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學笑 特展》百篇文章不如一篇漫畫,反共紙彈與漫畫管制:1950年代台灣的政治漫畫

《愛國漫畫》中有不少指出大陸同胞苦難的作品(「民主學笑:政治漫畫在臺灣」特展展品),這個作品是當時松山國小學生陳碧芳繪製。本文圖片: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站得直直的,帽子歪歪的,手裡還握著一個大調色盤。」這是台灣漫畫家陳定國於1969年在《大眾徵信》週刊「想到就畫」專欄的畫作〈漫畫家的職責〉中,所描繪的漫畫家形象。有趣的是,畫家旁還有「社會教育的先鋒」及「兒童教育的導師」等字樣。我們能說,一方面這是漫畫家本人對自己的期待,另一方面也能將之理解為,冷戰時期國家乃至大眾,想像漫畫應具備「寓教於藝」的社會責任。

〈漫畫家的職責〉巧妙地預示台灣漫畫在戰後20年間主要的兩條發展路線――受政治影響的諷刺漫畫,以及兒童漫畫;此外,透過畫家右手扶住的那支寫有「戰鬥文化的武器」的大畫筆,更具體指出1950年代的現實:漫畫必須配合宣傳,經由政治才得以成功。

反共紙彈,迎來台灣漫畫第一個全盛期

漫畫做為圖像文化的世界起源極早。不過,被稱為「漫畫」的開端之一,則是19世紀英國出版的諷刺漫畫雜誌《Punch》。此後,歐洲與亞洲各地也紛紛創辦許多漫畫雜誌。到了20世紀,諷刺漫畫的風潮則蔓延至二戰之前。由於戰爭緣故,世界漫畫題材圍繞著民族主義與排他情感。此時,台灣也因受日本殖民,逐漸接觸日本以及由其所轉介的世界漫畫,並曾在1945年創辦《新新》雜誌刊載漫畫。

與此同時,在國民黨與共產黨於中國展開的內戰中,漫畫扮演著政治性武器的角色。當時豐子愷更提出「漫畫是筆桿抗戰的先鋒」、「百篇文章不如一篇漫畫」等主張,藉此宣揚藝術救國的理念。也就是說,漫畫做為不遜於砲彈的「紙彈」,在二戰前後就已全球性地展開。

1949年國民黨來台後,認定敗戰共產黨的最大因素是宣傳不力。於是1950年代起,國民黨政府特別重視文化宣傳,並強調宣傳工作尤其得以民眾需要為重點,透過藝術形式,著重於「揭露共產政權暴政,指出大陸同胞苦難,以說明反攻大陸的國策之正確」。這樣的政策走向,徹底反映在1950年代的藝術作品中。漫畫做為紙彈,更是首當其衝,然而這也意外使得台灣漫畫在1950年代迎來第一個全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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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愛國漫畫作品集》,上圖為內湖國小梁通明的作品、下左為大理國小龔智明的作品、下右為大安國中林打敏的作品(「民主學笑:政治漫畫在臺灣」特展展品)

▉軟弱膽小的牛伯伯使《中央日報》訂戶暴漲至數萬份

漫畫是一種圖像敘事,除了能降低不識字讀者的閱讀門檻外,其煽動效果快速、直接,更是相當理想的宣傳形式。因此,漫畫做為反共紙彈,於1950年正式在台灣全面展開。身為黨政喉舌的《新生報》與《中央日報》,為展開反共宣傳,也在1950年分別開闢專門的漫畫版面:「新生漫畫」以及「中央日報漫畫半週刊」,成為兩大漫畫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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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日報漫畫半週刊》(「民主學笑:政治漫畫在臺灣」特展展品)

「中央日報漫畫半週刊」主編工作由隨國民黨來台的外省籍漫畫家梁中銘、梁又銘兄弟擔任。梁又銘創作類型以長篇連載漫畫為主,代表作《拍案驚奇》、《土包子下江南》就以強烈對比方式,指出共黨統治下的各種反常現象,如姦淫、飢荒、亂倫、殘殺、虐待與顢頇等等。梁中銘則擅長單幅漫畫,透過時事諷刺的敘事形式,以簡化、誇張、變形等方式表現譏諷的諧趣。

