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16日，臺灣第一個試管嬰兒在榮總誕生。產下體重2800公克男嬰的張太太，因結婚多年無法懷孕，於1984年4月參加榮總的試管嬰兒實驗，並在這個有39名婦女參與的計畫中，成為驗孕陽性反應的第一人。就在張太太參與計畫整整一年後，「張小弟」成功呱呱落地，伴隨而來的是長達一週的報導熱潮。

試管嬰兒技術的發展始於1978年，當時英國媒體稱其為「超級嬰兒」。這項技術解決不孕問題，成為希望的象徵。也是競逐國際科技地位的場域，各國無不希望憑藉成功打造第一個試管嬰兒，證明自己的國家能在「以科技為動力的現代世界中取得一席之地」。

台大社會系教授吳嘉苓在新作《多胞胎共和國》中指出，當1982年新加坡宣布亞洲首位試管嬰兒即將問世後，臺灣就有媒體提出「我們顯然落後新加坡」的警示，「試管嬰兒的亞洲排名，儼然成為臺灣科技能力的指標。」

「試管嬰兒技術被譽為國家的驕傲與民族光榮。」吳嘉苓在書中轉述一位醫師對這項技術的意見：「人們對IVF（in vitro fertilization，體外受精）的技術討論很熱烈，認為能達成亞洲第一非常光榮，人工生殖在醫學生之間很熱門。」

儘管張小弟並非亞洲第一個試管嬰兒，但吳嘉苓認為，這位醫師對記憶中熱烈氣氛的描述非常準確。當時，「追求第一」的論述，將IVF從一個可能造成爭議的技術，轉化成充滿光環的新興科技。

「（亞洲第一）這個宣稱，顯示那時候我們真的好想生出試管嬰兒，來證明我們科技很不錯。」4月19日，即「張小弟」40歲生日過後3天，吳嘉苓在《多胞胎共和國》的新書分享會上說，當時的臺灣因為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有一種政治上風雨飄搖的淒涼感。憑著體育表現、經濟發展和科技研發，努力追求「亞洲第一」，在這樣的心態下，試管嬰兒的成功孕產，對臺灣社會而言就是光榮的事。

儘管IVF這樣的新科技為許多難孕夫婦帶來新的希望，但其中隱藏的問題與健康風險，卻少有揭露。為此，吳嘉苓透過百場深度訪談與15年的田野調查，探索人工生殖技術的發展與問題，也記錄受孕母親的經歷、挑戰與掙扎。2023年出版英文專書《Making Multiple Babies》後，吳嘉苓花了不少時間針對中文譯稿進行增修，終於在台灣第一個試管嬰兒誕生滿40年之際推出中文版。

這場新書分享會以「試管嬰兒、國家光榮與醫療競爭：臺灣如何成為多胞胎國度？」為題，簡要地帶出《多胞胎共和國》的問題意識和故事背景——儘管張小弟無法登上「亞洲第一」的位置，但臺灣的每次療程平均的胚胎植入數，確實是世界第一無誤。

吳嘉苓坦言，會做這個研究、寫這本書，源於韓國學者河政玉在2005年時的提問：「為什麼臺灣要植入這麼多胚胎？」

這和試管嬰兒的操作程序有關：卵子在體外受精培養成胚胎後，植入子宮，當胚胎著床，便是成功懷孕。為了增加成功率，臺灣不孕科醫師往往會一次植入複數胚胎。

「如果算出平均數的話，臺灣平均植入4.07個胚胎，是世界最多。」長期投入孕產研究的吳嘉苓原本不知道這件事，經過河政玉這一問，才知臺灣的平均胚胎植入數量遠高於其他國家。「我們常說好想贏韓國，這個時候就贏韓國了，但似乎贏得不太名譽。」

臺灣嬰兒出生率目前居於世界之末，但試管嬰兒多胞胎比率則高於多數國家，這便是植入過多胚胎導致。那麼，多胞胎會有什麼問題呢？

➤多胞胎孕產的風險與挑戰

吳嘉苓表示，多胞胎小孩不僅早產機率很高，也有得到腦性麻痺的可能，甚至曾有醫師在生殖醫學年會的演講中表示：「我們可能創造了幾百個腦麻家庭。」人們或許只看到娛樂節目裡多胞胎寶寶的可愛模樣，卻不知道在他們出生前，父母可能走過非常艱辛的過程，因為，「這個社會報喜不報憂。」

