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疾病患者如何走進社區，找回生活的自主性？

本集邀請台北榮總玉里分院精神科主任、近日出版《先看見人，再談看不見的病》的鄭淦元醫師，分享他在東部投入精神醫療與社區復健工作24年的經驗。在陪伴他人走過困境之餘，他也透過寫詩、獨旅，感受生活中細微而美好的事物。

從精神疾病的污名與標籤，到社區中的陪伴與支持，鄭淦元談起醫療現場的觀察、身為家屬的生命經驗，以及參與花蓮光復災後心理支持服務的體會。透過他的第一線經歷，讓我們得以看見撕除標籤後，每個人真實而具體的多元樣貌。

➤先看見人，再談看不見的病

主持人：講到你的書，第一個會讓我想的是這本書的書名。因為我們會感覺，在很多醫療環境裡，醫生沒有看到我這個人，而是看見我的病，也就是說，我們是用病來定義人。可是你把它倒過來，你說先看見人，再談看不見的病。

鄭淦元：對，因為我的專長是精神醫療跟社區復健的這些服務。

在精神醫療的領域，我們都是用症候群，就是有什麼樣的症狀、持續多久？它造成個人適應能力的改變。所以，人跟環境在我的領域裡很重要。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我們說聽幻覺的經驗，當乩童有沒有聽幻覺？搞不好還有視幻覺。所以精神醫療的前輩會跟強調，我們要了解他的文化、生活和社經地位。比如說在乩降臨的時候，因為宗教的背景如此，我們絕對不會說他生了思覺失調症。

➤精神疾病的汙名：標籤遮住原來的人

主持人：說到污名化，我自己在生活經驗裡碰到一些親人或朋友，如果是感冒，我們去看醫生，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妥。但如果是情緒上的問題，建議對方「你要不要去看一下身心科？」對方可能會回答：「不要，我神經沒有問題。」

鄭淦元：對，我們普羅大眾都會擔心自己被貼上精神疾病的標籤。因為這個標籤太醒目，醒目到標籤貼上去的時候，你就看不到原來的那個人。

所以我在書的自序裡面寫到，任何一個人生而完整，何來破碎？不全自成全，不幸亦是幸。

我們很習慣貼了精神標籤之後，他的人生好像就缺了，似乎很多能力都不見了。但別忘了，我們哪有人是生下來就100%、200%完全健康的？

➤面對病人的攻擊與無法挽回的遺憾

主持人：以你20多年的行醫生涯，你有受過來自於病患的暴力威脅嗎？

鄭淦元：當然有。我在執業生涯裡有2次被病人攻擊。

有一次非常嚴重，當時我正在開醫囑，椅子飛進來，把我頭撞了一下，眼鏡飛出去。那天我在急診室躺了一天，還好腦部沒有什麼大礙。

不過很遺憾地講，因為治療關係破裂，我就必須請別的主治醫師繼續治療他。過了3年多之後，他最後是自殺身亡。這個遺憾讓我再次體會到，生精神疾病的人，受苦程度是非常高的。

➤母親生病時，仍努力維持母親的角色

主持人：這本書，讀者只要一翻開，很快就會看到你的個人經驗。你的母親在20年前嘗試自殺，並且造成嚴重的傷害。你是怎麼走過這一段？

鄭淦元：我必須講，我一開始也沒辦法說。上大學的時候，我母親就罹患了雙相性情感障礙症（躁鬱症）。

一開始，我可以體會她真的還是在憂鬱、低谷裡，可是過一段時間，她就會很勇敢地說，我比較好了。或者我打電話回去時，她講話很慢，也可以感受到她很低沉的情緒。但講了一段時間後，她就會說希望結束通話，然後叫我趕快去過自己的生活。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說，要先看到人，因為她即使在生病最嚴重的狀態之下，還是依稀能夠想到自己是母親，她很努力維持住這個角色。