1951年《中央日報》加入了時為農復會美術設計的漫畫家牛哥,他創造出牛伯伯、牛老二、牛小妹等膾炙人口的漫畫人物,而《解放後的牛伯伯》及《牛伯伯打游擊》等作品將牛伯伯塑造成台灣版唐・吉訶德。相較於其他反共漫畫中義無反顧、勇往直前而顯得觸不可及的英雄們,軟弱、膽小又投機的牛伯伯作為「反英雄」象徵,更加使讀者感到親切,甚至讓《中央日報》訂戶由一個月數千份,暴漲至數萬份。在當時一片鼓吹反共必勝的作品中,「牛伯伯」系列能夠暢銷不輟,成為戰後台灣第一位漫畫明星,也反映出當時讀者對反共復國宣傳難以言喻的複雜情感。

反共復國是全國動員的宣傳工作,因此,不只普羅大眾要教育,軍隊為加強心戰也相當重視漫畫。1950年國防部總政治部創辦《戰友週報》(後改為《青年戰士報》,為《青年日報》前身),每週出版「圖畫週刊」。此外,軍中均設有漫畫文宣隊,政戰學校則有漫畫課程,並舉辦國軍文藝金像獎,促成政治漫畫在軍中的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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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家牛哥的作品《牛伯伯打游擊》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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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伯伯打游擊》中諷刺中共政權的六格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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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案驚奇》(「民主學笑:政治漫畫在臺灣」特展展品)

▉台灣作為自由中國,也並無光明面向

1950年由報刊開啟了漫畫的大眾傳播,而由於1953年公布的〈台灣省戒嚴期間新聞紙雜誌圖書管制辦法〉,經由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展開嚴格的政治查禁;再加上政府鼓勵「反共抗俄」文宣與印刷品,導致訴諸「反共」的漫畫文類於焉盛行。然而這也使得「反共意識不清」的漫畫受到出版的管制,比如台灣省教育廳就曾查禁武俠題材的連環圖畫《千里獨行俠》、《台灣四大俠》等,因內容被判定「荒誕不經,有傷民族情感,並且缺乏教育意義」。而1954年由中國文藝協會推動的「文化清潔運動」,也為政府對文化出版品進行新聞審查、管制言論等措施,提供了有力的社會基礎。

通過審查的漫畫在主題與藝術表現上因而顯得更為單一化,政治立場成為作品中判斷善惡的標準,而個人存在的價值則是必須藉由指認「非共身分」才能被確認。比如梁又銘《拍案驚奇》中一位反共游擊隊在回到老家後,發現妻子與妹妹都加入共產黨,因而「大義滅親」亂刀劈死妻妹兩人。讀者看不到當中的人性衝突與掙扎,有的只是暴力施行的天經地義與理所當然。有趣的是,我們在反共漫畫盡是看到共黨惡相與「匪區」的種種慘況,卻難以看到台灣做為自由中國的「光明相」,這是漫畫家對於創作道德上一種婉轉的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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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雜誌中的漫畫(「民主學笑:政治漫畫在臺灣」特展展品)

漫畫審查制度

然而,漫畫管制並非台灣獨有,在1950年代的日本也曾發生「惡書追放運動」,導致許多漫畫出版社無法經營。同一時期,美國則受麥卡錫主義主導的「白色恐怖」影響,不僅多間漫畫出版社倒閉,在民間也出現焚燒漫畫活動。其他如中國、南韓、英國也有漫畫審查制度。

也正是這樣的共同性,得以讓我們重新思考:漫畫為什麼曾受到打壓?為什麼漫畫在1950年代被當作反共第一紙彈,卻遲至1965年才進入國家機器認定的美術獎項?為什麼1966年的〈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使得台灣漫畫出現斷層?也許是統治當局清楚認知到,漫畫的文化特性與其威力,相當容易反彈傷到自己。又或者這當中有更複雜的因素,值得讓我們繼續深究下去。

(本文原載於《觀.台灣》vol 43,原篇名〈紙彈復國:1950年代台灣的政治漫畫〉,經授權同意刊登)

▇民主學笑:政治漫畫在臺灣特展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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