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大師獎 優選
【評審推薦語】
鍾怡雯（作家／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柳蘇在1989年寫過〈你一定要看董橋〉，說董橋（1942-）的散文「一流」，證明香港在通俗文學之外，在專欄雜文之外，尚有精緻文學；比起過客香江，只能算半個香港作家的余光中和陳之藩，董橋的散文是道地香港出品，董橋的散文可以說就是香港。文章發表在北京知名的《讀書》雜誌，在中國引起頗大的迴響，三聯書店兩年後出版《鄉愁的理念》（1991）和《這一代的事》（1992），一時之間，董橋成為中國文化圈的熱門話題。
柳蘇另有一個廣為人知的筆名羅孚（1921-2014），香港南來作家，他寫這篇「推文」時，正軟禁在北京一個胡同里，沒有閱讀、寫作和發表的自由。董橋主編《明報月刊》期間，邀得羅孚寫專欄，以程雪野為筆名，後結集為《燕山詩話》（1997），出版時的作者名為羅孚。董橋在《文林回想錄．五十二》特別揭開這段祕史，說程雪野這個筆名是他替羅孚取的。至於為何棄原名而另取不為人知的新筆名？董橋沒說，看門道的人自然會去順籐摸瓜。
《文林回想錄》（2021）顧名思義，寫的是文壇故人故事，兩個月即成書，「數字為記，順序撰述，不落篇目，共得55章。書裡寫的7、8位文林舊交前輩居多，年齒和我相亞的不多，都是在香港在臺灣在英美的知己至交，或深或淺跟我的編輯生活寫作路徑各有因緣」。楊牧以「文學」自傳稱自己的《奇萊前書》和《奇萊後書》；《文林回想錄》亦可視為董橋的「文壇」自傳，董橋稱之為「文士之林」，是為「文林」。
憶舊是董橋散文的重要主題，是他獨特的風格之一。
他的書齋即名為舊時月色樓。《從前》（2002）即是憶舊的箇中代表作。《文林回想錄》不少篇章則又比《從前》再「從前」：少年時期在印尼的成長和政治記憶；青年時期來台南讀書的因緣，以及出社會之後的際遇。1964年成大畢業後，曾在新加坡和越南住了一年餘；1960年戒嚴時期台灣社會的肅殺氣氛，那個時代遇到的那些人和事，由此奠定一生為媒體人的志業。罕見的多了個人身世的回顧，帶點自傳或回憶錄的性質；老香港老倫敦的生活記事；20世紀新中國成立以來，動盪大時代的小掌故小歷史。
《文林回想錄》是一部時代翦影，寫得搖曳生姿。因為工作，因為香港文學轉接站的「戰略」位置，董橋結交不少南來北往的文人，讓我們見識到南洋與中國文壇如何在50、60年代的香港交會。
我認為，《文林回想錄》除了散文藝術上的成就，更是研究文學史的重要資料和憑據。香港為據點，幅射出台灣、東南亞、中國現代文壇與自身生命的交會，由此帶出董橋的中西文學因緣和雜糅的文化背景。《文林回想錄》較以往諸書更帶情感。在這瘟疫蔓延，煙哨味、暴戾之氣彌漫的不安與擾動時代，這本書散發著溫暖的、安靜的光與亮。
因此，你不能不看董橋。你一定要讀《文林回想錄》。
回到羅孚。〈五十二〉提到為羅孚取筆名的祕史，當時羅孚已過花甲之年。這篇散文從周作人（1885-1967）機靈卻嫌冷漠的散文談起，對比善良厚樸的俞平伯（1900-1990），董橋更敬愛後者，說他50、60年代的工楷書法最漂亮。
董橋有藏書癖，喜蒐集書法畫作文物，散文處處可見對書畫的評價。這是在舊文化浸潤已久的那輩文化人方有的教養，惟其如此，方有眼力品評生命情調和精神世界相似，更前一輩的文人。
〈五十二〉寫俞平伯因紅樓夢研究被批鬥。80年代中期平反，程雪野為俞平伯鳴不平，按董橋所錄，原文如下：
我以為，爭取在會上作一個簡短的發言，以「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精神，為他們的進攻而引起的政治性「圍剿」，使老人受了幾十年的屈辱和磨難，而表示一點歉意，也許還是並非「不需要也不應該」的吧。