➤情緒低潮與憂鬱症的界線

主持人：這樣的經驗也牽涉到另一個層面，我們每個人都會基於各種原因而情緒低潮的時候。可是這種不開心跟醫學定義的憂鬱，界限在哪裡？

鄭淦元：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很難跟別人說自己憂鬱了，或家人生了精神疾病。

但精神疾病的狀態不只是如此，他的情緒低落是從早到晚，有些隨著往夜間推移，愈來愈嚴重。情緒的低谷持續一直低落，低到他本來有興趣的、他願意做的，那個動機都沒了；即使做了，快樂的感覺也不見了。像這種連續用週為單位的話，都要非常謹慎，因為很可能就是有憂鬱症，甚至重度憂鬱症的可能。

還有一種讓普羅大眾常常受苦，而且可能大家都有過的經驗，就是壓力事件。它是長期慢性而且你承受不太住，但是你要勉強扛住它。你就會覺得在長達一兩年的時間裡，不快樂的日子遠比快樂日子多。

然後你會覺得，自己包容彼此、理解別人的耐心會不見，專注力也愈來愈差，要持續完成比較長的任務會有點困難。但事實上，持續性的憂鬱症在一般的族群裡面也很常見。

➤成為彼此的口袋名單

主持人：所以，我們內心的警鈴要怎麼樣運作呢？

鄭淦元：這本書有一個彩蛋，就是我從自殺防治寫起，最後以災難心理衛生結尾。我現在還在做光復鄉堰塞湖的災難心理巡迴醫療，整本書就是從自殺防治寫起，人道關懷作結。

我還是希望大家回到人的角度來想：生命是不是最可貴的？我們都希望你認識的親朋好友，當心中承受著最大壓力、處境非常窘迫，浮現自殺念頭的時候，可以願意說出來。願意表達，我們才有機會幫忙。

主持人：可是有時候，要走到願意表達，那段路很難走。

鄭淦元：是，所以我在書裡有寫到說，我們都應該成為彼此的口袋名單。我們應該想想，在人生旅程中，只要兩位就夠了。不管他在哪裡，當你打電話給他，他都願意接。他理解你，也不會輕易地認定你怎麼了，就是很單純的願意聽你說。這個人，老實講，通常不會是我們親密的家人，因為有時候關係太親密，真的不知道怎麼開口。

我教大家一個技巧：想到他的時候，就找他吃個飯，然後跟他聊：「我覺得人生總有風雨，然後我們過去的交情非常長久。我有個不情之請，萬一哪天我打電話告訴你，我真的很想死，很想離開人世的時候，請你幫我接這個球。只要你願意聽，我覺得就有幫助了。」然後我會順便邀請他說，你要不要考慮我也當你這個球？

➤自助助人，建立彼此支持的安全網

主持人：這個概念滿好的。同時，在這個時代受資訊、網路的影響，我們對於醫療或病症，有時候很難拿得準分寸。這對醫生來說，也會造成診斷上的障礙嗎？

鄭淦元：這本書另一個滿重要的用意，就是讓大家理解精神醫療和社區復健。我是為了幫助這群生精神疾病的人，整本書的脈絡也是從自助助人的角度去寫。

從自殺防治開始，我就強調自助助人。當我們有比較穩固，且能夠互相支持的人際網絡，即便身心窘迫，還沒到生病之前的狀態，也會有人接住我們，而你也願意接住別人。

當彼此能夠承接得住，事實上，你也不會亂投醫，你就如常繼續走下去了。所以，自助互助的網絡，也是我一直鼓勵這群生思覺失調症的夥伴，不要因為自己生了很重的病，就忘了在我們的社會裡，我們仍然可以跟其他友好的人一起努力。

我們很努力幫助生病的人，希望把他培力起來，他就可以自己操作看看。最後，他要做什麼、他的生活目標是什麼，還是要由自己啟動。

而我們只是他生命歷程中的某個人，跟著他、看著他、支援他、提醒他。當他退後時，再接住他。

➤住進社區，過自己的生活

主持人：難怪書叫做《先看見人，再談看不見的病》，因為如果只看見病，把症狀緩解了，可是他的生命品質有因此而提升嗎？他的生命的方向有因此而變得更清楚嗎？如果都沒有的話，病遲早又會回來。

鄭淦元：是。所以過去在國際研討會，我就會說台灣在社區的精神醫療，復健有4個現象。

第一種是居住在社區，過著社區化的生活，表示他的失能程度不高，精神疾病的治療相當不錯。但其實有很大部分的人，雖然是住在社區，過的卻是機構式的生活。

他只是住在家裡，下樓抽菸、買個飲料，上樓看電視，爸媽準備好三餐。怕的就是他餐後的藥沒吃，接著滑手機、睡覺，這很像機構式的生活，沒有有意義的社區參與，也沒有有意義的機構互動。

