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台北詩歌節，策展人鴻鴻邀請香港詩人淮遠來台。詢問促成此行的緣由，鴻鴻破題：「淮遠是我長期孺慕的作家跟詩人，現在邀他很剛好的，他也常關注香港每天發生的狀況，這是一個機會，讓讀者透過他，理解香港正在發生的事。」淮遠的兩場講座，一場與詩人廖偉棠以「危險年代的詩與真實」進行對談；另一場則與詩人學者唐捐以「懶鬼出門，走讀香港」為題，帶讀者走入香港。順應著這些主題，我們正好可從淮遠此行，思考詩歌創作與發生中的政治事件如何對話，文末並有鴻鴻與淮遠的詩作朗讀。
Openbook閱讀誌於8月敲定專訪，是時，我們對反送中運動的後續發展完全無法預測，僅知道這是一場跨世代的運動，抗爭者不僅成年人與大學生，更有許多中學生。如果我們先標定淮遠的位置，他出生於50年代初期，半世紀前全球六八學運浪潮的當下，他正是一名高中生。
唐捐稱淮遠是一位文體家，詩人黃燦然說他是香港最好的散文家。他最被津津樂道的故事是，17歲時──東方文化認為乳臭未乾、小屁孩的年齡──他已應邀加入日後大名鼎鼎的文化刊物《70年代》雙週刊擔任編輯。他曾在多次訪問中，提到自己年少時對生命與體制均有無以名之的憤怒。他曾以〈在對的時代寫詩〉回憶當時的情境：
我們曾在對的時代寫詩
瞞着父母寫瞞着老師寫
我也曾在對的時代亂偷詩集
瞞着朋友們偷瞞着詩人們偷
好的收藏壞的丟棄
為了向寫好詩
或者想寫好詩的同代人致敬
我會厚着臉皮再次結集
即使沒有人來聲援
《70年代》所聚集的青年們，當時被視為激進派，反英美，也被視為新左派、毛分子、無政府主義者。論起創作養分，淮遠提到：「當時香港的讀書人或年輕人，處在一個非常興奮的時代，那時反越戰，嬉皮文化盛行，很多人受到西方文化很大的衝擊和薰陶。同時，台灣的現代文學也開始萌芽，有很多很棒的文學雜誌，像《現代文學》跟《文學季刊》，對那時的香港年輕人來說，是很開心的，可以很自由地去接觸很多電影、很多好書。」
和淮遠相差一年出生的日本批評家四方田犬彥曾以專書《革命青春》，獻給參與革命的高中生，其中描繪了當時青年的文化養成：聽披頭四、賽門與葛芬柯（Simon & Garfunkel），電影看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高達（Jean-Luc Godard）、大島渚等導演。淮遠說自己「厚著臉皮再次結集，即使沒有人來聲援」，意指同代人已殞損餘稀。他自言同代人中，寫詩者已不餘5人，「李國威跟也斯就已經走了，鍾玲玲也不寫了，阿藍也是，他們都不太寫了。」而他此時此刻的寫作，有如代表了他的世代。
然而，真正影響淮遠思考的，並非僅有學識的層面。他出生在一個有精神病史的大家庭中，曾數次在詩或文章中，提到發瘋且有11根手指的十一姑母。在散文詩〈手指〉中，他寫到：
甥子並不擔心多指症、精神病，或者其他所謂遠代遺傳，他並不想生兒育女只因這個後殖民地時期的城市不宜養兒育女。但五弟不這麼認為，所以女兒一出生便立即細數她的手指。
我也不這麼認為，所以非常感謝用小刀把我贅生的拇指割掉的醫生，以及曾經抱著哭了三個晚上的我的母親。他們讓我每有需要舉起中指的時候，不致茫然不知：哪一根才是中指？
詩中憂鬱而率直的少年樣貌，有著衝突、偷書等等反道德的形象。在台北場對談時，詩人廖偉棠以「古惑」一詞描繪淮遠，以此展示出他作品中獨特的香港庶民性。