引文原來出自《燕山詩話．從俞平伯到胡風》。董橋舊事重提舊文重錄，除了有見證歷史之意，其實另有寄託。羅孚的見解是史筆可流芳，以俞平伯自喻的意味濃；董橋所引之文，則是替羅孚十年冤案叫屈，暗地裡也在評點歷史：羅孚被軟禁了10年，「使老人受了『10年』的屈辱和磨難，而表示一點歉意，也許還是並非『不需要也不應該』的吧。」或許，這才是董橋的深意。他寫羅孚用的淡墨淡極，全不見火氣，稍不留神，便忽略了這篇散文複雜的史筆和運墨。
上述原文照引之後，董橋講了一段「古仔」：
一九八六年到現在已經過去三十四年了，我不妨記錄一下「程雪野」這個筆名是我取的，真人是羅孚先生，他那段時間長住北京，我請他為我主編的《明月》寫專欄，那就是《燕山詩話》。
這是文章結尾。為羅孚取筆名，又說他「長住」北京，因此請他為雜誌寫稿。看起來純粹客觀事實陳述，沒有批判和多餘的情緒，便把散文戛然止住了。
事情可沒有這麼簡單。我們不妨對照羅孚的《燕山詩話》（1997）：
在當時來說，我還沒有這樣發表的權利，卻有發表了就可能出麻煩的危險，因此用了一個筆名，由編者隨便賜贈，這就是「程雪野」，據說主要是一個「雪」字，不是雪野風光，是朋友的好意，望我昭雪。
羅孚或許擔心直陳編者或朋友之名，會為董橋惹來不必要的麻煩，只說由編者隨便賜贈，又說是朋友的好意。必然有隱情，否則不必說得如此曲折，更不必有昭雪之盼。這是20世紀末的事了。
＊
10年之後，羅孚之子羅海雷所著《我的父親羅孚》（2011），有以下文字：
父親在北京雙榆樹的公家樓宇裡渡過了十年，假釋、閉門、思過、讀書。坐了十年不是監牢的監牢。儘管眾說紛紜，父親早已想過，關於「美國間諜」的事，讓別人自己去判斷，好過自己去說。正像巴金對父親親口說的：「我不了解你的情況，但我從常識判斷。」
當事人選擇沉默。然而，有了巴金那一句抵萬金的話，或許那十年不是監牢的監牢，就不是那麼椎骨刺心了。如今羅孚與羅海雷俱逝，真相也隨風。
羅孚當時軟禁的雙榆樹公家樓宇，正好是《燕山夜話》的原作者鄧拓（1912—1966）舊居。是以為書名，可見羅孚的寄託。鄧拓的職業跟身份跟羅孚有雷同之處：都是知名文化人，重要的編者，針砭時弊不遺餘力，因此招禍。
＊
〈五十二〉是個故事裡還有故事，故事牽扯著更多故事的散文，是一則時代翦影。
藉周作人〈雜文的路〉談白話文開頭，說董橋他們這輩人讀古文比白話文多，他自小讀最多的是朱自清、俞平伯和周作人。朱俞併舉，很容易理解。當年（1924年1月）倆人同遊秦淮後，以〈漿聲燈影裡的秦淮河〉為題，各自為文。後面的故事，有點現代文學史常識的人都知道了：俞先完成，卻等了半年，待朱脫稿之後，方才付梓。
不過，他把自己的散文排在朱自清後頭，不依作文之先後為序，說朱的散文比較精細切實，應當讓讀者先讀為是。兩文孰優孰劣，文學史與讀者各有所好各有論斷，但是由此可以見俞之為人。
董橋知世論文，向來重人品多於文格，喜歡俞平伯，再自然不過。俞平伯〈漿聲燈影裡的秦淮河〉雜糅文言、口語、方言，甚至多有歐化的句子，大概就是周作人〈雜文的路〉所說的亦文亦白，不文不白的藍青官話；而深得英國隨筆（essay）之神髓的董橋，或會更喜歡俞平伯〈漿聲燈影裡的秦淮河〉的哲思，多於朱自清的浪漫抒情。
董橋在〈三十九〉盛讚胡金銓「好聽的國語和那麼國語的句法」，卻說「朱自清那樣的白話散文可以看出他文句裡的沙石」。顯然，朱自清不是他心目中最喜愛的作家。〈五十二〉是不到二千字的小品。時間上，從素昧生平的周作人而俞平伯，回到相識多年的羅孚，旁及鄧拓；空間上，則從北京跨到香港，以「穿越」的敘事方式，處理了一段充滿矛盾與衝突、文人與政治糾纏不清的中國現代史。
＊
董橋論文同時論人，論文論人同時也點評文學史。
《雅舍小品》的文學史地位無庸置疑，他卻說文章應只是雕蟲小技，反倒是梁實秋獨力完成的莎士比亞全集中譯，才是奇蹟。儘管如此，董橋對《雅舍小品》仍然有非常高的評價：
梁實秋先生晚年散文越見凝練，文言白話隨意使喚，各有安頓，風和日麗。這套本事好像只有老民國走過來的文人雅士才有。讀多了不難讀出字裡行間滲出來的一份教養，一層厚道，一股坦蕩。
