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小說，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有句名言：「每部小說都在告訴讀者：事情並沒有你以為的那麼簡單。」南非小說家柯慈（John Maxwell Coetzee）的當代經典《可恥》（Disgrace，舊譯《屈辱》）當然也不例外。不過，要從《可恥》一書看出事情哪裡不簡單，我們需要付出一點耐心細讀，而它也確實是一部值得我們如此對待的小說。

《可恥》的故事，講的是在大學任教的白人教授盧里利用權勢誘姦了一名黑人女學生。事情曝光後，不認為自己有錯的盧里自請離職，搬去鄉間和務農的女兒露西同住。幾天後，三名黑人暴徒闖進露西的家，把盧里痛打一頓後關進廁所，並且強姦了露西，然後把屋內財物搜刮了一番。

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讀者不難看出：盧里對女學生所做的事，和三名暴徒對露西所做的事，兩者構成了某種對照，或至少是某種呼應。但這兩起性暴力事件，究竟構成什麼樣的對照或呼應？這就是這部小說不簡單的地方。

粗心大意的讀者，恐怕會把《可恥》讀成一則惡有惡報的道德寓言：誘姦了某人女兒的盧里，總算嘗到了自己女兒遭受性暴力是何種滋味。這個詮釋儘管不能說錯，但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

➤《可恥》中隱含的南非語境

要看出《可恥》一書的不簡單之處，我們不妨從這本書的命運談起。雖然本書出版後廣獲國際好評，更讓作者柯慈二度榮膺布克獎殊榮，但當時的南非政府卻指控柯慈藉由這部小說詆毀黑人，就連南非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奬的作家葛蒂瑪（Nadine Gordimer）也不留情面地批判柯慈，原因是書中黑人男性強姦白人女性的橋段，被認為強化了所謂「黑色威脅」（black peril）的歧視性敘事。

南非是個實施了46年種族隔離制度的國家。在此期間，「黑人男強姦白人女」的敘事不斷被渲染誇大，黑人男性對白人女性的威脅也不斷被強調。縱使從統計上看，在南非的強姦案件中，黑人女性受害者的比例是白人女性的9倍之多。

1999年，南非新國民黨（New National Party，其前身就是當年制定種族隔離法的南非國民黨）還曾貼出一幅競選海報，海報上穿襯衫打領帶的中年白人以專家神情向當執政當局沉痛警告：「婦女每日都生活在強姦威脅中。」海報指控，執政當局對強姦問題太過消極，並承諾一旦上台將重新動用死刑，嚴懲強姦犯。

在不解脈絡的人看來，這張海報或許沒什麼問題，但在一個長年受到「黑色威脅」敘事影響的社會裡，當讀者看到這樣一幅海報時，他所看到的很可能不僅只是「應該嚴懲強姦犯」這樣的訊息而已，更是「我們活在黑色威脅的社會裡。」

由此可見，《可恥》不光只是一部關於性暴力的作品，更是一部種族暴力與性別暴力交織在一起的作品。無論是盧里誘姦黑人女學生，還是黑人暴徒強姦露西，都有種族暴力的因素暗藏其中。

➤透過新譯版譯註讀出的訊息

為了召喚出不同種族之間彼此互有差異的社會脈絡和歷史記憶，柯慈在寫作《可恥》時，特意徵用了許多南非語境的特殊用語。在新譯版的《可恥》書中，譯者張茂芸特意費了一番功夫，把柯慈原著中使用異質語言的地方，用恰如其分的譯註呈現了出來，讓我這個柯慈的老讀者讀出了許多過去未曾體會到的滋味。

茲舉一例：在南非的語境裡，「boy」一詞除了可以指「男孩」，它同時也是對南非黑人男性的蔑稱。作為蔑稱時，不分年齡長幼都可稱作「boy」。在舊譯版裡，「boy」一詞被翻譯成「小子」，且未做任何註解。但在新譯版裡，「boy」被譯成「黑小子」，並透過譯註讓讀者了解這一用語隱含的貶義。

小說裡，盧里的女兒露西被三名黑人暴徒強姦的那天，露西聘僱的得力助手，名叫佩楚斯的黑人農夫不知何故不見蹤影。這點令盧里心生懷疑：三名暴徒是否根本和佩楚斯是一夥的？暴徒離去後，鄰居老先生艾汀格聽說了佩楚斯碰巧缺席的事，脫口而出說道：「那些人沒一個信得過的。」隨後更告訴盧里和露西，說他會再幫忙找另一個「黑小子」替他們修理汽車。