訪談時，問淮遠是否曾懷疑自己可能有精神病，他回答：「這個對我的衝擊很大，剛剛你提到的那個十一姑母，她跟我一樣住在新界，她天生精神有問題，沒辦法透過醫療痊癒，常常見到人就大罵，情緒一直會很激動。當我還是小孩子時，很怕看到她。我從小就一直想，自己是否也是神經病，直到現在我也會思考。特別是在成長的期間，我發現我跟同學做的事情很不一樣，同學比較正常，可是我一直都做些很不正常的事情。我一直想是不是我做這些不正常的事情，因為我是一個怪人，或因為我有精神病？可是現在，我看香港發生的這種事情，我發現，其實神經跟正常的界線是非常模糊的。現在這個世界，很多看似正常的事情，其實都是不正常的。」鴻鴻也回應：「正常的人，其實他們都不正常。」
2019年的台北詩歌節以「牆與啄木鳥」為主題，除了淮遠，鴻鴻也邀請德國詩人沃夫．比爾曼（Wolf Biermann）來台。比爾曼是著名的人權鬥士，是德國營救劉曉波、劉霞行動的關鍵人物，他的強烈反共特性，也成為了有趣的回應。
鴻鴻表示：「我認為詩歌節應該反映時代，它要和社會對話，把詩人的作品推出來，或者有時候，把詩人推去面對讀者，做更多溝通。詩歌節是個橋樑，我希望藉此把某些議題、觀點或某些社會當下的現象，用詩的方式反思、反映。讓讀者了解詩並非文學的貴族、菁英之間的事情，不只是傷春悲秋的少年、少女喜歡的東西，它跟每個人有關、跟我們的生活有關。我一直想要證明跟做到這一點。」
淮遠曾暫擱詩筆近30年，80年代中期，他從詩轉向散文，直到2011年鄧小樺邀稿，他才重新提筆作詩。近日以來，他的詩量驟增，其中緣由「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我需要不斷書寫，因為面對香港反送中的事，我心裡面有很大一團怒火，必須透過書寫的方式發洩與消化，如果不寫的話，可能不只是失眠，我怕自己會發神經瘋掉。另外一個原因是，身為一個寫作人、讀書人，你需要發聲，可以把它想像是一種表態，因為你不可以沉默。我覺得我在乎，我就先寫，也不在乎寫出的東西對這件事有沒有幫助。重點是我表達了，在事情的當下，我選擇發聲或表態。就是這兩個原因。」
詩言志，歌詠言，雖自古皆然，但輕薄者以為詩歌無用，好議論者批評此類詩歌流於控訴。我們以此就教兩位詩人：以詩歌論政治，應該隔一段距離嗎？淮遠以〈遲八日的悼詩〉為例：
鄰座的佝背男子說
跳樓抗議的黃袍少年有精神病
我就想起我表哥
表哥是個談判專家
他說服主診醫生
相信他的抑鬱症已經痊癒
不會撞牆，不會跳樓
可以從病牀鬆綁
可以離開他媽的精神病院
我不知道穿黃色雨袍的少年
有沒有精神病
只知道他危立的五小時
脊梁挺得比誰都要直
只知道他也是談判專家
他說服談判專家
相信他只是要飛過
二百萬個精神病患者
將會魚貫穿越的長街
為他們勘察一下
所謂遊行的路線
今年6月15日，一名年約35歲、身著黃雨衣的梁姓男子爬上香港金鐘太古廣場，掛上抗議標語。僵持5小時後，不慎墜樓身亡，警方事後找到遺書，列為自殺，大批香港群眾發起一人一花的行動，悼念這位黃衣義士。
淮遠提到，自己當下過於悲痛，無法表述，8日後才能書寫。他從路人的碎念，汙名精神病的言論切入，想起自己曾患精神病且自殺離世的表哥。他提到：「這是兩個不同的事，可是我把他們合在一起，那個傷心、悲痛的感覺是一樣的。」他也提到，處理這樣的作品時，並非是當下完成的，而是先經過沉澱，使詩歌不落入口號與抗爭文宣的套路。
此作中，可看見詩人並置理性的談判專家和瘋狂的跳樓病患，辨證兩百萬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抗議民眾，究竟是正常或精神病患。最動人之處，莫過最末兩句的舉重若輕，將跳樓的瞬間，延長為魚貫穿越長街，飄盪勘查遊行的路線，化亡者為引路人。