董橋很在意文字，有所謂鍛字練句是禮貌的說法，這段梁實秋論，可以見出他的品味和見解。他喜歡有書卷氣息而不掉書袋的白話文，古典辭語修飾口語的句法。然而這是形，未得其神。最要緊的，其實還在人格，所謂教養、厚道和坦蕩這三樣，才是為文之本。
或許應該談一談梁實秋的文學譜系。
梁實秋在意「想像的質地是否純正」，強調「以理性駕馭情感、以理性節制想像」。〈論散文〉特別提出散文最根本的原則，就是「割愛」；最高的理想，則「簡單」二字。
梁實秋的文學創作始於新詩，1924年進入哈佛大學前，服膺浪漫主義，他在哈佛大學師事新人文主義學者白壁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 ），深受白璧德反浪漫主義的影響，〈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一文抨擊浪漫主義使得新文學運動成為「無標準」的文學，截斷中國「文以載道」的傳統，是「浪漫的混亂」。
梁氏所謂的「文學標準」，即是「文以載道」，並由此衍伸出「節制」的文學觀，要求「文以載道」。 「至於字句的琢飾，語調的整肅，段落的均勻，倒都不是重要的問題。所以講起形式來，我們注意的是在單一，是在免除枝節，是在完整，是在免除冗贅」； 「文學之所以重紀律，為的是要求文學的健康」（註）， 因此梁氏散文絕少汪洋姿肆，大開大闔、馳騁想像以及試煉文字文句等實驗。
「割愛」的具體表現，是「小品」多而長篇散文少，《雅舍小品》四集固然多是短文，《雅舍散文》二集的長篇也不多，《雅舍談吃》尤多俐落短文。梁氏認為散文應該清楚明白，重主幹而少枝節，跟文章越練越短，終成風格的董橋或有相似之處。
當然，董橋不寫前述這些冗長又要印證的文學評論，引文可見他四兩撥千斤的結論：梁實秋的小品文乃是老民國走來的文人雅士，教養和風骨才是關鍵，「懷念白裡淡裡透著朦朧月色的中文，有點老民國、有點舊台北的風韻」，說的是於梨華，用在梁實秋身上亦無不可。
老民國或舊台北，強調的都是「老派」，那是另一種「逆」或「違」時代潮流的生命情調，董橋的文林大都是這樣的老派作家、舊派文人。
＊
〈二十五〉寫陳之藩，以及幾十年細水長流的友情。
他們都不用電腦寫信寫稿。陳之藩是在美國、香港、台灣幾所大學都任教過的電機工程教授，不用電腦寫稿寫信，那是風格。陳之藩兼具工程與人文的素養，從科學進入文學，既是科學家裡的文學家，也是文學家裡的科學家。時下流行的所謂跨域，幾十年前在這老派人身上早就實踐過，而且實踐得很成功。
陳之藩說董橋維持著手寫傳統，「看來很稀奇，而喜歡」；又說在谷歌上一打自己的名字，至少有4000條跟他相關，但是全不放心上，「我只好不看。生也有涯，不能以應付e-mail為畢生志業。捧你，也看膩了，罵你，也氣夠了。」在這人人有「臉」，無「賴」難以存活，手機比家人親的時代，寫e-mail已算落伍。這等見解，真是夠老、夠舊夠石器時代了。
兩人書信往返多年，董橋說陳之藩是他的良師益友，通信等於給他上課：
陳之藩的散文是中國現代文學史裡一株罕見的毋忘我。中西學問的淵博是那株毋忘我的養份。生性厚樸心地善良倒像春雨那樣滋潤著那株奇花。斯諾的「兩種文化」在他心中並行不悖尤其保住那株花的姿容拖慢了凋謝的傷感。陳先生和我通信多年，等於給我上了多年的函授課程。
董橋欣賞朋友都是連人帶文。〈二十五〉寫陳之藩橫跨中西的學問、為人處事的智慧，機鋒處處。
上述引文提到的斯諾（C. P. Snow，1905-1980）是英國熱力學家、小說家。他的《兩種文化》（The Two Cultures）是1959年在劍橋大學瑞德講座第一部分的標題。談的是：當時整個西方社會知識份子的生活，被分成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科學知識不足，對解決世界問題是重大障礙。 這個演講後來結集為《兩種文化與科學變革》（1959）。陳之藩認為那是斯諾寫得最壞的書，寫得最好的是系列小說《陌生人與兄弟》（Strangers and Brothers，1940-1970）。
