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角色在腦海裡敲打30年,窮盡一生的田野,捕捉不可言說之事:專訪顧玉玲《餘地》

以報導文學聞名的顧玉玲,近日推出首部小說創作《餘地》,整本書像是一道道練習題,且是「記憶的練習」:關於台灣曾有過的傷痕、人與人的羈絆,乃至個體所能承受的痛楚。

無法遺忘哀痛,使我們活得像是一個民族,而非一個世代。

然顧玉玲書寫的可貴之處,不僅在於把針插在會流血的地方,她的記憶練習更是一種日常對話,在吃食、移動、顧盼之際發生。偏偏得在這樣日常如水的劇情推動下,讀者恍惚才真正明白,人之強悍與脆弱確實共存——幾十年前,經歷如核爆般被摧毀過的生命,並無死亡,而如餘震,隱隱地撞擊在此時此刻。

是的,顧玉玲在乎的,始終是「此刻」。而這也讓人不免好奇,為了能夠捕捉那所謂的「此刻」,她耗費了多少力氣才走到這一步?

虛構,填補一無所知的過往

「真實本來就是沒有辦法完全再現的。」顧玉玲說,身為創作者,她只能一再逼近真實,這也是何以她遲至今年才出版首部小說。

聊起過往的寫作經驗,她說:「在非虛構文學裡,往往有一個特定的時間與空間場域要浸泡,所以開始寫的時候,基本上都是在寫已經知道的事情,只是想要用什麼方式可以跟讀者溝通。」

虛構文學則不然。

顧玉玲聊起《餘地》的創作過程,說動用的是她一生的田野,乃因「虛構文學其實不是在寫已經知道的,經常是人物走到我們未必熟悉的地方,很多時候得停一停、想一想:要跟著他走去哪裡?」此般寫作狀態,對顧玉玲來說也是新鮮,她甜笑說:「那段寫小說的時間,我稱之為甜蜜時光,每天都好期待今天會走到哪兒?」

然而這份甜蜜,其實經過了30年的熟成等待。她前面所謂的「一生」之詞,廣義而言,亦非誇飾。《餘地》中有諸多人物自她高中畢業那年便已成形——例如文中的主角之一:張進善。

「這個角色的原型是我高中地理老師。他在日治時期經歷了他的青春,但特別是對我這一代的人來說——我讀的歷史告訴我們,二次世界大戰不就是抗日嗎?彷彿抗日詮釋了一切。但事實上,臺灣當時是加入軍國主義擴張的參戰國,不過那時在我們所能閱讀的資料裡頭,這部分不存在,彷彿所有人都歡天喜地迎接抗戰勝利。我一直到解嚴後,才有機會閱讀到抗日史之外其他的可能性。」

這件事情給予她極大的震撼,至今想起,仍只能以「爆炸」來形容當時所看到解嚴後的「另一個世界」。

「我開始去想我所認識到的大人,我的地理老師,甚至我的父親,他們到底在經驗什麼?」顧玉玲說,伴隨這個問題而來的,是另一個撼動更深的結論:「我對他們的過往一無所知。」

用時間看見時代的餘震

顧玉玲說她年輕時思考「大人」,好像只有「討厭的跟不太討厭的」。但隨著時代的爆破,各種資料現身,她內心那股「太想知道」的渴望,不僅是歷史課本上的資訊,更是某個人的生命。但是「接著你才會發現,人與人之間的認識,其實沒辦法完全靠你的聰明才智,有時會受限這個時代給我的框架。當然,後來我也受惠於這個時代的滋養。」

顧玉玲回憶,她開始翻讀過去淹沒的史料,並與一名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犯讀書,「我們讀左翼政治經濟學、讀馬克思。對於從小接受反共意識長大的小孩來說,那完全就是整個世界重新打開,周遭的大人忽然就變得更立體了,開始有了更多想像。而這分想像,就是小說能夠容納的。」

書寫的慾望,在那一刻便已然孵化。「至於為什麼當時沒有寫?」顧玉玲微微挑眉,如人所知,「後來我搞社會運動去了,這一去就無法回頭。」她說。語氣很輕。

雖然當下沒能動筆,可是那些衝擊的影像、渴望瞭解的大人,始終在她腦海中敲敲打打。直到這幾年,「我也長到他們那個年紀了,覺得彷彿有一個責任要把這一切寫下來。」顧玉玲說,當初等著沒寫,一等就是30年,昔日的高中女生現已五十來歲,也因此她筆下的角色支線越來越繁複——主角的伴侶、孩子,乃至第三代登場。

「這些人物就是這樣逐漸拓展出去的,一開始都不在預想中。我寫到五、六千字時,就知道我必須要畫一個年表,每個人物的設定也斤斤計較到『這個人要1929年生還是1927年?』差兩歲差很多,若少兩歲,他就只能當少年工而非少年兵,只能去生產,而不是參戰。」