描繪社會動盪或政治事件的敘事詩，通常需要篇幅進行鋪陳，故以長詩為多，而淮遠的詩歌則以短而直白見長。他提到因為當年在《70年代》當編輯，有一群人大量翻譯東歐詩作，他也因此接觸了許多東歐詩，發現其文字都非常直接且精練。有人說淮遠的短詩受邱剛健的影響，他則回應：當年邱剛健翻譯東歐詩，刊登於《70年代》，正是經他之手，正確來說，他是受邱剛健所翻譯的東歐詩文字所影響。另外，新聞系的寫作訓練也要求簡潔有力，這也影響到他喜好的文學風格。
一向以詩歌作品第一線聲援社會運動的鴻鴻，曾出版《暴民之歌》、《樂天島》，皆有鮮明的政治指涉。他重視詩歌對運動當下的意義，故而，詩歌並非僅只事後沉澱，亦可展現行動的力量。他提到：「我常常很即時地寫，比如說〈暴民之歌〉是318當天過完，第2天回家就寫了。另外一首〈洗街雨〉是在大遊行前一天，因為我常常在第2天要去參加運動，心裡有很多的感觸、很多想法，我就把它寫下來，第2天可以帶到街頭唸給大家聽，所以是比較即時的。」
鴻鴻與其創立的《衛生紙詩刊》，皆提倡詩歌與社會的互動，從全球暖化、族群到核四等議題皆可入詩，以詩歌挖掘現實，影響年輕創作者甚深。他曾提倡：「書桌不是最好的寫作地點，走向街頭吧！」這是另一種取徑。
鴻鴻提到：「我比較把詩當成是生活的紀錄，而非文學作品。但是要記錄得好，得有文學技巧。我認為詩不只是感性，它也要有分析、批判，有各種各樣方式，讓完全對議題無知的人看了之後，有被說服，或理解更多。詩歌本身有韻律感、有意象的使用，和口號截然不同，我認為口號是無法說服人的，但是詩可以，因為它有知性和感性，我用自己的情感在後面，當作很強烈的動力推動詩。」
在與淮遠的講座現場，唐捐也提到：「詩的語言跟現實之間，本來就有對話的作用，這些詩也可分兩種成分：一是現場的紀錄，其實只要把它如實地寫，詩人善於書寫與記錄，透過精練的文字，巧妙地記錄，本身就很有意義。另外一個層次是，語言本身也是一種行動，在遂行行動時，不是只動手動腳，才稱為行動，其實語言本身就是行動。特別是當這個東西是即時的事件時，我們不是在描述50年前的歷史事件，而是描述眼前的事件時，語言本身就有執行行動的效力。讀這類詩是非常特別的，並不是現實先演完了，詩再開始進行，不是，他們是一起發生的。所以這種『語言行動詩』，它有像劇場一樣的表演力量，它是活生生的情境，這也是更令人動容。」
在淮遠與廖偉棠的座談會中，兩人除了分享，更朗誦了自己的詩歌。最沉重的時刻，莫過於淮遠朗讀〈遲八日的悼詩〉，及廖偉棠朗讀的〈二百萬零一〉：
白雪之後是黑雪
二百萬之後是二百萬零一
以後的數字永遠要加上他一個
以後的刺青永遠滲血
脫不去他的雨衣
黃色之後是金色洪流
取代商場與政總的泥汙
拔不掉他的星芒
一之後的二百萬永遠是一
筆尖穿刺傲慢者的裝甲
但他騰空是為了俯瞰今晚
壁立我們身側的無數黑暗
他匍匐，是為了撿起街道本身
撿起香港被踐踏的微塵
二百萬零一
售罄的永遠是白花。
二百萬零一，這條路上每一彎折
都有他揮手如將空氣劃破
每一彎折再一彎折
直到游擊隊帶走了他
6月16日香港民眾舉行反送中大遊行，當日晚間宣布總參加人數高達200萬人，全港每4人就有1人走上街，是港史上最高紀錄。而香港民陣最後對外說明遊行人數時是這樣表示的：「200萬加1」，加上的那一人，便是太古廣場墜樓之人。
廖偉棠以此入詩，使用了和淮遠十分相近的意象：「他騰空是為了俯瞰今晚／壁立我們身側的無數黑暗」。閱讀這兩首詩，都涉及對於死亡與暴行的凝視，詩歌在這樣的情況下成為了見證物，將不可逆的死亡轉化為對倖存者的指引。
詩人廖偉棠（攝影：吳致良）