斯諾小說以劍橋為背景，陳之藩是劍橋大學的電機哲學博士，著有《劍河倒影》（1972），兩人背景相似。不論點評斯諾的那些觀點是偏見抑或洞見，都極有見地，可以看出陳之藩在文史哲與科學的豐厚素養。陳之藩下半輩子讀英文書多過中文書很多，但是骨子裡卻是個舊派文人，因此，又比同為跨域學者兼作家的斯諾，多了一層中國文化的底子。
陳之藩在《劍河倒影》序文中提到：他在台北住5年，很幸運的跟梁實秋做鄰居，每天晚上都到他家談天，深受影響。陳之藩多篇幅不長的小品文，跟喜歡梁實秋的人與文應有關係。或許是老友，董橋寫陳之藩的筆調特別放鬆，文末甚至幽他一默：
他的日常生活向來是舊派中國人的生活，他的思想倒是洋派的思路居多。有一回，我說天天吃火龍果非常好。也許他試吃了，忽然很激動告訴我說：「你的一句話勝過一千篇文章！」原來他晚年最怕便秘。
引文可以說是神之結尾。論文論世談學問之餘，突然來了個非常生活化的幽默段落，這讓人想起莫言。他在〈吃事三篇〉坦承自己因為飯量大又貪吃，形象盡失，可是他沒辦法裝斯文，結論是：「人還是要本色些的好，林黛玉也是要坐馬桶的。」是的，作家久坐也會怕便秘的。
＊
《文林回想錄》以數字為題，每篇獨立，但是所寫的師友多有關聯。他們之間或認識，或是故舊。董橋筆下的文林絕非尋常樹木，全是文學或文化史上的要角。這本散文以數字編號，並不連貫，可以跳著讀。讀完〈二十五〉（陳之藩）可以接著〈四十七〉（梁實秋）；當然，也可以顛倒過來。按順序讀，更好。是一本令人心神安靜，悠然神往的書。
董橋的舊時月色樓裡，暗香飄動，喚起玉（故）人，一個消逝的時代。
《文林回想錄》留下了一代知識份子或文人的精神面貌。但是，這本散文的意義並不止於此。借舊鑑今，回應時代，才是神髓。然而是非常低調的諷喻，埋得很深的史筆，得玩味再三、追索再三。
〈三十二〉寫去國多年的劉大任返台，到台大校園散步。同行友人指著一棵樹說，那是橄欖樹。劉大任詫異台北竟有此樹，外觀或味道卻跟他在雅典吃的不太一樣。我忍不住要多事，岔一下嘴。台灣公園常見的錫蘭橄欖或中國橄欖是喬木，也結果，可漬成蜜餞，跟地中海的油橄欖是不同品種。台灣另有一種灌木，也叫橄欖，新馬一帶叫沙梨，我家陽台便種了一株，一年結兩次果。
回到劉大任。董橋說劉大任的感慨是，台大校園只有橄欖樹的長影，卻沒有了傅斯年的身影。又說：
「台北人的臉上，如今有一種能吃就吃、能睡就睡、能樂就樂、能不悲哀就不悲哀的表情，一種任它天翻地覆我自消遙快活的滿足……一種宿命、一種放棄、一種且自由它的豁達、一種自求多福的冷酷。」
雖然是劉大任的感慨，相信董橋亦會頻頻頷首。劉大任屬於保釣前輩，那一代人有理想有抱負、是非分明，這樣的人活在這樣的時代——小日子小滿足什麼都小小的小時代——終究難免失落。
陳之藩說的，這是一個個人和政府都發瘋的時代：「凡是你不明白的事，勿須深究，不了了之」，董橋深表讚同。或許，我們就沒有必要再要求董橋以文學介入社會了吧！畢竟，在疫情和國（港）情蜩螗之際，董橋為讀者提供了一座可供心靈憩息的蓊鬱文林，那也是另一種文學的方式。●
獲獎作家：董橋
董橋（1942－），原名董存爵，福建晉江人，台灣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研究多年，曾任職《明報月刊》、《明報》、《蘋果日報》，在港台大陸出版作品數十多種。牛津出版所有著作集40種：《沒有童謠的年代》、《從前》、《小風景》、《一紙平安》、《讀書人家》、《讀書便佳》、《讀胡適》等。
文林回想錄
作者：董橋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
