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現流書店工作數月，謝凱特已經摸清大部分店務。開門、打掃、拖地，進書、退書、上架，活動前後搬動桌椅，設置器材；這些工作對他來說不難，他甚至已有把握：「我覺得我可以把這一切都run得很好。」

比較費解的是兩位老闆。洪沛澤與林潔珊原本就是他的朋友。真正共事後，他才發現兩人「表面上很隨性，但是其實毛很多」。有些書橫放在其他書上，他們覺得無妨；謝凱特若把一本書移到另一個類目，或是把水火不容的兩位作家書籍擺在一起，卻可能立刻被制止。「我就想說，那個標準在哪裡？」

那些沒有寫下來的規則，只能一邊工作、一邊理解。到訪談時，他已有把握能處理進退書、銷售、活動與日常營運，也掌握到兩位老闆的陳列規律。被問到最喜歡書店哪個時段，他先回答：「老闆不要來。」玩笑開完，再繼續談自己喜歡的工作時刻。

他喜歡中午左右出現的新竹貨運。看到貨車停下來，便知道自己叫的書到了。拆開紙箱，有些書一看就知道賣得動；有些則純粹合乎自己的趣味，讓他暗自希望：「如果今天沒人買，那我就買下來。」

書店的日常大多不特別。下雨時，店裡可能久久沒有客人，謝凱特拍下新書、發限時動態，沒人來便拿起書讀。打掃、拆箱、整理與等待，日復一日。他很擅長這些例行工作，卻不想只靠例行工作過日子。這不是他第一次在一份已經熟練的工作裡，開始尋找下一個變化。

➤沒意思，就是沒有意義

謝凱特說自己「很容易生厭」。第一份報社工作做了五六年，後來到靜宜大學教創作，也教了6年。「五六年算久還是很短？我覺得應該算中間，不能算短。」真正讓他無法繼續的，不是工作太難，而是日子已經熟悉到不再發生變化。

他並不討厭例行工作，甚至形容自己很容易做routine的事。無論報社編輯、課程教學或書店庶務，只要摸清楚方法，他都能很快上手。

在靜宜任教期間，每一屆都有令他喜歡、後來也有不錯表現的學生。他看著年輕人第一次面對感情與人際關係：伴侶在社群網站稱讚別人，朋友相約吃火鍋沒有找自己，對年長一些的人來說或許很快能放下，對當事人卻可能是當下人生的全部。

「他們一次只能面對一件自己最在意的事情，所以那個時間點，寫出來的東西會是最好的。」謝凱特珍惜那種全心投入的狀態，卻不因此降低對作品的判斷。有些學生很想寫作、很想得獎，作品拿出來，他一看便知道：「這個人還不到時候。」

所謂「不到時候」，並非只差寫作技巧，而是寫作者尚未碰到真正非處理不可的問題，只能刻意抓出一件事，努力將它寫得嚴重。這套標準也同樣用在自己身上。他不認為作家應該持續產出；沒有需要處理的事情，便不必為了證明自己仍是作家而寫。

教學到了第6年，他把相同的判斷轉回自己身上。「我突然覺得瓶頸到了。」他說，「我沒有進步，學生也沒有進步，大家彼此在耽誤彼此的時間。」

他把這種狀態稱為「沒意思」。「沒意思這件事很重要。沒意思就是沒有意義。」於是他離開了。

謝凱特通常很快便能掌握一套工作，也知道如何將它完成；但能不能做好，與還要不要繼續，對他而言是兩個問題。當一份工作只剩下熟練，不再帶來新的問題或經驗，他便會開始考慮離開。

從報社編輯、寫作、教學到書店，他數度更換工作位置，使用的卻一直包括閱讀、判斷、整理文字與和人溝通的能力。來到書店也不是將過去清空重來：理解一本書、向讀者介紹它、安排活動或處理日常營運，都會用到此前累積的經驗。對他而言，職涯沒有固定的下一階；到了不同階段，他只是重新決定，要把這些能力用在哪一種工作中。

➤我想要的已經得到了

30歲以前，謝凱特常想：「我是不是一個好的、合格的大人？」國中時，他和朋友說過活到30歲就夠老了。真正接近那個年紀，他開始檢查自己是不是已經變成少年時討厭的那種大人，也覺得許多想做的事還擺在那裡，自己卻只是坐在辦公室裡。

從小，他是家裡聽話的孩子，認真念書、做家事，許多行動都是為了獲得父母的稱讚。國中察覺自己的性傾向後，「沒有自己人生」的感覺更為強烈。「從國中到高中，我在學校都必須演出『我是正常的』。」大學離家後，他可以談戀愛，生活自由了一些，卻仍在意別人的期待，做決定時也不斷等待他人的認可。