訪談的最後，問淮遠是否也走上街頭，他說：「我很幸運，沒有親眼目睹暴力跟流血的場面，可是我很驚訝與感動，現在抗爭的中心或是帶領口號的人，都是非常年輕的，不是大學生，而是中學生，這讓我非常驚訝。」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抗爭這麼久，香港人是懷抱著希望或絕望呢？他說：「可能真的沒有希望，可是死不認命，不是一個人不認，是全體的抗爭者不認，這個強大的決心，更加讓人無法預測。」鴻鴻則回應：「台灣不可能有一個運動是四分之一的人都站出來的，怎麼可能？連反核都沒有了，太陽花也沒有啊，開什麼玩笑？四分之一啊！」
我們或許可以說，淮遠近期的詩歌多產，並非僅源於他個人，而是詩歌本生於彈火煙硝中，是詩歌見證這個時代的香港人。●
【詩歌朗讀】
▇淮遠朗讀〈盂蘭節翌日寄李國威〉
（詩文）
▇淮遠朗讀〈百日哭〉
（詩文）
▇鴻鴻朗讀〈孩子與香港．天空〉
（詩文）
▇鴻鴻朗讀〈孩子與香港．石頭〉
（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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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台北詩歌節策展人鴻鴻（左）與香港詩人淮遠
2019台北詩歌節，策展人鴻鴻邀請香港詩人淮遠來台。詢問促成此行的緣由，鴻鴻破題：「淮遠是我長期孺慕的作家跟詩人，現在邀他很剛好的，他也常關注香港每天發生的狀況，這是一個機會，讓讀者透過他，理解香港正在發生的事。」淮遠的兩場講座，一場與詩人廖偉棠以「危險年代的詩與真實」進行對談；另一場則與詩人學者唐捐以「懶鬼出門，走讀香港」為題，帶讀者走入香港。順應著這些主題，我們正好可從淮遠此行，思考詩歌創作與發生中的政治事件如何對話，文末並有鴻鴻與淮遠的詩作朗讀。
Openbook閱讀誌於8月敲定專訪，是時，我們對反送中運動的後續發展完全無法預測，僅知道這是一場跨世代的運動，抗爭者不僅成年人與大學生，更有許多中學生。如果我們先標定淮遠的位置，他出生於50年代初期，半世紀前全球六八學運浪潮的當下，他正是一名高中生。
唐捐稱淮遠是一位文體家，詩人黃燦然說他是香港最好的散文家。他最被津津樂道的故事是，17歲時──東方文化認為乳臭未乾、小屁孩的年齡──他已應邀加入日後大名鼎鼎的文化刊物《70年代》雙週刊擔任編輯。他曾在多次訪問中，提到自己年少時對生命與體制均有無以名之的憤怒。他曾以〈在對的時代寫詩〉回憶當時的情境：
和淮遠相差一年出生的日本批評家四方田犬彥曾以專書《革命青春》，獻給參與革命的高中生，其中描繪了當時青年的文化養成：聽披頭四、賽門與葛芬柯（Simon & Garfunkel），電影看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高達（Jean-Luc Godard）、大島渚等導演。淮遠說自己「厚著臉皮再次結集，即使沒有人來聲援」，意指同代人已殞損餘稀。他自言同代人中，寫詩者已不餘5人，「李國威跟也斯就已經走了，鍾玲玲也不寫了，阿藍也是，他們都不太寫了。」而他此時此刻的寫作，有如代表了他的世代。
然而，真正影響淮遠思考的，並非僅有學識的層面。他出生在一個有精神病史的大家庭中，曾數次在詩或文章中，提到發瘋且有11根手指的十一姑母。在散文詩〈手指〉中，他寫到：
詩中憂鬱而率直的少年樣貌，有著衝突、偷書等等反道德的形象。在台北場對談時，詩人廖偉棠以「古惑」一詞描繪淮遠，以此展示出他作品中獨特的香港庶民性。