定價：680元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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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屆師大梁實秋文學大師獎，完整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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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大師獎 優選
【評審推薦語】
鍾怡雯（作家／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柳蘇在1989年寫過〈你一定要看董橋〉，說董橋（1942-）的散文「一流」，證明香港在通俗文學之外，在專欄雜文之外，尚有精緻文學；比起過客香江，只能算半個香港作家的余光中和陳之藩，董橋的散文是道地香港出品，董橋的散文可以說就是香港。文章發表在北京知名的《讀書》雜誌，在中國引起頗大的迴響，三聯書店兩年後出版《鄉愁的理念》（1991）和《這一代的事》（1992），一時之間，董橋成為中國文化圈的熱門話題。
柳蘇另有一個廣為人知的筆名羅孚（1921-2014），香港南來作家，他寫這篇「推文」時，正軟禁在北京一個胡同里，沒有閱讀、寫作和發表的自由。董橋主編《明報月刊》期間，邀得羅孚寫專欄，以程雪野為筆名，後結集為《燕山詩話》（1997），出版時的作者名為羅孚。董橋在《文林回想錄．五十二》特別揭開這段祕史，說程雪野這個筆名是他替羅孚取的。至於為何棄原名而另取不為人知的新筆名？董橋沒說，看門道的人自然會去順籐摸瓜。
《文林回想錄》（2021）顧名思義，寫的是文壇故人故事，兩個月即成書，「數字為記，順序撰述，不落篇目，共得55章。書裡寫的7、8位文林舊交前輩居多，年齒和我相亞的不多，都是在香港在臺灣在英美的知己至交，或深或淺跟我的編輯生活寫作路徑各有因緣」。楊牧以「文學」自傳稱自己的《奇萊前書》和《奇萊後書》；《文林回想錄》亦可視為董橋的「文壇」自傳，董橋稱之為「文士之林」，是為「文林」。
憶舊是董橋散文的重要主題，是他獨特的風格之一。
他的書齋即名為舊時月色樓。《從前》（2002）即是憶舊的箇中代表作。《文林回想錄》不少篇章則又比《從前》再「從前」：少年時期在印尼的成長和政治記憶；青年時期來台南讀書的因緣，以及出社會之後的際遇。1964年成大畢業後，曾在新加坡和越南住了一年餘；1960年戒嚴時期台灣社會的肅殺氣氛，那個時代遇到的那些人和事，由此奠定一生為媒體人的志業。罕見的多了個人身世的回顧，帶點自傳或回憶錄的性質；老香港老倫敦的生活記事；20世紀新中國成立以來，動盪大時代的小掌故小歷史。
《文林回想錄》是一部時代翦影，寫得搖曳生姿。因為工作，因為香港文學轉接站的「戰略」位置，董橋結交不少南來北往的文人，讓我們見識到南洋與中國文壇如何在50、60年代的香港交會。
我認為，《文林回想錄》除了散文藝術上的成就，更是研究文學史的重要資料和憑據。香港為據點，幅射出台灣、東南亞、中國現代文壇與自身生命的交會，由此帶出董橋的中西文學因緣和雜糅的文化背景。《文林回想錄》較以往諸書更帶情感。在這瘟疫蔓延，煙哨味、暴戾之氣彌漫的不安與擾動時代，這本書散發著溫暖的、安靜的光與亮。
因此，你不能不看董橋。你一定要讀《文林回想錄》。
回到羅孚。〈五十二〉提到為羅孚取筆名的祕史，當時羅孚已過花甲之年。這篇散文從周作人（1885-1967）機靈卻嫌冷漠的散文談起，對比善良厚樸的俞平伯（1900-1990），董橋更敬愛後者，說他50、60年代的工楷書法最漂亮。
董橋有藏書癖，喜蒐集書法畫作文物，散文處處可見對書畫的評價。這是在舊文化浸潤已久的那輩文化人方有的教養，惟其如此，方有眼力品評生命情調和精神世界相似，更前一輩的文人。
〈五十二〉寫俞平伯因紅樓夢研究被批鬥。80年代中期平反，程雪野為俞平伯鳴不平，按董橋所錄，原文如下：