小說敘事者接著講了一句既關鍵又精巧的話：「他（按：指盧里）看過露西一聽人說『黑小子』就勃然大怒的樣子。但此刻露西毫無反應。」

這段話不僅呈現出鄰居艾汀格看待黑人時，多少帶著輕蔑的眼光，更顯示出露西對於種族壓迫的社會脈絡相當了解，而且相當在意。她不願意用帶有種族壓迫意味的語彙來指涉她的黑人助手，而且恐怕也不會同意艾汀格把佩楚斯輕易歸入「那些人」的做法。

➤被翻轉的西方傳統知識

上面這段有關「黑小子」的話，其重要性還不只如此。在小說中，相同或類似的詞語、隱喻、典故或故事情節經常重複出現，但每次出現時，總是巧妙地召喚出不同的語境和觀點。

例如在小說後半接近結尾的地方，「boy」一詞又再度在對話中出現，但意涵卻截然不同。

在強姦／強盜案發生後，盧里一直想說服露西不要繼續在鄉下經營農場，叫她把農場轉賣或轉租給佩楚斯，甚至還勸女兒去荷蘭（也就是南非的前殖民宗主國）休養，所有費用讓做爸爸的出。露西沒有表現出想要離開農場的意思，為此，盧里主動去找了佩楚斯，想先探探他的口風，看他會否願意承接露西的農場。到了佩楚斯的地盤，盧里發現佩楚斯的新家正準備做工程，而且他一副想要自己施工的樣子。對此盧里頗感訝異，佩楚斯於是說道：「我要自己挖溝，這個我可以自己來，用不著什麼技術，就是男生（boy）幹的活。挖溝只要是男生就行了。」

在前文中，「boy」原本是對南非黑人男性的蔑稱，但在這段對話裡，佩楚斯卻彷彿有意無意地用「boy」一詞來暗諷在課堂上講授英國文學，但卻連挖溝都不會的盧里教授。

更有意思的是小說敘事者接著這麼說：

佩楚斯也覺得自己講的話很好玩。他曾經是小男孩，如今再也回不去了。但現在他可以扮成小男孩（boy），一如貴為路易十六王后的瑪麗．安托內特也能扮成擠奶女工。

在這段話裡，歐洲的歷史典故和南非的社會脈絡被拼接在一起，令人產生一種異樣的陌生感。但正如敘事者所暗示的，扮成擠奶女工的王后當然還是王后，是掌握權力的人；而南非的黑人農夫佩楚斯縱使扮成了「boy」，但他依舊是在自己的地盤上掌握了權力的人。

事實上，整本小說的故事雖然都在南非發生，但作者柯慈卻經常徵用各種來自歐洲的歷史典故、文學典故，迫使讀者從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理解這些來自「西方」的傳統知識。

例如，在西方的傳統知識裡，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和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都是浪漫主義時代最具代表性的大詩人。無論我們去網路上查維基百科或去圖書館裡翻看文學史論，必然都能讀到這兩位浪漫詩人何以偉大的理由。然而當盧里一口一個華茲華斯、一口一個拜倫，試圖藉此合理化自己誘姦女學生的行徑時，讀者卻彷彿能窺見西方浪漫主義傳統背後所隱含的暴力。

這種暴力，既出現在盧里誘姦女學生時所背誦的浪漫情詩裡，也出現在盧里的課堂裡。盧里誘姦女學生得逞後，隔週女學生來上課時，課堂上正好討論到華茲華斯詩裡為何使用了「侵奪」一詞。「你先查過字典的話，就會知道『侵奪』指的是逐漸侵入，或漸漸侵占的意思」，講台上的盧里如此對著班上說道。雖然盧里不認為自己的「浪漫行為」何錯之有，但這段話卻諷刺地點出了他正在做的事，當然，這段話也遙遠地呼應著南非遭受殖民壓迫的歷史記憶。

關於小說，米蘭．昆德拉還講過另一句名言：「小説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說出那些唯有小説才能訴説的事。」作為書評，本文當然無法代替《可恥》講出唯有《可恥》一書才能講述的事（就像在小說裡，盧里教授一直試圖代替女兒露西講述「被強姦」是怎麼一回事，但總是以失敗收場）。有興趣的讀者，還是得自行玩味《可恥》一書才行。●

（對本書的閱讀史和文本推敲有興趣的讀者，亦不妨參看筆者多年前為《可恥》舊譯版《屈辱》所寫的長文：〈你的故事，很難只是你的故事：柯慈《屈辱》與意義過載的強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