訪談時，問淮遠是否曾懷疑自己可能有精神病，他回答：「這個對我的衝擊很大，剛剛你提到的那個十一姑母，她跟我一樣住在新界，她天生精神有問題，沒辦法透過醫療痊癒，常常見到人就大罵，情緒一直會很激動。當我還是小孩子時，很怕看到她。我從小就一直想，自己是否也是神經病，直到現在我也會思考。特別是在成長的期間，我發現我跟同學做的事情很不一樣，同學比較正常，可是我一直都做些很不正常的事情。我一直想是不是我做這些不正常的事情，因為我是一個怪人，或因為我有精神病？可是現在，我看香港發生的這種事情，我發現，其實神經跟正常的界線是非常模糊的。現在這個世界，很多看似正常的事情，其實都是不正常的。」鴻鴻也回應：「正常的人，其實他們都不正常。」
鴻鴻表示：「我認為詩歌節應該反映時代，它要和社會對話，把詩人的作品推出來，或者有時候，把詩人推去面對讀者，做更多溝通。詩歌節是個橋樑，我希望藉此把某些議題、觀點或某些社會當下的現象，用詩的方式反思、反映。讓讀者了解詩並非文學的貴族、菁英之間的事情，不只是傷春悲秋的少年、少女喜歡的東西，它跟每個人有關、跟我們的生活有關。我一直想要證明跟做到這一點。」
淮遠曾暫擱詩筆近30年，80年代中期，他從詩轉向散文，直到2011年鄧小樺邀稿，他才重新提筆作詩。近日以來，他的詩量驟增，其中緣由「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我需要不斷書寫，因為面對香港反送中的事，我心裡面有很大一團怒火，必須透過書寫的方式發洩與消化，如果不寫的話，可能不只是失眠，我怕自己會發神經瘋掉。另外一個原因是，身為一個寫作人、讀書人，你需要發聲，可以把它想像是一種表態，因為你不可以沉默。我覺得我在乎，我就先寫，也不在乎寫出的東西對這件事有沒有幫助。重點是我表達了，在事情的當下，我選擇發聲或表態。就是這兩個原因。」
詩言志，歌詠言，雖自古皆然，但輕薄者以為詩歌無用，好議論者批評此類詩歌流於控訴。我們以此就教兩位詩人：以詩歌論政治，應該隔一段距離嗎？淮遠以〈遲八日的悼詩〉為例：
今年6月15日，一名年約35歲、身著黃雨衣的梁姓男子爬上香港金鐘太古廣場，掛上抗議標語。僵持5小時後，不慎墜樓身亡，警方事後找到遺書，列為自殺，大批香港群眾發起一人一花的行動，悼念這位黃衣義士。
淮遠提到，自己當下過於悲痛，無法表述，8日後才能書寫。他從路人的碎念，汙名精神病的言論切入，想起自己曾患精神病且自殺離世的表哥。他提到：「這是兩個不同的事，可是我把他們合在一起，那個傷心、悲痛的感覺是一樣的。」他也提到，處理這樣的作品時，並非是當下完成的，而是先經過沉澱，使詩歌不落入口號與抗爭文宣的套路。
此作中，可看見詩人並置理性的談判專家和瘋狂的跳樓病患，辨證兩百萬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抗議民眾，究竟是正常或精神病患。最動人之處，莫過最末兩句的舉重若輕，將跳樓的瞬間，延長為魚貫穿越長街，飄盪勘查遊行的路線，化亡者為引路人。
描繪社會動盪或政治事件的敘事詩，通常需要篇幅進行鋪陳，故以長詩為多，而淮遠的詩歌則以短而直白見長。他提到因為當年在《70年代》當編輯，有一群人大量翻譯東歐詩作，他也因此接觸了許多東歐詩，發現其文字都非常直接且精練。有人說淮遠的短詩受邱剛健的影響，他則回應：當年邱剛健翻譯東歐詩，刊登於《70年代》，正是經他之手，正確來說，他是受邱剛健所翻譯的東歐詩文字所影響。另外，新聞系的寫作訓練也要求簡潔有力，這也影響到他喜好的文學風格。
一向以詩歌作品第一線聲援社會運動的鴻鴻，曾出版《暴民之歌》、《樂天島》，皆有鮮明的政治指涉。他重視詩歌對運動當下的意義，故而，詩歌並非僅只事後沉澱，亦可展現行動的力量。他提到：「我常常很即時地寫，比如說〈暴民之歌〉是318當天過完，第2天回家就寫了。另外一首〈洗街雨〉是在大遊行前一天，因為我常常在第2天要去參加運動，心裡有很多的感觸、很多想法，我就把它寫下來，第2天可以帶到街頭唸給大家聽，所以是比較即時的。」
