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臺灣出版產業進入冰河期，隨著閱讀習慣與市場的改變，書市緊縮現象已成為現實。與此同時，卻有一類出版物「逆市」而行，那就是與臺灣主題相關的研究著述。2025年6月7日，「BOOM．磅」系列講座來到第三場，邀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葉高華教授以「在社科實證與臺灣史研究之間，我們到底要問什麼問題？」為題開講。講座在暴雨時分展開，現場卻座無虛席，也足以印證讀者對臺灣史研究的熱情。

活動一開始，主持人、春山出版總編輯莊瑞琳就點出上述現象，並將之形容為「臺灣研究與出版業呈現黃金交叉」：「現今有許多現象足以證明，這一題目不僅對學界重要，對所有讀者都很重要。」

為何臺灣史研究能夠打破魔咒、成為許多讀者書架上的必備寶物呢？歷經從「鮮學、顯學到險學」的過程（許雪姬），回過頭看，臺灣史研究又累積了哪些問題和方法？自地球科學、地理學出身，如今在社會學系進行臺灣史研究的葉高華，常常運用跨領域知識做研究。在這場演講中，他也從自身觀察與經驗出發，與讀者們一起遊走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研究之間的廣袤光譜，從中引發對臺灣史研究的新省思。

➤像蝙蝠那樣的歷史社會學者

在社會系任教的葉高華，近年著述多基於臺灣歷史，作品包括《強制移住：臺灣高山原住民的分與離》、《臺灣族群史解謎：揭開平埔、外省、客家、福佬的歷史謎團》等，在學界內外皆受到關注。正因跨學科的特性，以及大眾對於不同學科的固有想像，葉高華在講座伊始就「警示」讀者，社會科學與歷史學各自也有許多不同取態。

他以《伊索寓言》中「鳥獸大戰」的故事作為類比：獸類有很多種形態，但幾乎都不會飛。偏偏有一種會飛，那就是蝙蝠，最後落得「兩面不是人」的結局。「社會學裡就有一群人專門在研究歷史，他們也被稱為『歷史社會學者』，這群人最害怕的就是蝙蝠的遭遇——被社會學家說不是社會學、被歷史學家說不是歷史學。」

儘管這個譬喻十分貼切，葉高華還是轉而提醒，這也不完全等於真實；就像獸類與鳥類之間永遠隔著生物差異，而社會學者卻仍有可能改當地理或歷史學者：「我要講這些故事的用意，就是想告訴大家，我所描述的是一個趨勢。」他補充說道：「這個趨勢與領域中很多情況是相近的，但並不能說所有情況都完全一樣。」

➤社會科學態度一：歷史與我何干？

在此基礎上，為了詳述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研究面向及方法的差異，葉高華將之細分為5個部分進行闡述。其中首先提到的，是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看待歷史的兩種不同態度。

第一種在社會學中較為常見的態度，是認為歷史與自身研究無關，葉高華認為這一取態與社會學的學科起源息息相關。

時間回到19世紀末，歐洲經歷了工業革命，人們開始意識到社會正在劇變，因而展開對於現代性的探索：「人類史上第一位正式的社會學教授，法國的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就是帶著這樣的問題意識創立了社會學。」葉高華引述並介紹涂爾幹的「自殺論」，這一理論正是因應現代社會的新徵兆而誕生的，從中可以理解到社會學門因何而起。

回看臺灣，我們的社會學家所關注的現代社會，又是起於何時呢？

當葉高華拋出這一題，無一讀者猜中——「這個分界點可是近到讓你有點驚訝，是1980年代。」原來，即便是如今已廣為大眾熟悉的「族群」概念，在社會學家看來，也是80年代以後才有的。「很多人會對這種說話感到不服，社會學家就給出一個非常表面的理由，那就是80年代以前從來沒有人講『族群』。即便偶爾提及，也只是在說原住民某一部族，至於客家人、外省人等都不會用『族群』去描述。」更進一步的理由，則是以前雖然也有客家人、外省人，但意涵與現代族群不一樣。