目前還是會有人住在機構，過著機構式的生活，因為不可諱言，思覺失調症大概有1/4到1/3，他們的自我照顧功能，最後會退化到某種程度，需要人家照顧。

我們醫院先啟動的是，雖然他們住在機構裡，但是讓他們去過社區式的生活。

我們會嘗試看看雖然住在康家，可是希望他們交朋友、工作、參與社區里民活動，甚至一些志工的活動。這些都需要去玉里鎮上，而這個起點，漸漸進展到住進社區，過社區式的生活。

➤從租屋受阻到建立口碑

主持人：社區成員不會有疑慮嗎？

鄭淦元：當然會有疑慮啊！我講一個小故事，但我知道台灣西部的很多同仁更辛苦。

我們在找第一間房子的時候很順利，因為房東聘用過我們的伙伴做民宿的打掃，而且他很滿意。但是，找第二間的時候，的確有困難。

那時候我們都想好了，我也出面說自己是計畫主持人。對方聽到醫院的主任要租房子，當然好啊，但是當我們跟他講說，是醫院要租房子給病人住，對方就說：「那我要問一下，因為當初房東委託就是只能給軍公教。」問了之後，就沒有下文了。

但我們現在已經有8間房子，還有其他房東想租給我們。靠的是這些夥伴在社區居住的口碑。當初怎麼突破？就是請仲介幫忙找房子，一開始很難，但是口碑建立後就相對容易。

這些口碑怎麼來？他們住在鎮上，很想倒垃圾，因為已經很久沒倒過垃圾了。他們很高興，而且垃圾分類得非常清楚，也很早就站在那邊等垃圾車。等垃圾車的時候，他們看見外勞要顧阿公阿嬤，還要準備倒垃圾，他們覺得外勞好辛苦，於是主動去幫忙。有些媽媽煮飯煮到一半，垃圾車來了幾乎快來不及倒，然後他們也去幫忙。他們覺得倒垃圾好快樂。這個就是口碑嘛。

主持人：是，這是很小的事情，但是我們常常會忽略。其實，這些小的事情能夠帶來的改變非常大。

➤解除監護宣告後，家人成為重要的支持

鄭淦元：當病人被監護宣告的時候，原則上只要買比較重要的東西，都是要受監護的。我們有一位伙伴，他一開始希望買摩托車，買完摩托車之後，就希望養寵物。

主持人：可是法律這樣規定有其必要，對不對？

鄭淦元：當初有其必要，因為這個夥伴以前生病真的滿嚴重的，而他家人、他的父母為了替他著想，當初真的是保護他。但是，不管生再怎麼嚴重的病，都有復元的可能。

當他們走過疾病的限制，他可以為自己打算，也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就要勇敢的跟他接手的兄弟姊妹講說，他真的可以，請解除他的監護宣告。

我們去申請了，也真的解除監護宣告。他很自在地有摩托、養狗，跟家人、其他人一起養狗。但是沒過多久，他遇到網路詐騙，因為他所有證件都在身上，所以他就去開戶，最後他就被當人頭戶。

而案件裡面的受害者，最後有一位不願意和解。不願和解當然就上法庭。其實在這個歷程裡面，我們團隊非常有壓力。

主持人：我相信，因為你做了一些改變，就要承受日後萬一發生什麼事情，大家可能會因此質疑你做的改變。

鄭淦元：因為當初如果沒有解除監護宣告，就完全沒事。但讓我們非常感動的是，第一次出庭時，他的兄弟姊妹全部陪著他出庭。當他走出來，內心很難過的時候，他的兄弟姐妹就對他說，哥哥你放心，如果真的要打官司，我們陪你打到底。