引文原來出自《燕山詩話．從俞平伯到胡風》。董橋舊事重提舊文重錄，除了有見證歷史之意，其實另有寄託。羅孚的見解是史筆可流芳，以俞平伯自喻的意味濃；董橋所引之文，則是替羅孚十年冤案叫屈，暗地裡也在評點歷史：羅孚被軟禁了10年，「使老人受了『10年』的屈辱和磨難，而表示一點歉意，也許還是並非『不需要也不應該』的吧。」或許，這才是董橋的深意。他寫羅孚用的淡墨淡極，全不見火氣，稍不留神，便忽略了這篇散文複雜的史筆和運墨。
上述原文照引之後，董橋講了一段「古仔」：
這是文章結尾。為羅孚取筆名，又說他「長住」北京，因此請他為雜誌寫稿。看起來純粹客觀事實陳述，沒有批判和多餘的情緒，便把散文戛然止住了。
事情可沒有這麼簡單。我們不妨對照羅孚的《燕山詩話》（1997）：
羅孚或許擔心直陳編者或朋友之名，會為董橋惹來不必要的麻煩，只說由編者隨便賜贈，又說是朋友的好意。必然有隱情，否則不必說得如此曲折，更不必有昭雪之盼。這是20世紀末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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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之後，羅孚之子羅海雷所著《我的父親羅孚》（2011），有以下文字：
當事人選擇沉默。然而，有了巴金那一句抵萬金的話，或許那十年不是監牢的監牢，就不是那麼椎骨刺心了。如今羅孚與羅海雷俱逝，真相也隨風。
羅孚當時軟禁的雙榆樹公家樓宇，正好是《燕山夜話》的原作者鄧拓（1912—1966）舊居。是以為書名，可見羅孚的寄託。鄧拓的職業跟身份跟羅孚有雷同之處：都是知名文化人，重要的編者，針砭時弊不遺餘力，因此招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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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是個故事裡還有故事，故事牽扯著更多故事的散文，是一則時代翦影。
藉周作人〈雜文的路〉談白話文開頭，說董橋他們這輩人讀古文比白話文多，他自小讀最多的是朱自清、俞平伯和周作人。朱俞併舉，很容易理解。當年（1924年1月）倆人同遊秦淮後，以〈漿聲燈影裡的秦淮河〉為題，各自為文。後面的故事，有點現代文學史常識的人都知道了：俞先完成，卻等了半年，待朱脫稿之後，方才付梓。
不過，他把自己的散文排在朱自清後頭，不依作文之先後為序，說朱的散文比較精細切實，應當讓讀者先讀為是。兩文孰優孰劣，文學史與讀者各有所好各有論斷，但是由此可以見俞之為人。
董橋知世論文，向來重人品多於文格，喜歡俞平伯，再自然不過。俞平伯〈漿聲燈影裡的秦淮河〉雜糅文言、口語、方言，甚至多有歐化的句子，大概就是周作人〈雜文的路〉所說的亦文亦白，不文不白的藍青官話；而深得英國隨筆（essay）之神髓的董橋，或會更喜歡俞平伯〈漿聲燈影裡的秦淮河〉的哲思，多於朱自清的浪漫抒情。
董橋在〈三十九〉盛讚胡金銓「好聽的國語和那麼國語的句法」，卻說「朱自清那樣的白話散文可以看出他文句裡的沙石」。顯然，朱自清不是他心目中最喜愛的作家。〈五十二〉是不到二千字的小品。時間上，從素昧生平的周作人而俞平伯，回到相識多年的羅孚，旁及鄧拓；空間上，則從北京跨到香港，以「穿越」的敘事方式，處理了一段充滿矛盾與衝突、文人與政治糾纏不清的中國現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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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橋論文同時論人，論文論人同時也點評文學史。
《雅舍小品》的文學史地位無庸置疑，他卻說文章應只是雕蟲小技，反倒是梁實秋獨力完成的莎士比亞全集中譯，才是奇蹟。儘管如此，董橋對《雅舍小品》仍然有非常高的評價：