過去一直有更急迫的事情推著顧玉玲去記錄,於是她先後出版了《我們》以及《回家》,深刻描述移工的處境。小說之事,暫無心力照顧,一方面也是認為「虛構文學彷彿離真實更遠了一點」。然而實際落筆,反讓人確信,「時代會映照在人的身上,每個人所經歷的,都跟社會氛圍息息相關,且總是不免被餘震震到。只是當下未必知覺,要等時間拉長一點,才會看到整個時代在你身上的作用。」

真正的疼痛不可言說

創作《餘地》時,她並非以「歷史小說」定位。顧玉玲明白,凝望當下,無法不看向來路,若提及歷史,很難不痛。因此她的書寫策略是:「一開始下筆的時候,我就沒有打算直接面對白色恐怖這件事。因為我正是擔心,人們在閱讀這樣一個極端經驗的時候,會有一種『跟我不相干』的感受。」

不直面歷史,卻處處有歷史的影子;人們活在時代的餘震,而渾然不知。這樣的日常,才是普遍台灣人的狀態。

另一個角度來談,她不願直面書寫疼痛之事,乃因深知,也許真正的疼痛從來都是「不可言說」的。

顧玉玲從事勞工運動30年,其中有10年的時間任職於工傷協會(台灣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所以「我在非常年輕的時候,就大量直接碰觸到各種肉體的痛處,而那個痛是一去不復返的。」

顧玉玲開玩笑說,在協會待久了,會漸漸變得「毫無同情心」——看到一個斷了4根手指頭的人進來,眉毛也不挑一下,反而能細細觀察那殘留的指節。「不過,你說我們非常習慣這些傷口,看到的時候不會心驚膽跳,是不是代表我對疼痛失去了敏感度?」顧玉玲自問,並且搖頭回答:「不是。而是我幾乎可以預知,這個人在餘生裡頭,最痛的不是這個傷,而是那些看了又不敢看,說了不敢說的迴避眼神。我知道他們餘生中,穿越此刻的痛楚與缺損,所要面對的是個人無以抵擋的社會性壓迫。」

那社會壓迫例如什麼?

顧玉玲想起,她在協會裡頭有一位很要好的友人,19歲遭高壓電擊,斷了一隻腳,還有一隻手扭曲。「但是他的義肢走得很快,穿牛仔褲其實看不太出來,打字又很快。總之,是很有能力的一個人。」

她說那一陣子聽聞對方要出去找工作,而某個紡織廠剛好有個倉庫管理的缺,她連忙推薦,未料得到的回應卻是:「他身體殘缺,我們經理連面試都不可能。」顧玉玲說,她在那個協會甚少落淚,偏偏,向協會成員提及這件事,卻哭到不能自已。


1994年工傷協會至籌備中的中央健保局協商施行細則,因高壓電擊失去右腳及左手扭曲的吳聰民(左)當場脫下義肢抗議(圖片提供:顧玉玲)


2002年工傷協會以「追悼工殤者,保護勞動者」行動要求建立全國勞動保護網(圖片提供:顧玉玲)

「做社會運動,我們去抗議、拉布條、丟雞蛋,大部分都是十打九輸,可是你在抗爭裡頭,就算斷手斷腳,還是會想盡辦法討回公道,不管有沒有達到成果,都是一個集體力量的展現。」然而那個被回絕的面試,像是擊中了顧玉玲的軟肋,「我覺得是在那一刻才意識到,那個人被丟到勞動力市場就是那麼殘酷,他是單獨丟出去,你以為的集體力量一點效用都沒有。我意識到所謂真正的痛苦是束手無策,什麼都無法做的。」

時間並不能解決所有的事情,顧玉玲明白,即便時間推磨得再久,有些痛苦還是無法找到有效的字詞去陳述。因此,《餘地》所提及的傷痛皆如浮光掠影,轉瞬即逝,卻偏偏能在讀者心上留下一道痕跡。

「這也反映了我對疼痛的看法吧?真正痛的,經常是在那些不可言說,說不出口,想隱瞞、想壓抑,想假裝沒看到,以為過去就沒了,但是它沒有過去。」顧玉玲說。

投入公娼抗爭,性思想的顛覆

過不去的不只是時代餘震,個體內在的震盪也是。

《餘地》談白色恐怖、二戰時期的重大史事,同時也談高中女子在那個時代之下如何覺察自己身體的經驗。書中對性的描寫,如玫瑰花上的刺,細小迷人,讓人扎在心上看。在大時代的背景之下,置入女性的情慾思考,於小說中不顯分毫突兀,那或許是因為顧玉玲心中雪亮:「這些對我來說都是同一件事,都是政治的。不管是討論性、性別、身體感或者是面對國家機器的壓迫暴力、街頭遊行,這些都是政治的。」