相近的例子，還有「臺灣人」詞義的演變。從前的「臺灣人」並不包含外省人，甚至客家人也不被納入；就連當時的臺語歌，也是直接被稱作「臺灣歌」。這些說法放在現在當然讓人難以置信，卻又是不可否認的歷史：「社會學家大可說：現在臺灣人跟以前臺灣人不一樣，我是要談現在的臺灣人。可是這樣的態度，就會傾向於貶低歷史。」因此，社會科學通常傾向將研究重心放在兩者之間的差別，而非混為一談。

「可是，如果你相信現代社會不是天外飛來一筆，而是從歷史脈絡當中長出來的，那麼能把現代與歷史切割嗎？」在葉高華看來，若不能瞭解歷史，便無法更好地說明現代。如此一來，學者們要做的，就不僅僅是區分現代與歷史間的差異，而是告訴人們，現代是如何從歷史長出來的：「一旦你開始做這件事，恭喜你，你就把歷史找回來了。」

➤社會科學態度二：歷史是我的案例

並非所有社會科學家認為歷史與自己無關，還有一種更普遍的態度，就是將歷史視為案例：「當研究者有了一套理論，就需要尋找一些案例來檢驗理論。」接下來，葉高華列舉了三種將歷史視為案例的情形：

第一種，是用歷史來擴充案例，使得自己的理論威力更強；第二種，則是在檢驗理論時，從歷史中尋找到現代難以出現的案例——

葉高華以人類學家武雅士（Arthur P. Wolf ）在臺灣做的研究為例。在武雅士之前，已有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的「近親性吸引」、韋斯特馬克（Edward Westermarck）提出的「近親性嫌惡」兩種相反觀點。然而在現代社會，這兩種觀點卻無法藉由實驗印證孰是孰非。後來，當武雅士來到臺灣，留意到過去的童養媳生育率低、離婚率高，證明了韋斯特馬克的「近親性嫌惡」觀點。武雅士的這一做法，在葉高華看來正是「社會科學面對歷史的其中一種態度，算是重視歷史，不過是拿來當案例用。」

第三種，則是當歷史成為一種異例，相應的理論就需要被調整或修正——

古典馬克思主義在臺灣成為異例，就是一個典型事件。葉高華介紹道，通常古典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家會不斷累積資本、兼併小農土地，小農因此淪為無產階級。然而在臺灣，日治時期設立的糖廠卻並未真正兼併土地，反倒選擇保存小農，更直接向小農購買甘蔗。因應異例的發現，替代理論也相應誕生，歷史社會學者柯志明發展出了一套「從屬理論」，說明資本主義的發展不一定只能兼併土地、讓農民無產化，也可能發展出一種保存小農、同時又達到剝削的機制。

葉高華以上枚舉的情形，皆是在社會學研究中常見的、對於歷史的態度。他坦言，雖然這些舉例有所簡化，但箇中精神大抵如此：「對於這些社會科學家來說，他們只是在利用歷史案例，不管是作為擴充、自然實驗，還是遇到異例需要調整理論。」

➤歷史學的不安：如何理論，怎樣取捨

那麼，歷史學家又會如何看待這樣的研究呢？

「歷史學家對此卻常常感到不太舒服。」葉高華觀察到，不少歷史學家會認為這樣的研究有理論先行、觀點先行之嫌，而歷史在此只是被利用的對象，並未得到真正的關心。「在歷史學家看來，研究歷史不是為理論服務，而是要還原真相，或起碼能夠逼近真相。」

他隨即以當日活動為例，提問在場讀者：「50年後，歷史學者會如何重建我們這堂講座發生的事情呢？」也許有錄影存檔，有逐字稿，也有整理成文的報導（即本文），然而會否有人記得「當下的二氧化碳濃度是多少？有幾個人低頭滑手機？」葉高華提醒大家，這些看起來並不起眼的細節，卻是構成歷史現場的重要成分：「這世上發生的細節是無窮盡的，不可能將所有細節捕捉下來，一定會有所取捨。而取捨本身，可能就已經受到理論的引導。」