董橋很在意文字，有所謂鍛字練句是禮貌的說法，這段梁實秋論，可以見出他的品味和見解。他喜歡有書卷氣息而不掉書袋的白話文，古典辭語修飾口語的句法。然而這是形，未得其神。最要緊的，其實還在人格，所謂教養、厚道和坦蕩這三樣，才是為文之本。
或許應該談一談梁實秋的文學譜系。
梁實秋在意「想像的質地是否純正」，強調「以理性駕馭情感、以理性節制想像」。〈論散文〉特別提出散文最根本的原則，就是「割愛」；最高的理想，則「簡單」二字。
梁實秋的文學創作始於新詩，1924年進入哈佛大學前，服膺浪漫主義，他在哈佛大學師事新人文主義學者白壁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 ），深受白璧德反浪漫主義的影響，〈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一文抨擊浪漫主義使得新文學運動成為「無標準」的文學，截斷中國「文以載道」的傳統，是「浪漫的混亂」。
梁氏所謂的「文學標準」，即是「文以載道」，並由此衍伸出「節制」的文學觀，要求「文以載道」。 「至於字句的琢飾，語調的整肅，段落的均勻，倒都不是重要的問題。所以講起形式來，我們注意的是在單一，是在免除枝節，是在完整，是在免除冗贅」； 「文學之所以重紀律，為的是要求文學的健康」（註）， 因此梁氏散文絕少汪洋姿肆，大開大闔、馳騁想像以及試煉文字文句等實驗。
「割愛」的具體表現，是「小品」多而長篇散文少，《雅舍小品》四集固然多是短文，《雅舍散文》二集的長篇也不多，《雅舍談吃》尤多俐落短文。梁氏認為散文應該清楚明白，重主幹而少枝節，跟文章越練越短，終成風格的董橋或有相似之處。
當然，董橋不寫前述這些冗長又要印證的文學評論，引文可見他四兩撥千斤的結論：梁實秋的小品文乃是老民國走來的文人雅士，教養和風骨才是關鍵，「懷念白裡淡裡透著朦朧月色的中文，有點老民國、有點舊台北的風韻」，說的是於梨華，用在梁實秋身上亦無不可。
老民國或舊台北，強調的都是「老派」，那是另一種「逆」或「違」時代潮流的生命情調，董橋的文林大都是這樣的老派作家、舊派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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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寫陳之藩，以及幾十年細水長流的友情。
他們都不用電腦寫信寫稿。陳之藩是在美國、香港、台灣幾所大學都任教過的電機工程教授，不用電腦寫稿寫信，那是風格。陳之藩兼具工程與人文的素養，從科學進入文學，既是科學家裡的文學家，也是文學家裡的科學家。時下流行的所謂跨域，幾十年前在這老派人身上早就實踐過，而且實踐得很成功。
陳之藩說董橋維持著手寫傳統，「看來很稀奇，而喜歡」；又說在谷歌上一打自己的名字，至少有4000條跟他相關，但是全不放心上，「我只好不看。生也有涯，不能以應付e-mail為畢生志業。捧你，也看膩了，罵你，也氣夠了。」在這人人有「臉」，無「賴」難以存活，手機比家人親的時代，寫e-mail已算落伍。這等見解，真是夠老、夠舊夠石器時代了。
兩人書信往返多年，董橋說陳之藩是他的良師益友，通信等於給他上課：
董橋欣賞朋友都是連人帶文。〈二十五〉寫陳之藩橫跨中西的學問、為人處事的智慧，機鋒處處。
上述引文提到的斯諾（C. P. Snow，1905-1980）是英國熱力學家、小說家。他的《兩種文化》（The Two Cultures）是1959年在劍橋大學瑞德講座第一部分的標題。談的是：當時整個西方社會知識份子的生活，被分成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科學知識不足，對解決世界問題是重大障礙。 這個演講後來結集為《兩種文化與科學變革》（1959）。陳之藩認為那是斯諾寫得最壞的書，寫得最好的是系列小說《陌生人與兄弟》（Strangers and Brothers，1940-1970）。