「那要我來報憂嗎？」新書分享會的與談人烏恩慈（烏烏醫師）坦言，自己當婦產科醫師之前，對雙胞胎或龍鳳胎也有浪漫的想像，而且大人「只要生一次就好」。直到當上專科醫師，收治許多高危險妊娠的案例，才意識到多胞胎孕婦的肚子會被撐得多大，絕大多數都得提早住院安胎，而且，早產比例非常高。她因而對不孕症科頗有微詞：「為什麼要植入這麼多胚胎？」

站在產科醫師的角度，烏恩慈難免質疑：「一次植入多個胚胎，若懷上多胞胎，流產和早產機率提高，又很可能要緊急剖腹，為什麼不一次放一個胚胎就好？反正放胚胎不需要打麻醉。」

不孕症科醫師的回應則是，臺灣的媽媽都很焦慮，都想要一次就成功。而且植入胚胎後需要驗孕，次數過多會讓女性患者經歷一次又一次的挫敗。

「我沒有想過女性要經歷一次次期待，又一次次落空的心情。」烏恩慈發現，胚胎植入數量多少不只是人工生殖的技術，也隱含著女性想成為母親的焦慮，以及懷孕失敗帶來的自責。

烏恩慈明白，必須將每個女性視為一個獨立個體看待，但她認為，人工生殖的問題遠比想像複雜。作為醫師，她認為不能讓「懷多胞胎」僅被視為「好事」，也必須要強調「風險」。

她舉例，有一位罹患子宮內膜癌的個案，為了懷孕，以保留子宮為前提治療後，再植入三個胚胎，胚胎也都順利著床並且長大。但由於這個媽媽體型肥胖又有糖尿病，加上三胞胎早產的機率幾乎是百分百，無論醫師如何勸說減胎，她都不願意，最後，三個孩子都沒有保住。

烏恩慈說她每每想起這件事，都會覺得對不起這個個案，也會懊惱，「對我來說，這就是刻意製造早產，作為高危險妊娠個案的常任醫師，就會一直想你為什麼不減胎？」

烏恩慈自知，這樣的想法是忽略了每個人都有自己對生命的看法。只是，作為婦產科醫師，出於信念，仍得要如此強調——即使可能違背孕婦對腹中胎兒的情感。

烏恩慈誠實地說，對婦產科醫師來說，只能把這些胚胎當成「數字」。她進一步解釋，有時候負責執行減胎手術的醫師，並不是當初植入胚胎的不孕症科醫師，也不是「照超音波」的產科醫師，但執行減胎時，會請婦產科醫師協助，透過超音波選出「距離肚皮位置比較近的」、或是「比較健康」的 。

「站在這個位置上，如果把每個胚胎都當成『寶寶』，我們會很痛苦，好像跟工廠一樣在做篩選。」就算醫師可以自我說服「還沒有出生的就不算生命」，烏恩慈也清楚知道，懷孕的女性是無法這麼想的——這些胚胎都是她的小孩。

➤女性如何認識人工生殖過程與做出抉擇？

身為社會學家，吳嘉苓則認為，減胎沒有這麼簡單。她在講座中表示，很多婦女是不相信減胎手術的，因為其結果可能讓所有胚胎都流產，這對辛苦求子的人來說，是最大的風險，也是最嚴重的代價。

她提到一個懷了三胞胎的個案。這位孕婦曾看到鄰居家的三胞胎身體健康有問題，知道懷三胞胎的風險，因此，懷孕後尋求第二意見。對方雖然也提出警告，說東方人的體型不適合懷多胞胎，會有危險，但是她的家人以及請示神明後的回答，都認為孩子們會跟著她是有道理的。很想要女兒的先生甚至擔心，被減掉的胚胎會是女生，「這樣她到底要怎麼做決定？」

「醫師們道德喊話是沒有用的，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國家都會訂定指引。」吳嘉苓指出，在醫病互動上，醫師會說這是當事人的選擇，但社會學家會認為，是體制創造了這種讓醫病彼此為難的情況，「責任應該是在於醫界自律，以及國家應該要訂出合理規範。」

吳嘉苓表示，指引如果寫得很好，就可以讓大家知道是基於什麼根據做出這樣的決定，是說理的過程。「不過，指引也不是萬靈丹，不是有了指引就可以標準化作業，畢竟人們還是要考量很多事情，但起碼可以變成一個決策的參考。」

