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故事的博物館‧職人篇》臺灣第一位奧運選手張星賢,他的抱負與遺憾ft.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1936年張星賢任職滿鐵時期,代表日本參加第11屆柏林奧運會。身著日本代表選手正式制服於奧運選手村所攝。(臺史博登錄號2016.002.0004)

「說故事的博物館」系列專題,探索臺灣博物館與藏品如何進行IP想像,文化內容策進院與Openbook閱讀誌合作,期待將在地深刻的文史題材,觸發成不同類型的IP作品。第一大專題〈愛情篇〉聚焦文學與繪畫背後故事的影視改編潛力。第二大專題〈遊戲篇〉,聚焦藏品豐富的視覺轉譯成多元的敘事可能。本專題為系列第三大專題〈職人篇〉,從人物故事與職業特性出發,從庶務資料、歷史檔案、電影膠卷,拼湊故事真實的生命質地,與4間博物館合作,發現臺灣故事的獨特樣貌。

➤「被刻意遺忘的」「被背叛的」第一位臺灣奧運選手

9年前熱血的棒球電影《KANO》,使日治以來塵封至今的臺灣體育發展史得以受到重視及討論。現在我們都知道1931年夏天,嘉義農林棒球隊奪下日本甲子園大賽亞軍,為臺灣寫下璀璨的一頁。

而奧運是最多人觀看的國際賽事,替場上選手加油也是我們的共同記憶。但許多人不知道,隔年(1932)萬眾矚目的奧運運動場上,有個臺灣人首次與世界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他就是臺灣踏上奧運舞臺的第一人──張星賢!

這是個充滿曲折與滄桑的故事。田徑運動選手張星賢留下的日記、書信與回憶錄,彷彿在我們眼前倒轉時光的跑道,隨著競技場上裁判的揚聲高呼,一個臺灣來的選手在全世界面前奮力奔馳。

另方面,他的回憶也讓我們看見,在大時代紛亂的時局下,運動場上的臺灣人,竟分別代表日本、滿洲、中華民國三個政體,令人感慨萬分。更感慨是,戰前他因臺灣人身分備受歧視,戰後又因戰前身分遭到排擠、在歷史上「被消失」。

去年是張星賢站上奧運賽場90週年,如今人們大多記得紀政、楊傳廣,卻不識彼時曾提攜指導過他們的優秀選手張星賢。身分認同與國族矛盾對張星賢的糾纏拉扯,真實反映了那個時代所有臺灣人的無奈,也導致我們對他完全陌生。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自2013年起,陸續接受張星賢家屬所接受捐贈的相關文物,這批文物包含了近身物件、回憶錄、差事日記與老照片,以及來自楊肇嘉六然居資料室提供的書信資料。2016年起,臺灣歷史博物館也策畫了一系列活動,包含特展、專書、雜誌等不同形式,向臺灣社會重新揭開傳奇運動員精彩的一生。


張星賢起跑的剎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希望有朝一日贏過日本人

1910年10月2日,張星賢誕生於臺中市楠町。當時正是近代運動引進臺灣的時代,小學時日籍足球教練即發現他擁有過人的運動天賦。

後來在「建功神社奉納競技會」上,張星賢以三級跳遠14米08的成績,奪得冠軍並嶄露頭角,後赴東京參加1929年「明治神宮競技大會」,成為參與賽事唯一的臺灣人,並破了全日本中學生紀錄。

1930年,張星賢在第9屆遠東運動會跳出14米49的個人最佳成績,榮獲冠軍。但當時主導選拔作業的樹備昌二向來歧視臺灣人,刻意選了三個日本人,張星賢遭到次等公民的對待而落選。他沒有因此失意,反而被激發了鬥志,誓願有朝一日要贏過日本人,去參加世運會(即奧運)。他如此寫下:

我要贏過在臺灣的所有日本人,做一個全日本的代表選手,去參加世運會!