哇，當他回來告訴我這件事的時候，我內心的石頭才放下來。

➤相信人心有脆弱的時候：花蓮光復災後的心理支持

主持人：你也提到花蓮光復的災後，你有參與做一些後續的心理輔導？

鄭淦元：我主要是精神醫療，也就是藥物治療的部分。當然，有些真的特別有緣分的，事實上我目前手頭上還有3位，是我利用去的時候做心理治療，有些已經結案了。

我必須非常誠懇的去面對這些創傷，因為每個人的狀況都不一樣，每個人對創傷後面要被接住的程度、需求也都不一樣。

而這些不一樣，必須提醒我們一個很基本的概念：我們要誠懇的相信，任何一個人在面對這種威脅生命、目睹生命威脅，或是摯愛的人經歷生命威脅時，人心真的有脆弱的時候。

我們會去理解，他跟別人互動當中，可能出現某些創傷的表現，而這些創傷的表現是要被理解。因為如果當下不被理解，裂痕和誤解就會愈來愈大，彼此都會陷入其中。

經歷心理創傷的人會陷在創傷裡，身旁支持他的人，也會陷在他創傷的反應裡。所以在整個協助的歷程裡面，我自己最大的收獲跟提醒就是，我們人真的可以很堅強，但是遇到無可避免，你呼天搶地，得不到答案的時候，請允許自己找別人幫忙。

➤母親活下來後，遺憾逐漸消散

鄭淦元：回想當初，我接到父親打電話跟我講說，母親在急診室，然後她這次的自殺非常嚴重的時候，當我去急診室，一路陪著她去加護病房（ICU），在那個霎那，我是有創傷的。

主持人：那麼，你這20年來的行醫歷程，會不會也像是你回應、處理這個創傷的歷程？

鄭淦元：我想不太是這樣子。為什麼？因為那個畫面、場景、歷程都是基於我內心完全沒有準備下發生，而我就必須面臨母親即將離開的痛苦。

這個事件對我的傷害，其實在我決定走精神醫療、決定改變自己的人生志業時，幾乎已經消除很大。而這消除的原因也很簡單，因為我跟我父親跟弟弟，從來沒想過我母親居然活過來。

我內心的遺憾跟創傷，藉由母親勇敢的活下來，其實早就化解掉了。而那個遺憾剩下的尾巴，在後面的10幾年，因為母親終究活過來，10幾年來她重拾當一個母親，當一個阿媽的角色，即使她肺部非常不好，但她還是很努力。所以遺憾的尾巴也早就消失了。

➤人生就此一回

主持人：在這本書裡的自序，有一個標題是，我們應該勇敢的為自己寫詩、撿書、細讀並深藏，只因人生就此一回。

鄭淦元：是，因為我很喜歡寫詩，我把詩當作一個人生重要的課題。因為不可諱言的，我也會焦慮，也會有身心窘迫的狀態，會有幾個晚上睡得比較不好。

主持人：那就是寫詩？

鄭淦元：會，我也會一個人去旅行，然後我會很仔細的去體會，我看到、聽到、聞到、吃到的東西。甚至我有一篇在寫去赤科山住民宿、看金針花。

我常常問住在玉里鎮的同事說，你知道金針花花瓣有幾片？花蕊有幾個嗎？

主持人：不知道欸。

鄭淦元：有6片。

我把自己獨旅，在花蓮的這些歷程也寫在書裡面。為什麼要這麼開心的寫呢？也是讓大家知道說，即使我們有關懷別人照顧自己的這顆心，但別忘了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真的很重要。因為你的好，就代表你的家人也會好。

主持人：是，我想這樣的提醒滿重要，因為很多人可能會懷著有一種好像罪惡感的，覺得好像把自己過好是一種罪過。

鄭淦元：對，所以我們都希望自己過得好，然後別人過得更好。

主持人：這是今天節目最好的註腳：把自己先過好，同時也懷抱著希望，也因為這樣我們更有能力把我們周遭一些環節、一些人照顧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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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吳家恆，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畢業，英國愛丁堡大學音樂碩士，遊走媒體、出版、表演藝術多年，曾任職天下雜誌、時報出版、音樂時代、遠流出版、雲門舞集、臺中國家歌劇院。除了在大學授課，在臺中古典音樂臺擔任主持人之外，也從事翻譯，譯有《心動之處》、《舒伯特的冬之旅》、《馬基維利》、《光影交舞石頭記》等書。

片頭、片尾音樂：微光古樂集 The Gleam Ensemble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