

廖啟余的研究方向，則聚焦於「國民黨怎麼定義『中國文學』」。他認為台灣在建構主體性時，是以「找出敵人」來操作的。但中國文學的傳統應是自我修行導向，文學的功效不是去占據一個位置，呼告孤獨的旗幟，找尋與自己相異的敵人。文學既不是打手，也不是國家的工具。

廖啟余感嘆道，文學的高度可以很高，也可能很低。這種存在就像在無限的政治版與影視版後面，藉著少少的版面存活的副刊。當一位作家從副刊的一則則作品冒出頭時，副刊彷彿是整個社會的縮影。在資本主義主導下，壓榨、異化、媚俗且去宗教化，但作家在副刊寫作的日子卻獲是無比的幸福──寫作的喜悅，主體的追尋。

蔣闊宇的詩則讓人感受到一種末日情懷──裡頭沒有絕望，而是充滿活著的渴望與動力，例如〈野狼少年〉中的末段：「進度落後就努力超車／警察追上來甩在後頭／野狼少年，車速很快／我們的未來／還要再闖幾個紅燈」。一點點叛逆，逐漸長大的機車少年，從父親（上一代）接獲那奔馳的同伴，儘管在道路上迷失了方向，現實（紅燈）使他停滯，但看似無可避免的結局，卻以有點不自量力的方式去闖蕩、突破。

文學有用嗎？蔣闊宇作品的回應是肯定的。文學搭載著知識，而這些知識都由情感撐起來的。要寫工人的生活，就必須先去認識工人，重新調查、考證。而調查的過程就是作者重新認識未知物的過程，從自我朝向他者開放，新的知識不但會形成，更會回過頭來改變自己。這樣的作品不一定能拯救苦難大眾，但那怕只有一人被打動，那人便能成為一個改變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