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見到鴻鴻老師是15年前，當時因為投稿《衛生紙詩刊+》而被邀請去詩刊聚會。15年後事過境遷，衛生紙已停刊，詩人們聚會的「腳踏車廚娘的店」已歇業。比起當年，除了原本的詩人、劇場與電影導演身分，鴻鴻還多了一個職責：父親。

聊到近況，一定會談到鴻鴻的兒子樂天：「世界棒球12強賽奪冠後，他就開始迷棒球，今天晚上要帶他去大巨蛋看中信兄弟的比賽。」照顧兒子之餘，他也忙碌於籌備臺灣作家節、策畫國際兒少嘉年華的「未來世代書展」，以及幫台北電影節導讀一部份伊朗電影新浪潮的專題。

從棒球聊到伊朗，呼應了《寫詩與巷戰》書名中「巷戰」的雙義性：「巷戰包含遊戲性的、孩子在巷弄中的玩具槍巷戰；也包含真實發生的，成人的戰爭。」鴻鴻說。書名成為一張樹狀圖，先是分成「寫詩」與「巷戰」兩個概念，巷戰又再細分成遊戲與戰爭。

「書名代表著一種分進合擊，」他說：「寫作可以留下紀錄，推動未來的行動。而巷戰就是行動。兩者對我來說是相輔相成的。」

戰爭的巷戰，代表著鴻鴻透過寫作來回應世界的一面。遊戲的巷戰，則是我對他一直以來的印象：從《現在詩》到《衛生紙詩刊+》追求前衛突破的精神，都繼承了後現代的遊戲性。

➤文學的意義在於表達

鴻鴻擔任多年的台北詩歌節策展人，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針對議題書寫。因此，過去的訪談大多聚焦在「巷戰」，從外部視角談論鴻鴻的行動。

今天這場訪談，則會把重心放在詩集的第一個概念：寫詩，聊聊鴻鴻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

《寫詩與巷戰》的推薦序〈即興與冒犯〉中，詩人唐捐特別提及作品中的轉喻：「在結構與運作上，它們主要是轉喻的（metonymic），依賴時間軸上的鄰接與延宕，如音符之相續、詩行之推演。」例如描寫爵士樂的〈暗黑火鍋〉第一段：

丟進去。把被童話裡的老鼠咬破的襪子
丟進去，把被撕破的內衣
丟進去，把掩藏鄙視的眼鏡
丟進去，把滿分和沒有滿分的考卷
丟進去，加什麼佐料？
不要眼淚，只有鼻涕

（節錄）

不同於隱喻（metaphor）需要讀者去回溯背後的基礎；轉喻常常更浮動而不收束。因此我問鴻鴻：寫詩的當下，是否會設想讀者的解讀？

對此，鴻鴻表示根據題材會有不同策略。若是要書寫議題性強的作品，當然希望讀者去讀出背後的寓意，所以會寫得更直接，或是直接使用隱喻、典故。但若是書寫音樂、生活、親子等題材，則會以更自由的方式去展現文字的可能性。

不過，可能性並不代表無法解讀，鴻鴻認為文學的意義在於表達：「你問我文學是什麼，我覺得文學是一種表達的工具。既然表達了，就不能光是寫給自己看。」非議題性的作品，鴻鴻雖然不會去設想讀者的解讀，但他自認是挑剔的讀者，因此只要寫出的作品能夠過自己這一關，他相信多數讀者都能了解。

➤寫詩是讓脈絡顯影

可能性的極端，是偶然、隨機。《寫詩與巷戰》這本詩集中也留住了不少隨機，例如〈我支持烏克蘭〉一詩中，記錄了兒子樂天拿起旗子的偶然：

我正對著電腦
和伙伴線上討論
如何在舞台上呈現戰爭
兒子跑來
把插在筆筒的烏克蘭小國旗
拔起來揮舞
我一面開會
隨手幫他拍了張照片

（節錄）

這種偶然不少見於鴻鴻的詩中，也常見於他主編的《現在詩》與《衛生紙詩刊+》。我提出一個好奇已久的疑問：對鴻鴻來說，透過詩來收束偶然性或共時性，是否是一種對邏輯的對抗？抑或其實背後有其秩序？