1931年,張星賢就讀早稻田大學時被選拔為田徑隊代表,穿上有「W」標誌的早大田徑隊制服。(臺史博登錄號2013.022.0281.0006)

➤田徑名將與他的企業贊助家楊肇嘉


1932年張星賢參加第十屆洛杉磯奧運後,在東京與楊肇嘉(右)合照。(臺史博登錄號2013.02.0281.0007)

為實踐成為奧運選手的夢想,張星賢經日本人笠原推薦,得以前往早稻田大學就讀。4年期間,獲臺中仕紳、早稻田校友楊肇嘉經濟援助,始順利完成學業。

由於臺灣人要在出頭極為困難,原為跳遠選手的張星賢,1931年改參加早慶對抗賽400公尺賽跑,得到第三名。同年5月又拿下「第13回關東學生陸上競技選手權大會」第二名。不但頻頻得獎,還屢破紀錄,成為臺日媒體關注的對象。

臺史博助理研究員劉維瑛指出:「長期資助張星賢的企業家楊肇嘉,類似當今贊助運動選手的企業單位,運用賽事來提升品牌正面形象與大眾認同,但楊肇嘉並不是為了商業目的。他熱心地與臺籍運動員站在一起,支持這群年輕人,相信一旦張星賢等人能在國際體壇為臺灣人嶄露頭角,便是『發揚臺灣人的精神』,讓世界看見臺灣。」

➤既高興又想哭,臺灣人代表日本成為奧運代表

「在開始進場時,莊嚴的喇叭聲,樂隊所奏出的每一個聲音都深深地迴盪在心底。在經過隧道從觀眾看臺下面走出來時的心情,不知該如何表達,很可惜我無法用語言和筆來形容。我應該一輩子也無法忘記當時的感受吧。從昏暗的隧道走出來時,高聳在半空中可以容納十萬七千人的觀眾看臺,已是毫無空隙,整個人被罩在一張張觀眾的臉孔下的心情,在那當下,豈止只是炙熱燃燒的愛國心而已,還有那既高興又想哭,無法用言語表達的心情,都深深地壓抑在心底。」


1936年,張星賢在柏林奧運會上與美國跳高金牌選手強森合影。(臺史博登錄號 2013.022.0286.0029)

做為運動選手,夢想必然設定在最高的競賽殿堂「奧林匹克運動大會」上。1932年洛杉磯奧運的日本選拔賽,張星賢以第一名佳績,入選400公尺中欄及1600公尺接力的奧運代表團,成為第一位當選奧運選手的臺灣人,令他歡欣鼓舞。

相較於代表中華民國參加該屆奧運的劉長春,張星賢的報名時間、進入選手村報到時間及上場比賽的時間都更早。他說:「這是臺灣首次選出了世運選手,我達到了終生的目標……臺灣人當了日本世運代表!我真是百感交集……。」

➤運動場上的臺灣人,你是誰:日本人?中華民國?滿州國人?

「我是在臺灣出生長大,但卻隸屬滿洲隊,以對抗臺灣與朝鮮,因此心裡感覺到彆扭也很感慨。」

日治時期,臺灣人飽受差別待遇,許多求職困難的知識分子,只好前往日本扶植的「滿洲國」尋求發展,尤以醫生、公務員為多。1935年張星賢也在大學畢業後,考上位於大連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

任職期間他不停下腳步,將目標再度放在1936年柏林奧運,持續投入訓練,果然如願以1600公尺接力項目贏得奧運代表權。

除了二度參與奧運,張星賢在滿鐵也做了非常多運動推廣、主辦各式各樣競賽,並代表滿鐵四處征戰。1937年張星賢與鄭新合結婚,後調至滿鐵所屬的華北交通,升任北京車站副站長,他仍積極參與華北田徑比賽,並辦理過「北京選手權大會」(北京田徑錦標賽)。