在顧玉玲接觸左翼思想的那個年代,各種不同的進步思想也正風起雲湧,另一部分影響她很深的便是女性主義。且那女性主義的思考還不是紙上談兵,而是帶著身體感的實踐運動,其中一個例子是:大學畢業後,她投身反廢娼運動,與娼妓站在同一陣線,為她們爭取合法的工作權。

「我大一時,校際之間的辯論題目是:『婚前性行為應不應該』,你就知道這時代有多遠。」顧玉玲說,雖然是在那個看似保守的時代,校際之間的討論激辯從未止休,關於一對一的關係是否正常?異性戀的霸權架構何以將其他關係畫分到「不正常的領域」?她深信思想是帶著身體,同儕不只討論,亦會親身實踐這樣的可能性。她以前甚至會開玩笑說:「作為一個處女,在我們這種學運團體大概活不下去?」

雖然如此,談到公娼的問題卻又是另一個層次的衝擊。

「你說女人的身體不能買賣,女性不能被物化,這個都容易懂。可是這時有一群中年娼妓出來說要付房租,小孩要上學,所以不偷不搶繼續出賣身體。這些聲音流動在清純、年輕的大學女生耳裡,其實完全沒想過。」

若解嚴後的歷史於她是腦袋的爆炸,那麼公娼之役則是身體思維上的顛覆。且那層顛覆又不同於她所參與過的社會運動,並非單一國家的暴力問題,而是「任何一個走在街頭上的良家婦女,都可以對她們吐口水,說『妳不配』。那時很多主流婦女團體想要救她們出火坑,用的卻是貶抑她們的工作,認為她們就是被皮條客欺負。」

顧玉玲說,她們當時共享的是社會的踐踏,而她對於性、性別的啟蒙就是在那一刻才落實,明白這些事情都與階級捆綁在一起。


1997年台北市公娼抗爭期間,顧玉玲(左)陪同前公娼官姐、麗君說明公娼證照被市府冒然剝奪的現況(圖片提供:顧玉玲)

和解的一小步,理解的一大步

《餘地》中的傷痕無所謂大小,都是政治、階級結構的餘震。且也因為無分小大,在強烈的震盪中,她心心念念的依舊是這些人如何過日子。

在閱讀過程中,讀者的目光很容易被戰爭、政治等強烈的情節吸引住,然顧玉玲其實亦花了相同程度的力氣,闡述現今的住宅、勞動、環保問題。「如果我們有能力去理解當時的人有多少條件,做了什麼選擇,嘗過什麼樣的後果,接下來就是要反身看到自己。」

解嚴後已過了30多年,當時出生的孩子,現也大到各自成家。顧玉玲30年前那份書寫的慾望,如今被召喚,除了是存放在她心中的角色日夜敲打,一則也是希望能夠與二、三十歲的讀者重啟對話。

「這個世代和我們不一樣,他們從小就能夠跑遍各種紀念館,但我最怕的就是,當他們看完這長長的史料之後,會說:『還好已經過去了』、『還好我們此刻不是這樣』。我最怕這種民主完成式的說法,不知道不足,乃至於連反抗的力氣都沒有。」

由此來看,《餘地》實也是一本未完成之書,裡頭角色之間的求知、隱忍與猜忌,雖人人各異,卻終究不離時代的映照。有些人在事情發生的那一刻,因為找不到合適的語彙,時間就像流水那樣過去了,疼痛成為再也無法言說的傷痕,化作心中的霧。縹緲之霧,卻常聽有人急著想談和解,好像迷霧原本就是能夠掌握、徹底消滅的狀態。

「我書寫的目的,並非和解,和解還太遠。」顧玉玲說,她想談的其實是理解。

如今的她,已明白「個別的疼痛,有時候是無法倚靠個別的力量去反轉與紓解,需要整個社會結構鬆動以後,才有可能被鬆動。」因此必須寫,無論最終我們所理解的「真相」,到底離真實多遠,顧玉玲甘讓自己的探問、讓自己的作品成為「集體」的力量之一。

即便她應該是比任何人都清楚,在那「十打九輸」的抗爭過程,所謂理解亦是奢侈。不過她的筆長年以來亦如其人,固執堅強,擇善而棲。因此,你說這本書的波瀾能夠推往多遠的地方呢?

——寫下這句提問的時候,攤在書桌上的《餘地》被翻至全書的第一章,恰好可作為回應:「未來是說不準的,未來已經來到眼前」。

quan_qiu_hua_de_shi_dai_w300.jpg 餘地
作者:顧玉玲
出版:印刻文學
定價:42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顧玉玲
北藝大人文學院助理教授,「台北捷運潛水夫症工人戰友團」召集人。曾獲時報文學獎、台北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星雲文學獎等,專書獲得金鼎獎、台北國際書展獎、台北文學年金獎、中時開卷十大好書、亞洲週刊十大好書、桃園年度之書。著有《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回家》,主編《木棉的顏色:工殤顯影》、《拒絕被遺忘的聲音:RCA工殤口述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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