「就像榮格說的，萬事萬物都有隱密的靈魂，而詩就是把它給發掘出來。」鴻鴻說，並提到瑞典作家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史特林堡旅居巴黎期間，因為精神狀況出了問題，深信所有的風吹草動都跟自己息息相關。鴻鴻認為這並非全然的妄想，而是心理學上的六度分隔理論：互不相識的兩人，只需要透過少數中間人，一定能產生聯繫。「只要追究任何一個東西，它跟你的存在絕對就會是有關的，或者跟這個世界的運作是有關的。」鴻鴻說。

他舉例，若我們習慣書寫夢境，我們一定能從其中找到蛛絲馬跡，甚至反過來讓夢境的內容影響到現實；若我們不去書寫，則可能很快遺忘夢境的內容，原本能夠產生的聯繫於焉消失。

書寫，就是讓這些原本難以被發現的脈絡顯影，甚至是創造出新的脈絡。

「好的詩人應該是去揭露這些脈絡，例如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可以從一個細節去串聯許多事物。」鴻鴻說。

於是，轉喻，就不再只是無限的浮動。

➤追求藝術的有效性

談到這裡，我想起鴻鴻在過往的訪談中說過：「如果現在還用解嚴前的美學和姿態去寫作，等於完全浪費了這樣的自由。」我問他，目前的書寫策略，是否有意識在對抗解嚴前的美學？

鴻鴻解釋，當時想說的並非解嚴這個時間點本身，而是戒嚴時期在台灣邁向高峰的現代主義美學：「現代主義追求一個嚴謹的結構，且認為藝術要獨立於世界之外。這種美學觀不僅符合當時統治者的需求，也讓創作者得以用隱密的方式談政治問題，可以說是各取所需。」

現代主義過後，已經不需要再去遵從這種美學觀。鴻鴻認為，後來的寫作者應該去書寫當代。比起藝術上的美，他更想追求藝術上的有效性：「對我來說，追求藝術就是為了讓它更有效、更有力量、更令人耳目一新。」

知道這些背景之後，就更能理解鴻鴻為什麼書寫大量的議題性作品。例如同時入選《2025台灣詩選》、《2025年台灣現代詩選》兩本年度詩選的〈與香港朋友談大罷免〉：

說到雨傘
我們曾經是最大生產國
後來變成了我們強大的鄰國
當我們也需要雨傘時
到底拿的是哪邊的傘
我有點困惑

（節錄）

➤群體的擴散力量

鴻鴻雖然積極透過書寫介入社會，在提攜後進上，卻對所有的美學觀一視同仁。主編《衛生紙詩刊+》之際，他積極選用議題性強的詩作；當他成為台北詩歌節的策展人，則會在受邀名單中看到那些專注於個人美學、較少書寫社會的年輕詩人。

鴻鴻說自己的立場一直都是：共同創造一個盛世。這可能跟他的劇場與電影背景有關：「在劇場或拍電影，一定是一群人共事，需要依賴每個人的才能。」文學是孤獨的，寫作時常常只能面對自己。於是當環境變成詩社、刊物、詩歌節等等群體活動，鴻鴻認為價值在於其中的擴散力量。「這個情況下，你不能繼續死守單一美學觀，而是應該去欣賞更多不同的東西。」他說。

擴散的不僅是美學，也是鴻鴻來回游移的不同身分：父親、詩人、導演。擴散，也貫穿了今天這場訪談。

從詩的轉喻，到幽微的脈絡顯影；從書寫社會到多元美學。鴻鴻始終透過寫詩（文字）與巷戰（行動）告訴我們：正因為萬事萬物都有關聯，萬事萬物都有各自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