二戰期間,隨著日本武力的拓展,臺灣、華北、滿洲皆在日本的勢力範圍內。複雜的政治情勢,讓張星賢見到運動場上的臺灣人,竟分別代表日本、滿洲、中華民國三個不同政權在場上分庭抗禮,令他感慨萬分。這種矛盾與錯亂,在當時比比皆是,但在時代的洪流下,受殖民的個人也只能隨之擺盪。

➤40歲以前是運動員,40歲後投入運動教育與推廣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滿洲國也隨之解體。張星賢於隔年回到故鄉臺灣,先後任職臺中師範(今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與合作金庫。年過35的張星賢仍奪得首屆「臺灣省運動會」400公尺項目冠軍。1948年並擔任第7屆全國運動會臺灣省代表隊總隊長,與副總領隊謝東閔到上海市參賽。即便缺乏時間練習,仍以38歲「高齡」獲跳遠項目銅牌、三級跳遠項目第四名。

40歲之前縱橫運動場的張星賢此後退出選手生涯,但同時保有的5項全國紀錄依舊未被打破。他對戰後初期的臺灣田徑體育行政貢獻良多,1950年代活躍於各級運動組織,屢次率領國家田徑隊出訪外國。他一手創立臺灣省田徑協會,並擔任20幾年的總幹事,是戰後臺灣田徑界的重要推手。

國際田徑界在統計各國紀錄演進時,對於遇「國體變更」的選手,大都採取「出生地」、「自由意願」等原則。張星賢在二戰後回到臺灣定居,且姓名從未改變,因此田徑統計均將其成績歸入中華民國。

➤「我用日語指導楊傳廣,這就是外省人不滿的原因。」


楊傳廣(wiki)

楊傳廣於羅馬奧運結束返臺,很遺憾地對我說:「張老師為什麼沒跟我一起去羅馬呢?若您一同前往,說不定我就能獲得冠軍。」

楊傳廣是臺灣運動史上最閃耀的名字之一,他曾為中華民國拿下1960年羅馬奧運十項全能奧運銀牌。然而,張星賢與楊傳廣的深刻交往,卻鮮為人知。

1958年張星賢以主任教練身分,帶領臺灣選手參加第三屆亞洲運動會。他找來了大學時期四百跨欄的兢爭對手、後來研究體育按摩有成的紺野先生,擔任隨隊按摩師,每晚都會在楊傳廣出賽後,以他為首,幫所有選手按摩。

我指導楊傳廣時,用日語較為方便,楊傳廣是阿美族,從小便精通日語,用日語指導,他比較容易聽進去,這就是外省人不滿的原因。

1964東京奧運,楊傳廣失利,無緣獎牌。張星賢於回憶錄提到:「我國參加東京奥運時,曾兩度身為日本代表參加,竟然未被任命為教練、職員而往東京。如果我能成為我國代表團的一員前往日本,想必各種聯繫很順暢,我也可以是楊傳廣的討論對象,協助他在技術、精神上的困難,楊傳廣就算不能獲得冠軍,至少也能得獲第二名。」

➤擁有龐大運動界人脈與知名度,卻無法成為奧運隨隊教練

光復之後,我一次也沒有被派往參加奥運。

光復後至今三十餘年,我在體育方面,特別是田徑領域重要的職位上服務。多數了解我的體育界朋友常說,只要由星賢兄帶領選手參加奥運,就能更團結,也能獲得佳績。而且我有兩次參加奥運的經驗,能帶給隊伍安心感。有老前輩同行,對外聯絡、交涉等也方便,為何我一次也没有被派往奥運呢?每次他國舉辦奥運時,無論那個人和體育相關與否、對體育有沒有興趣,只要是和該國有關係的我國人才,國家就會任用他當作聯絡人員,卻從未任用我,我的朋友都感到不可思議,總是問我原因。

➤經歷日本時代的臺灣人戰後縮影

1964年日本東京奧運,年過半百的張星賢曾盼望能為國效力,以中華民國田徑教練的身分,再次站上奧運舞臺。原本他認為借助與日本田徑界的友好關係,可為選手帶來更多的協助,沒想到與日本親善反而成為他被排除在外的主因,最後期待落空。