鴻鴻與其創立的《衛生紙詩刊》，皆提倡詩歌與社會的互動，從全球暖化、族群到核四等議題皆可入詩，以詩歌挖掘現實，影響年輕創作者甚深。他曾提倡：「書桌不是最好的寫作地點，走向街頭吧！」這是另一種取徑。
鴻鴻提到：「我比較把詩當成是生活的紀錄，而非文學作品。但是要記錄得好，得有文學技巧。我認為詩不只是感性，它也要有分析、批判，有各種各樣方式，讓完全對議題無知的人看了之後，有被說服，或理解更多。詩歌本身有韻律感、有意象的使用，和口號截然不同，我認為口號是無法說服人的，但是詩可以，因為它有知性和感性，我用自己的情感在後面，當作很強烈的動力推動詩。」
在與淮遠的講座現場，唐捐也提到：「詩的語言跟現實之間，本來就有對話的作用，這些詩也可分兩種成分：一是現場的紀錄，其實只要把它如實地寫，詩人善於書寫與記錄，透過精練的文字，巧妙地記錄，本身就很有意義。另外一個層次是，語言本身也是一種行動，在遂行行動時，不是只動手動腳，才稱為行動，其實語言本身就是行動。特別是當這個東西是即時的事件時，我們不是在描述50年前的歷史事件，而是描述眼前的事件時，語言本身就有執行行動的效力。讀這類詩是非常特別的，並不是現實先演完了，詩再開始進行，不是，他們是一起發生的。所以這種『語言行動詩』，它有像劇場一樣的表演力量，它是活生生的情境，這也是更令人動容。」
在淮遠與廖偉棠的座談會中，兩人除了分享，更朗誦了自己的詩歌。最沉重的時刻，莫過於淮遠朗讀〈遲八日的悼詩〉，及廖偉棠朗讀的〈二百萬零一〉：
6月16日香港民眾舉行反送中大遊行，當日晚間宣布總參加人數高達200萬人，全港每4人就有1人走上街，是港史上最高紀錄。而香港民陣最後對外說明遊行人數時是這樣表示的：「200萬加1」，加上的那一人，便是太古廣場墜樓之人。
廖偉棠以此入詩，使用了和淮遠十分相近的意象：「他騰空是為了俯瞰今晚／壁立我們身側的無數黑暗」。閱讀這兩首詩，都涉及對於死亡與暴行的凝視，詩歌在這樣的情況下成為了見證物，將不可逆的死亡轉化為對倖存者的指引。
訪談的最後，問淮遠是否也走上街頭，他說：「我很幸運，沒有親眼目睹暴力跟流血的場面，可是我很驚訝與感動，現在抗爭的中心或是帶領口號的人，都是非常年輕的，不是大學生，而是中學生，這讓我非常驚訝。」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抗爭這麼久，香港人是懷抱著希望或絕望呢？他說：「可能真的沒有希望，可是死不認命，不是一個人不認，是全體的抗爭者不認，這個強大的決心，更加讓人無法預測。」鴻鴻則回應：「台灣不可能有一個運動是四分之一的人都站出來的，怎麼可能？連反核都沒有了，太陽花也沒有啊，開什麼玩笑？四分之一啊！」
我們或許可以說，淮遠近期的詩歌多產，並非僅源於他個人，而是詩歌本生於彈火煙硝中，是詩歌見證這個時代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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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文）
▇淮遠朗讀〈百日哭〉
（詩文）
▇鴻鴻朗讀〈孩子與香港．天空〉
（詩文）
▇鴻鴻朗讀〈孩子與香港．石頭〉
（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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