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地心很孤獨》（下稱《我》）的簡介是：「弟弟自殺而死，病毒和孤獨蔓延，如何繼續與世界連結？如何不讓自己掉進虛無？……柔依．索羅古德（Zoe Thorogood）以別樹一幟的混合畫風，刻畫了自己生命中的六個月…… 」乍看或許以為這是一部生命史的敘事圖像小說，從童年說起，或以弟弟的死亡為起點，透過一連串「事件」勾勒痛苦的形狀。

起初我預期就像讀過的很多關於抑鬱與創傷的作品，諸如《我可以被擁抱嗎？因為太過寂寞而叫了蕾絲邊應召》、《脫憂鬱》等，先經歷，後回望，再把混亂的經驗整理成可被理解的敘事，透過重述來解釋痛苦。

然而索羅古德刻意地，拒絕，甚至反敘事般，為了讓《我》具現出個體精神崩潰（卻又弔詭地，保有高度創作者自覺）的過程，她讓構圖頁面本身參與了崩潰：從分格、字體、畫風、時間感、自我形象，全都在不斷變形、爭辯、拆解——嘗試建立復又推翻。

讀者閱讀的，不僅是一個人如何痛苦，而是痛苦如何讓「我」無法再維持完整。正因如此，這本書提出的問題遠比「創作能否療癒」更尖銳：當創作者已習慣把傷口加工成作品，創作究竟是自救，還是另一種更細緻的自我物化？

➤頁面從哪裡結束，「我」從哪裡開始？

早在本書的中譯出版前，《我》已在海外贏得不少殊榮和評價，書腰更標示出「Goodreads破萬評分話題之作」。我特地瀏覽其國際書評網站上的頁面，普遍評分正向，但也不乏批評認為書中無故事可言，過於隨想，頁面跳接且不連貫，徒有失控的自我厭惡、羞恥和沉溺。

先說明，儘管《我》的「故事性」不強，但還是可以大致梳理出一些資訊：「我」去美國前後的狀態、「我」的家庭與童年、「我」筆下創作過的漫畫大綱與人物性格……當然，這些動線並不分明，常以漫畫分鏡和頁面鏡像突然交錯、回返、穿插。

我固然明白讀者無法忍受的原因，然而同為創作者，也深明此作掀起的兩極評價絕非因為作者支絀，反是其刻意的敘事實驗：假使「我」（創作者）把未經粉飾、攤開、撫平、打磨得漂漂亮亮的「經驗」如此雜亂呈現給讀者，這種讓人不舒服的誠實，還能被愛嗎？

這本書吸引讀者的地方，正正也是它讓部分人抗拒的地方。喜歡的人覺得它誠實、形式大膽、情緒命中要害；不喜歡的人則認為它自我中心、太沉浸在痛苦裡、不夠節制。這種兩極，其實也和書中那句自嘲式的「divisive reviews on Goodreads」呼應了。

然而這層不穩定，很快被她包裝成一個熟悉的故事原型。她提出一道敘事計謀，要飄洋過海去美國，進行漫畫展處女秀，要像經典敘事那樣踏上旅程，害怕、孤單、心碎，然後找到自己。諷刺的是，書中另一道聲音立刻指出：這不就是你上一本書的情節嗎？甚至露骨畫出一些訪問時如同酷刑的鎂光燈，逼問「我」如何回應其筆下漫畫角色與作者的關連性。

這個反詰非常重要，它點出本書的一個核心：索羅古德從不是沒有故事，作為一個已熟練經營其他故事的漫畫家，她甚至太明暸故事應該長成甚麼模樣——顯然，她知道「英雄之旅」的框架，把遠行、展覽、異地、創傷包裝成一條漂亮的自我發現路線；然而正因她太熟悉這些形式，這趟美國之行才顯得格外可疑。它既是現實發生的事，也是在漫畫中，她所擅長的形式中，對自身人生的再一次編劇。

這種「我是否又在演一個自己熟悉的（筆下）角色」的懷疑，幾乎貫穿全書。主角不是單純赴美、參展、面見讀者；反之更像是跑進一個預先了解運作方式的敘事模板裡，看看該模板能否再次（像她以往的漫畫般）拯救她。

書中有關赴美的期待，帶著一種近乎滑稽的壯烈：「也許這趟旅程能令我變好，也許這本書不只我一個人在看，也許我可以以過來人的身分幫助別人，也許創造出某種以前不存在的東西，本身就是美好的。」此處已清楚指涉全書最尖銳的矛盾：創作是自救，但自救一旦成為藝術，即立刻沾上展示與表演的成分。

全書中，赴美動線的重要性，除了提供外部事件作為刺激，更是讓「他人的目光」真正進入這本書。因疫情而留在房間或只有作者一人時，「我」往往把自己與內在聲音困在同一密室。一旦去到異地、參與展會、面對粉絲、面對他人對作品的喜愛與投射，「我」則必須處理另一難題：當別人正在閱讀、喜歡、需要其作品時，作者應以甚麼姿態出現？