第一位登上奧運舞臺的臺灣人張星賢,因為站上世界舞臺,他看見了身分與認同的複雜關係。競賽場上都經歷過分組的過程,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位置、代表的隊伍,這是一個確認「你是誰」的過程。

曾經被割讓給日本,受到殖民統治的臺灣,光復後回歸中華民國,我當初抱著希望回歸中國人,但不知為何,光復後至今三十年,我的命運,宛如被迫必須承受當養子的心情一樣。

我年輕時一直都在只有日本同事的環境生活,卻沒有娶日本太太,也沒有改姓名,連偏名也無,到七十歲的今天為止,就只有張星賢這一個名字。

抑鬱不得志的張星賢,後來只能將滿腔熱血轉向私人教練,前後培育了在奧運中奪下十項全能銀牌的「亞洲鐵人」楊傳廣、打破女子100米短跑世界紀錄的「飛躍羚羊」紀政,提拔無數田徑後起之秀。紀政稱譽他為「中華民國田徑史上的一代巨人」,終其一生,他熱愛田徑的心從未改變。

張星賢晚年開始透過書寫,回憶人生。8萬餘字的自傳中,他是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人、代表日本隊的奧運選手、在中國東北尋求機會的臺灣人、戰後的中華民國國民。

多重身分時有衝突,自傳因此寫得小心,在日文與中文之間塗塗改改,一如他的生命史。而纏繞他一輩子的矛盾與糾結,也是許多經歷日本時代的臺灣人戰後的縮影。


1936年柏林奧運會,張星賢與美國知名非洲裔田徑運動員歐文斯合影。(收於《我的體育生活:張星賢回憶錄+張星賢日記及書信》,臺史博登錄號2013.022.0281.0038)

➤多種意義的近代性

2016年,臺史博趁東京舉辦奧運之際,策劃「我的體育生活:第一個參加奧運的臺灣人——張星賢特展」。展出張星賢後代捐贈的大量珍貴物件,包括記錄張星賢一生的精彩照片、參賽無數獲得的獎章、紀念章,以及張星賢親自執筆的自傳手稿。每個單元都引用張星賢以第一人稱自述的一句話,帶領觀眾回顧他為體育全心投入付出的一生。


捐贈者張昭平先生(中)、與其妹妹張秀真女士(右)、妹夫謝先生(左)於張星賢特展前留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臉書專頁)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臉書專頁)

劉維瑛認為:「這些來自1930年代青年張星賢的書寫與身影,不單只是顯現運動員出賽和日常個人生活,我們更可以從他田徑場上的經驗和海外遊歷,看到日治時期殖民統治下,自我主體意識的鮮明,以及獲得啟迪的心靈。那是他參與各大賽事想得到優異成績的熱望,以及中日對峙的歷史脈絡下,蘊生的國族意識。當他前往日本、歐美各國與滿洲國等地居留時,作為日本時代的智識分子,他也寫下當下的心情,絮絮叨叨,不斷不斷地勾勒臺灣運動選手內心小劇場。我們得以從中窺見一位年輕人,在征戰各地賽事的旅途中,看見世界的各種形貌,本身就具有多種意義的近代性。」

臺史博同時也對百年來臺灣體育人的內心世界,做出好奇與張望,將張星賢的史料集結出版《我的體育生活》,以「張星賢回憶錄」及「張星賢日記及書信」兩個主題獨立成冊,採套書形式出版。

2021年文策院推動的博物館潛力改編題材意象動畫,臺史博以《第一位登上奧運舞臺的臺灣人張星賢》呈現張星賢的熱血與拼勁,與各國代表選手競爭的同時培養出難能可貴、專屬於田徑場上的友情。影片中也特別虛構一個觀眾席不斷揮舞日本、滿洲國、中華民國國旗的畫面,象徵始終困擾張星賢運動生涯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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