畢業後，他進入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花蓮相對封閉，移動不易，他有「大把大把的時間，每天都在面對自己」，除了閱讀、寫作，幾乎無處可去。指導教授許甄倚常說，作品應該像樹一樣，有機地長出來。當時他並不明白：來到研究所，不正是為了接受施肥、修剪與指導嗎？

他後來將那段時間比喻成小時候種綠豆：種子被放在濕潤的衛生紙裡，尚未發芽，卻已經開始長根。直到離開校園，在報社工作，遇到不順利的人與事，也再次面對自己的家庭，他才逐漸理解，有些作品無法因為想寫便被寫成；人生必須先走到那個地方。

30歲前，他一邊在報社上班，一邊寫散文集《我的蟻人父親》。下班後，他常到咖啡館或書店寫作，很晚才回家；家更像一個睡覺的地方，工作則成為避開家庭交流的理由。那本書處理父親，也處理他的同志成長經驗。

大約同一時期，他決定與交往中的伴侶搬到臺中。父親看見他收拾行李，問他要去哪裡。他回答：「我要搬家了，我要過自己的生活，過自己的人生。」

父親笑了一下。多年後，謝凱特認為那不是輕蔑，而是父親不知道該如何面對一向聽話的兒子突然宣布離開。母親則崩潰地問：「什麼叫做你要有自己的人生？那我們是什麼？」

他仍在那天搬走。

《我的蟻人父親》後來獲得2019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非小說獎」首獎。得獎消息傳來時，他正在打掃，接到出版人陳夏民的電話，第一個反應是：「得什麼獎？」他當然高興，卻不覺得人生因此突然改變。

「我覺得我30歲之前的人生都不是我自己的，30歲之後的人生才算是我的。」對他來說，作品真正完成的事早在得獎以前便已發生。「我已經得到了我的人生了，而那些額外的東西，就是真的是額外的東西。」讀者、獎項、下一本書的邀約，並非他寫作時追求的結果。

他甚至把話說得更絕：「我想要的我已經得到了，就是我自己的人生。」「得完獎很好，我可以拜拜了，就是我可以做別的事情了。」

➤市儈的賣書快樂

40歲這年，謝凱特結束在靜宜大學6年的兼課，來到現流書店。他並不缺這份工作，也不是每天都興高采烈地上班。「當然每天就是煩得要死。」但這是他自己做的決定；既然來了，他便處理店裡的庶務，也承擔這項選擇帶來的麻煩。

他對「做自己」有一套不太浪漫的解釋。人的想法會不斷改變，很難找出一個永遠固定的自我；比較明確的標準是，決定出自自己的意願，也願意為此負責。

書店裡，他最喜歡的時刻之一是賣書。

他自稱「非常市儈」，很喜歡賣書：「書不要擺在那邊，書應該要像貨幣一樣地流動，就是它流動，它才有意義。」

一次《百年困局》的活動，作者陳牧民的學生與朋友到場，有人一次買5本、10本送給親友。那天單場便賣出30、40本，對獨立書店不是小數目。謝凱特站在櫃台收款：「對我來說，就是那個收錢的過程，我真的很開心，真的超級開心。」

他不因一本書缺乏文學價值，就否定它作為商品的能力。一本書賣得動，代表它確實回應了一部分人的需要；它可以是好商品，卻未必是文學作品。兩套標準在他這裡不需要混為一談。謝凱特在意作品是否成熟，也在意一本書能不能被賣出去。一本書未必是文學，仍可能是好商品。

➤下一個進門的人

某天很晚，一名來自日本的高中教師走進現流，開口詢問：「有沒有臺北的古地圖？」她帶著一個日治時期的舊地址，想找家中長輩當年住過的地方。地址大約位於昔日建成町、今日南京西路圓環與寧夏夜市一帶，卻始終無法確定究竟落在哪個街區。

書店沒有她要找的古地圖。謝凱特仍打開電腦，根據舊地址、學校與工作地點逐項搜尋，把範圍縮小到一個區塊。他指著地圖告訴她，長輩以前可能住在這裡。對方說自己已經來臺灣找過幾次，這是最接近答案的一次。

兩人的日文和英文都不流利，後來卻聊起彼此讀過的日本作家。謝凱特指向書架上的向田邦子，那名教師用一句「Simple but beauty」形容。他記得自己當下的反應：「評論好精準。」

這種客人不會每天出現。多數日子仍是打掃、拆箱、退書、結帳，或者在大雨中等一個始終沒有上門的人。對謝凱特來說，這些事情都不難，甚至已經得心應手。他喜歡書店的工作，因為他無法預測，下一次門被推開，會遇到怎樣的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