「我」明明渴望被理解，卻又對「被看見」充滿局促。「我」希望作品能成為他者的救贖，卻又愧疚於自身不配承擔。那種不知所措，與「我」童年時面對的自我判斷混亂如出一轍：到底自己確實糟糕得無可救藥，抑或太早把別人不負責任的判詞內化，而活成了預言般「自私、邪惡的人」。

順此下讀，全書最震撼的一刻，竟是走到中段時，它像電影般「結束」了：謝幕、收尾、封面重現，彷彿整個故事已演完一遍，再從另一處重新開始。

這個設計極為大膽——它不只舞弄形式，而在引起反詰：對於創作者而言，同一經驗，要開啟一場敘事的方式，到底有多少種？又如何決定那個最後發表、出版、刊載的版本？

➤創作既是求生，也是把自己物化的技術

《我》的肆意跳躍敘事，正是為了殘忍地點出：所謂「真誠」在創作者手中，很多時候並非天然，卻是一種高度熟練的編排能力：知道在哪停頓、在哪自嘲、在哪示弱，可使傷口保有真實，又足以被閱讀。藝術中的誠實，從來不是未經處理的原始物。一旦「經驗」成為作品，則無可避免進入取捨、節奏、美學與觀看關係之中。

索羅古德用漫畫這個媒介，把自我分裂、敘事崩塌、觀看意識、自我表演，同時呈現在頁面上。全書筆觸並非單純回憶痛苦（假使我們期待一本關於憂鬱的回憶錄條理分明），而在重演痛苦如何破壞敘事。這本書真正演繹的，比起作者經歷，實則是不斷觀看、剪接、編排自我的創作者意識。

她一邊揭露脆弱，一邊也暴露了脆弱如何被塑形為風格。她會突然換畫風、把角色變成紙偶、剪貼簿、舞台、虛空、劇本、分鏡稿（甚至，真實照片）。也會讓不同版本的自己在同一頁互相吐槽、接管敘事。當個體陷入憂鬱、自厭與創作焦慮中，「主角」已不能是平順說話的主體，一堆彼此爭奪主導權的聲音因而叢生。這正是藝術創造要轉化經驗過程的虛妄：「我（們）」既想把自身闡釋清楚，又怕被「被論述」這件事消耗與扭曲。

由此可發現，創作既是求生，也是把自己物化的技術。在書的中段，角色甚至說出「反正是賣慘啦！」，以及一道極刺目的自我攻擊的聲音：「要是你在這本書出版前幾個月自殺——我保證這本書會大賣。」於是，創作產業、讀者市場、悲劇美學與自我毀滅衝動糾纏在一起。

索羅古德知道經驗可以變成作品，知道經驗中的痛苦可以更動人：而一旦習慣以作品容納經驗，便會把生活當成材料倉庫。戀愛、羞恥、性病、家庭對話、朋友醉倒、粉絲簽書、機場心動，全都一邊發生，一邊被潛在編排。這種操練本身極其可怕，問題層次也從老掉牙的「藝術能否療癒」，嚴苛躍升成是：當痛苦具有展演價值時，我們還能純粹地痛苦嗎？

這便使《我》不純然只是一部關於抑鬱的回憶錄，而是一部詰問創作倫理的作品。創作究竟是療癒，還是去人性化？讀完整本書，很難簡單抉擇。因為索羅古德顯然同時相信兩者。她知道創作使人勉強存活，只有把情緒轉譯成頁面，自身才不至於完全失重。可她也知道，當個體太熟悉把人生轉成敘事，箇中最殘酷的，不是把痛苦寫下來，而是在痛苦發生的同時，腦中已有另一個（嚴苛審美的）自己在估量：這能否成為作品？這樣寫會不會更好看？會否更容易被喜歡？

然而，本書並未把這份自覺寫得犬儒。它不是說藝術旨在消費傷口，也未把創作浪漫化成一種純粹救贖。《我在地心很孤獨》最讓人難忘的，乃是它沿著自身的敘事一步步走到最後，終於讓我們看見：所謂形式即故事，不是指圖像小說可以把心理狀態表現得特別厲害且新鮮，對索羅古德而言，形式正是她理解世界、拆解自身，繼而大膽地展現並供人閱讀的方式。

她把童年、分身、筆下的比莉、美國之行、與粉絲會面的局促、頁面上的謝幕與重來，全都收進此書中，像一齣不斷換景的舞台劇。戲沒有真正演完，但幕一次又一次落下；每次重開，我們都更清楚看見，比起純熟演練一個關於孤獨的故事，索羅古德選擇放下創作者的權力，邀請讀者走進舞台同在，體驗孤獨如何，慢慢被煉成一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