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談會一開場，譚蕙芸就分享道：「我一直記得在台北的第一場新書分享會，我講到家庭，那些在座的女性，特別一些是很漂亮的中年女性，眼睛裡都是淚汪汪的看著我。」

「我就想，發生什麼事？為什麼有個共通的感覺，這麼委屈？」譚蕙芸觀察，雖然自己家庭的故事是特殊的，但太多「女兒們」的委屈，卻似乎有著類似的根源。

可以說，這場座談會兩位講者的新書，都是關於身為女兒的種種委屈，都是要回答家庭內究竟「發生什麼事」。然而與此同時，兩人對談的內容也都不時回應到另一個主題：身為女兒，面對這些委屈，她們又如何長出自保的力量？

譚蕙芸是香港的資深記者與大學教師，新作《家鎖：華人家庭這個巨獸》回頭探索自己家庭的故事。她「嘗試用一種既抽離又不失主觀的視覺，去檢視這個家庭到底走了一條怎樣的路」——一個小康的家庭怎樣走上這條路，竟將罹患精神疾病的哥哥關在家中20餘年，成為父母嚴守的祕密？這又如何牽動身為女兒的她和這個家庭的關係？

與她對談的張慧慈則來自台灣的藍領家庭，是家中長女，新書《長女病：我們不是天生愛扛責任，台灣跨世代女兒的故事》揉合了自己和十餘位長女們的故事，談論從「在家中必須照顧弟妹」到「在職場上繼續害怕讓人失望」等種種難關。

在提及寫作的企圖時，張慧慈所用的關鍵詞也同樣是「委屈」，她希望這個社會比較開放地去討論家庭，至少家庭裡面受苦的人不再只能是默默委屈。委屈需要訴說，也需要解決，張慧慈接著說：「不只是吐槽、不只是抱怨，而是想出一些辦法，讓大家都過得比較好。」

➤不能不回家，但要能隨時撤退或逃離

女兒們經常面臨的委屈之一，是被迫回到家裡承擔責任、卻又對於各種事務沒有發言權的窘境。譚蕙芸回顧，從父母決定把患病的哥哥「藏起來」開始，一路到自己把移民加拿大的家人接回香港居住，這個過程中她常遇到的狀況便是：「長子失能了，小女兒要扛的時候，大家都說『不行，小女兒怎麼能夠指揮我們！』，所以我遇到的反彈是很大的。」

女兒們必須承擔，但又不能指揮、甚至沒有發言權，或許已經是太典型的故事。張慧慈如此描述許多受訪者的共同經驗：「她們可能跟哥哥、弟弟一樣，都一直在追求自己的人生夢想。可是當家中長輩生病，需要陪病、照顧的時候，她們會發現爸媽只期待女兒回家，而且是有點強硬的，要求女兒放下工作。當女兒說『可是我需要賺錢』的時候，父母就會說：『我有準備錢、準備房子，你要回家』。」

那為什麼不找兒子承擔？張慧慈分析，原因是多重的，「如果她們說哥哥、弟弟也可以帶你去看醫生，父母就會說『他不懂』。可是這個『不懂』背後是一種偏見，認為『女生比較細心』。同時，他們也認為『女兒就是應該要回來照顧爸媽』，所以兒子的『不懂』背後，是女兒必須要犧牲。」

但回家之後如果再也不能抽身，對體力、精神都是很大的消磨。譚蕙芸以自身經驗為例，分享她觀察到的一個問題根源或許是：華人的情感表達習慣。她在書裡寫到，父親屢屢調侃身為主婦的母親「對世界大事一無所知，只知道廚房裡的事。」講座上她也進一步分享，「到今天，我們家外傭都常常跟我投訴，為什麼我爸爸到90多歲，都還在以責罵表達他對我媽媽的愛。我媽媽被他罵了有點不開心，但又還是好像給他罵才安心。」

「我的書出版後有一個教授跟我說，華人家庭那種用罵的、貶低、控制的來代替關愛，這是他們表達的方法」，譚慧芸苦笑著說，「我們華人都不知道是從哪裡學到這一點的，『吵架都是愛』。」

既然經常必須處在消耗心神的環境與關係中，女兒們能夠做的第一步，就是保有物理上暫時撤退的可能。為了拉開距離，張慧慈自陳她和妹妹所採行的策略有點奢侈——「我們都在離家裡很近的地方租房子。老實說這樣很花錢，如果拿房租去投資股票，也許賺更多。」對於這筆必須額外花費的成本，她說得很直白：「但是我知道如果沒有去租那個房子，我說不定會去跳樓。」