「在醫療現場，孕婦對於還沒發生的事，可能是一無所知的。」烏恩慈表示，因為懷孕的過程很困難，原本懷上一個孩子就覺得很欣喜的孕婦，如果懷了多胞胎，而她能考慮的時間非常短，能夠仰賴的就是她的醫師。或許這個醫師反對墮胎，或是認為個案身材可以撐得住，「如果孕婦看了《多胞胎共和國》這本書，知道植入多個胚胎著床成功率高，將必須面臨減胎的話，也許她們會考慮植入一個胚胎就好。」

吳嘉苓指出，在人工生殖的論述中，媽媽們的感受和聲音常常是沒有被聽見的，人們往往將焦點放在科技與試管嬰兒上，卻不關心媽媽怎麼了。因此，《多胞胎共和國》的書寫目的之一，便是想知道這些婦女怎麼思考自己的人生？如何做決定？過程中又經歷哪些勞動？「希望跟主流媒體呈現的面向不一樣。」

「女性在很多事情上面沒有辦法有自己的主張。」吳嘉苓對於自己訪談的個案感到心疼，她舉例：許多女性不想生育，但來自周遭的壓力，讓她被迫妥協，「我覺得還是要回歸到，我們對事情要有一個很清楚的認識，知道可能會遇到什麼狀況，會有哪些選擇，有哪些結構性的問題，就可能比較不會被他人意見左右。」

➤並非懷孕就算「成功」，政策制定應顧及婦女與胎兒健康

吳嘉苓指出，在試管嬰兒成功的榮光之下，有不少死亡案例，例如張小弟出生隔年，中部地區一名做試管嬰兒的婦女在孕產過程中死亡，留下的雙胞胎則一死一傷。2001年，一名懷有四胞胎的婦女也在減胎過程中，因為嚴重感染而死亡，剩下的兩胎也未能存活。這件事，只有一家媒體報導。

當時的衛生署所研擬的《人工生殖法》草案，以及立法院提出的草案中，都沒有納入胚胎植入數目的管制。直到2006年，立委黃淑英才以官方統計資料為依據，要求限制胚胎植入數目，加入「不得超過4個」的規範。她在書面意見中強調，減胎技術會對女性健康造成風險，當草案進入二讀時，她更援引2001年的孕婦死亡案例，強調限制胚胎植入數目，「對婦女健康保護非常重要。」

雖說如此，當各國紛紛限制植入胚胎數目，臺灣在法律修訂後，仍是全世界規範最寬鬆的一國。在吳嘉苓眼裡看來，人工生殖的死亡故事沒有撼動臺灣社會，很少人想到應該對此做出改變，「作為女性主義健康運動者，我真的應該再努力一點。」

但是，吳嘉苓也強調，醫界還是有許多具有反思性的醫師都在努力，嘗試透過自己的實踐配合國際趨勢，力推「選擇性單一胚胎植入」（eSET，elective single-embryo transfer）。「但這只是示範，不是帶領大家來制定一個嚴格的指引。」

「從1980年代到2000年，IVF已經從『追求第一』的技術競賽轉變為『一門好生意』的市場競爭。政府許可設置的人工生殖機構倍數增多，對於新開業者而言，無法懷孕的風險是最大的挑戰，為了讓部分人工生殖機構能植入多胚胎以提高成功率，臺灣生殖醫學會制訂指引時，就會以相對寬鬆的美國規範為基礎，再加以放寬。」

吳嘉苓在書中引述一位醫師的看法，他說：「IVF整體懷孕率不錯，主要是因為很多胚胎植入。有些人沒辦法植入少量胚胎就達到夠好的成功率，如果指引太嚴格，會對某些人工生殖機構不利。」在座談中，吳嘉苓更進一步解釋，由於政府有補助，加上配合制度達到成功率等因素影響，醫師們也許會有不要搶人生意、擋人財路的心態，「但我認為我們還是要更專業、更自律的面對，而不是將個別醫療院所經營下去與否作為考量。」

而且「成功」與否不應只看懷孕率，例如，許多國內外人工生殖專家已提出，將足月、正常體重、活產率等比例都納入衡量成功的指標。即使可能會讓IVF的成功率數值下降，但這可能才更符合求子民眾希望知道的資訊。

近年，臺灣正處在《人工生殖法》的修訂和孕產議題討論的關口。吳嘉苓也在這本書中以「預想治理」和「預想勞動」為核心概念，既帶出女性經驗，也提供改變的思考與討論。

在當前的醫療體制與生育政策的框架下，人工生殖的執行能否更重視女性孕產過程的身心健康，而不只是被視為科技進步、榮耀國家的數字？應該多加聆聽民眾（尤其是女性）的個體聲音。在講座結束前，吳嘉苓忍不住說道：「我們的民主，在健康這一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