例如同樣是對嘉南大圳的研究，有的學者特別關注建造過程中農民受到剝削的問題，也有學者主力談論生產力問題。在葉高華看來，這正是取捨背後的理論引導，只是有人不願承認，也有人希望坦然：「已故歷史社會學者黃樹仁就認為，與其遮遮掩掩，倒不如直接把啟發自己的理論說清楚、講明白。」

「歷史學問的問題，跟社會科學問的問題，真正的差別不在於有沒有用理論，」常走跳於兩門學科之間的葉高華，總結了對於兩者差異的觀察：「對歷史學者而言，他真正想要知道的就是事情本身，理論對他而言，只是幫助他更深地認識事情或案例。社會科學，則是用案例來認識一個背後的抽象世界，現實案例只是抽象世界的投射。」

➤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它們到底在問什麼問題？

為了說明社會科學嘗試勾勒的抽象世界，葉高華又列舉了數本經典著述來說明。

首先，是臺大社會系教授黃克先寫的《危殆生活》。這本書將無家者分為「做事人」、「𨑨迌人」與「艱苦人」三類抽象人，再投射至現實世界中的真實人物，以此書寫出「臺灣無家者現場的都市民族誌」。此外，臺大社會系特聘教授藍佩嘉的《拚教養》也是另一例證。學者通過現實社會中的教育案例，將不同環境下的教育者置入4個象限之中，可說是運用社會科學方法、勾勒抽象世界的典型之作。

而歷史學家卻志不在此。以20世紀初臺灣進行的土地調查為例，葉高華比較了歷史學家與經濟學家的關注差異：前者留意的多是土地調查事件本身，而後者則會在意事件對於經濟產生的影響。又如春山出版、洪紹洋所寫的《戰後臺灣經濟的再思考》，在葉高華看來，這本書或許會讓經濟學者覺得「非我族類」，歷史學者卻會將其視為同路人，因為書談的就是戰後數間臺灣公司（如中國石油公司、裕隆公司等）本身，而非置入某一理論架構。

在詳述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提問方法後，葉高華也分享親身經歷的「蝙蝠之難」，亦即他在研究漢人與平埔族群通婚問題時，所遇到的尷尬處境。

「近年來流行一種說法：『有唐山公，沒唐山媽』，也就是說來臺灣的漢人大部分都會跟平埔族群通婚。歷史學者黃樹仁就曾經抱怨，這個對臺灣史來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為何社會學家不願意談呢？」在留意到這個現象後，葉高華決定「以身試法」，蒐集了許多村莊戶口資料，並開始計算通婚情況是否普遍。

好不容易將研究整理成文，進入期刊投稿階段，葉高華卻四處碰壁：「我在社會系工作，就優先投稿社會學刊，果然就退稿。被退稿的理由我一點都不意外，學刊說我沒有從婚姻理論出發、提出假設、運用資料檢驗，這樣太不學術了。」此後，他又轉投人口學刊，卻連外審都沒有，細問之下，原來是主編認為文章未提出任何研究假設，因此不能算在人口學範疇。

那麼，這篇文章最終去了哪裡？「最後還是被歷史學接受了，因為這種問題比較符合歷史學者的胃口。」葉高華笑著說，卻足以讓讀者們認識到跨域研究的坎坷。

➤打破學科壁壘，是可能的嗎？

在學科之間「兩面不是人」的遭遇，一方面讓葉高華理解了黃樹仁的抱怨，同時他也留意到更多學人曾經面臨過相似處境，於是減輕了孤獨感。

英國學者麥可．曼（Michael Mann） 被學界稱為當代韋伯（Max Weber），其鉅著《社會權力的來源》談論了自人類文明誕生、一直到20世紀的社會權力運作模式。如此浩瀚的作品，出版後竟也受到兩面夾擊。葉高華引述麥可．曼的自白，揭示這段尷尬處境：「歷史學家抱怨理論妨礙了流暢的敘事，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者抱怨本書應該嚴格檢驗從一般理論引申出來的假設⋯⋯」