關於物理距離，譚蕙芸也用了一個十分具象的描述：她要能隨時從家裡「奔去旅館」。對她而言，這不只是幫自己拉開距離，也是讓自己回到家中時更有底氣。

「至少我能夠奔去旅館，不用依靠他們。很多年輕人會擔心自己沒有辦法改變現況，但是如果你能夠有離開家庭獨自生活的資源和能力，證明給家人看，至少自己過的生活是好的，那麼你說話的聲音會大一點。」

「你是女性，這大概沒辦法改變」，譚蕙芸進一步解釋：「假如你是男人，他們（父母）可能會聽你的，是老男人的話，更會聽你的，對吧？我們的弱勢已經沒辦法改變，但是至少我賺了錢，能夠說話，他就會感覺你不像以前這麼好叫。」

➤切開有毒的關係與觀念

就此而言，拉開距離是雙向的，不只要自己找到撤退的辦法，也要想辦法不再讓家人覺得自己「像以前那麼好叫」。畢竟，這社會上有太多會讓長輩們覺得女兒應該要「很好叫」的推力了。

張慧慈分享，長輩們如何鞏固、強化這樣的認知：「有些父母手機上的群組真的很可怕。我媽媽之前每天都轉貼社群上跟『孝』有關的東西，例如什麼巴菲特說要孝順、富蘭克林說要孝順，發一個不知道是誰的頭像說『要孝順！』」

這甚至不只發生在網路上，張慧慈接著說，有一次妹妹透露，她會不時跟著媽媽一起去便利商店，因為媽媽的朋友們都會約在便利商店碰面、聊天。妹妹發現，媽媽的朋友們會灌輸她：「妳如果沒辦法控制小孩，小孩就會不孝，他們以後就會拋棄你。所以妳要回去跟他們要錢，要叫他們帶你出去玩。」

「我覺得這真的是有毒的關係！」後來，張慧慈和妹妹決定要媽媽去找工作，「我媽在40歲後就沒有工作，50幾歲的時候我們逼媽媽再回去上班」，說到這裡，張慧慈語氣中帶著笑意，「我媽從此以後不傳孝道的東西給我們了，她每天下班回來，都跟我們講同事的壞話，我覺得她這樣心理狀態還比較健康。」

張慧慈不只是嘗試自己和家人拉開距離，也從母親那頭下手，讓她也能和這些「有毒」的關係網絡、觀念拉開距離。

➤愈到異國他界，愈寄情傳統文化

然而，並非人人都能斷開道德規訓的束縛。譚蕙芸身為加拿大華僑子女，感受更深的是，父母因為移民經驗，反而變得愈來愈頑固和保守。「我爸爸在香港的時候明明很西化，穿西裝、打領帶。到了加拿大，卻開始畫山水、寫書法，到了老外的地方，突然改變了自我認同，更傾向『傳統中國』。」

同樣的認同需求不只促成了譚蕙芸的父親對傳統書畫的興趣，更形塑了父母認定女兒必須結婚、必須盡到照顧的責任。而且明明搬到了精神疾病汙名淡化、照顧資源也更豐富的加拿大，他們反而更堅持把罹患思覺失調的兒子關在家中，「因為他覺得自己要透過這一套文化實踐，來證明自己的身分。他不能夠變成老外，所以有一個反彈，回到家裡他只會更傳統，不能夠更開放。」

張慧慈或許能夠讓媽媽不再去便利商店，但譚蕙芸卻無從說服父母「變成老外」。這時，保護她的是另一種資本，讓自己可以辨認出這種想像中的傳統，也與之保持相當的距離。

這種資本，正是來自她在教育、職場上的歷練。「幸好我爸媽是到我差不多中年，才要求我回去照顧，不是讓我的黃金歲月都用在照顧他們。我在已經累積所有資源之後，才進入這個誇張的長照考驗。」

譚蕙芸累積的資源不只是金錢，也包含了各種知識與資歷，「那個時候我已經累積了一定的文化資本。就像慧慈讀到碩士、博士，是整個家族裡讀書最多的人。而我當過記者嘛，知道外面的世界是甚麼樣子，不會被他們說那些話『騙到』。」

譚蕙芸分析，金錢的資本讓她們有條件拉出適度的物理距離，喘一口氣；而文化的資本則讓她們得以拉開必須的心理距離，不致迷失。

面對委屈，女兒們除了拉開距離、劃下界線，還要讓自己過得更好、變得強大一點。張慧慈提及諮商對於自己面對職場困難與家庭關係張力的助益；而譚蕙芸除了去諮商，也以能扛起父親的體重為目標健身重訓。

或者，就如同譚蕙芸在講座結尾時所說的：「這個世界大概是很喜歡讓女性進入自怨自憐的心態吧，而我們需要慢慢走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