斯諾小說以劍橋為背景，陳之藩是劍橋大學的電機哲學博士，著有《劍河倒影》（1972），兩人背景相似。不論點評斯諾的那些觀點是偏見抑或洞見，都極有見地，可以看出陳之藩在文史哲與科學的豐厚素養。陳之藩下半輩子讀英文書多過中文書很多，但是骨子裡卻是個舊派文人，因此，又比同為跨域學者兼作家的斯諾，多了一層中國文化的底子。
陳之藩在《劍河倒影》序文中提到：他在台北住5年，很幸運的跟梁實秋做鄰居，每天晚上都到他家談天，深受影響。陳之藩多篇幅不長的小品文，跟喜歡梁實秋的人與文應有關係。或許是老友，董橋寫陳之藩的筆調特別放鬆，文末甚至幽他一默：
引文可以說是神之結尾。論文論世談學問之餘，突然來了個非常生活化的幽默段落，這讓人想起莫言。他在〈吃事三篇〉坦承自己因為飯量大又貪吃，形象盡失，可是他沒辦法裝斯文，結論是：「人還是要本色些的好，林黛玉也是要坐馬桶的。」是的，作家久坐也會怕便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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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回想錄》以數字為題，每篇獨立，但是所寫的師友多有關聯。他們之間或認識，或是故舊。董橋筆下的文林絕非尋常樹木，全是文學或文化史上的要角。這本散文以數字編號，並不連貫，可以跳著讀。讀完〈二十五〉（陳之藩）可以接著〈四十七〉（梁實秋）；當然，也可以顛倒過來。按順序讀，更好。是一本令人心神安靜，悠然神往的書。
董橋的舊時月色樓裡，暗香飄動，喚起玉（故）人，一個消逝的時代。
《文林回想錄》留下了一代知識份子或文人的精神面貌。但是，這本散文的意義並不止於此。借舊鑑今，回應時代，才是神髓。然而是非常低調的諷喻，埋得很深的史筆，得玩味再三、追索再三。
〈三十二〉寫去國多年的劉大任返台，到台大校園散步。同行友人指著一棵樹說，那是橄欖樹。劉大任詫異台北竟有此樹，外觀或味道卻跟他在雅典吃的不太一樣。我忍不住要多事，岔一下嘴。台灣公園常見的錫蘭橄欖或中國橄欖是喬木，也結果，可漬成蜜餞，跟地中海的油橄欖是不同品種。台灣另有一種灌木，也叫橄欖，新馬一帶叫沙梨，我家陽台便種了一株，一年結兩次果。
回到劉大任。董橋說劉大任的感慨是，台大校園只有橄欖樹的長影，卻沒有了傅斯年的身影。又說：
雖然是劉大任的感慨，相信董橋亦會頻頻頷首。劉大任屬於保釣前輩，那一代人有理想有抱負、是非分明，這樣的人活在這樣的時代——小日子小滿足什麼都小小的小時代——終究難免失落。
陳之藩說的，這是一個個人和政府都發瘋的時代：「凡是你不明白的事，勿須深究，不了了之」，董橋深表讚同。或許，我們就沒有必要再要求董橋以文學介入社會了吧！畢竟，在疫情和國（港）情蜩螗之際，董橋為讀者提供了一座可供心靈憩息的蓊鬱文林，那也是另一種文學的方式。●
董橋（1942－），原名董存爵，福建晉江人，台灣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研究多年，曾任職《明報月刊》、《明報》、《蘋果日報》，在港台大陸出版作品數十多種。牛津出版所有著作集40種：《沒有童謠的年代》、《從前》、《小風景》、《一紙平安》、《讀書人家》、《讀書便佳》、《讀胡適》等。
文林回想錄
作者：董橋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
定價：680元
【內容簡介➤】
➤第34屆師大梁實秋文學大師獎，完整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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