「這不就跟我的遭遇很像嗎？」葉高華深深感慨。

陷入過相同窘境的，還有臺灣學者柯志明。葉高華記得，柯志明在《番頭家》一書中嘗試討論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的本身時，就有人質疑他：這樣的研究在什麼意義上還算是社會學呢？對此，葉高華頗感無奈：「你會發現，社會科學問的問題，跟歷史學問的問題，在總體趨勢上是出現差異的。身在社會學界，你就要用社會學界的方法去問問題，反之亦然。我們學科的分類最後就會導致這種後果。」

其後，葉高華更引述了陽明交大教授陳嘉新的說法，來總結眼下學界現象：「真實世界的問題從來就不認識學科，不過人類認識真實世界問題的方式卻常是學科導向的。」無獨有偶，學者黃樹仁也曾有過類似的觀點。在《挑釁的提問》一書中，他就曾提出反思：「領域分工消磨了臺灣學界的問題意識，使學者們習於畫地自限。導引研究的，常是習慣的學科傳承，而非跨學科的社會現象。」

作為跨域研究者，葉高華清晰感知到問題所在：「在研究一個問題時，可能既有這個事情本身的面貌，也有背後的抽象世界。但是，我們在不同的學科裡，就只關注不同的部分，有時還會去貶低另一部分，這使得我們對事情的認識是有侷限的。」

➤在跨域研究中鑽研書寫風格

各學科之間的差異，除了展現在提出問題的方法上，更體現在迥異的書寫風格中。在講座尾聲，葉高華分享有關學術書寫風格差異、寫作技巧錘鍊的想法。

歷史學寫作的一個特點，就是具有強烈的敘事傾向。「後面的事情不會憑空出現，必然有前因。敘事，就是重視前後連結。」葉高華認為要寫好歷史，則需要鍛鍊敘事技巧；而把敘事技巧發揮到最極致的，其實是小說家。「聽到這邊，你可能覺得：小說是虛構，學術要追求真相，兩者怎可相提並論呢？」

然而，在他看來，敘事可以從小說技巧中學到東西。那是將人物、事情串連為情節的能力，而不只是按照時間順序排列史料。「社會科學要在敘事過程中檢核，但這樣一來，你的書寫就變得難以駕馭。跳出來解釋，會讓讀者覺得囉嗦，妨礙了閱讀興致。」當學術寫作面對類似困境時，小說雖不能提供萬試萬靈的招數，卻也能成為一種啟發。

回望學術界，多年來一直有學者在做新嘗試。葉高華提到，柯志明在寫《番頭家》時，運用有別於一般社科式寫法，添加了許多敘事內容，最後因為敘事篇幅太多，不得不單獨拎出、獨立成部。另一位學者吳聰敏，本身寫作也是以少敘事、多分析為主，卻在寫《台灣經濟四百年》時，努力做了一次敘事轉向。「柯志明後來認為（《番頭家》）是失敗的做法，因為那時他無法駕馭，被迫這樣寫。直到60多歲，他才覺得達到自己的理想的狀態。吳聰敏也是在寫過多少教科書、累積多少書寫經驗之後，才做出了這樣的嘗試。」

葉高華舉這兩位學者為例，其實也回應了自己對學術寫作的追求：「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問問題的方式不一樣，書寫的方式也不一樣，想要兩者兼顧，一點都不容易，就看你到底追求的是什麼。作為學術工作者，你如果追求的是安安穩穩地在工作職位上生存下來，又何必自找麻煩？」

從地理系走跳到社會系，又進入臺灣史研究，多年來從事跨領域研究的葉高華，當然不甘於此：「如果你的志向，是思考這個社會到底有什麼疑難雜症還沒被回答，再好好來回答它，那麼一定會橫跨很多不同領域。為了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同領域的工具、書寫方式，都要拿來用。如果你抱持這種想法，才可能來做這種很困難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