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台北詩歌節》用催淚彈的剩餘建立詩歌,保衛城市:香港詩人淮遠與策展人鴻鴻

2019台北詩歌節策展人鴻鴻(左)與香港詩人淮遠

2019台北詩歌節,策展人鴻鴻邀請香港詩人淮遠來台。詢問促成此行的緣由,鴻鴻破題:「淮遠是我長期孺慕的作家跟詩人,現在邀他很剛好的,他也常關注香港每天發生的狀況,這是一個機會,讓讀者透過他,理解香港正在發生的事。」淮遠的兩場講座,一場與詩人廖偉棠以「危險年代的詩與真實」進行對談;另一場則與詩人學者唐捐以「懶鬼出門,走讀香港」為題,帶讀者走入香港。順應著這些主題,我們正好可從淮遠此行,思考詩歌創作與發生中的政治事件如何對話,文末並有鴻鴻與淮遠的詩作朗讀。

Openbook閱讀誌於8月敲定專訪,是時,我們對反送中運動的後續發展完全無法預測,僅知道這是一場跨世代的運動,抗爭者不僅成年人與大學生,更有許多中學生。如果我們先標定淮遠的位置,他出生於50年代初期,半世紀前全球六八學運浪潮的當下,他正是一名高中生。

唐捐稱淮遠是一位文體家,詩人黃燦然說他是香港最好的散文家。他最被津津樂道的故事是,17歲時──東方文化認為乳臭未乾、小屁孩的年齡──他已應邀加入日後大名鼎鼎的文化刊物《70年代》雙週刊擔任編輯。他曾在多次訪問中,提到自己年少時對生命與體制均有無以名之的憤怒。他曾以〈在對的時代寫詩〉回憶當時的情境:

我們曾在對的時代寫詩
瞞着父母寫瞞着老師寫
我也曾在對的時代亂偷詩集
瞞着朋友們偷瞞着詩人們偷
好的收藏壞的丟棄

為了向寫好詩
或者想寫好詩的同代人致敬
我會厚着臉皮再次結集
即使沒有人來聲援

_dsc9244-001900x1200.jpg《70年代》所聚集的青年們,當時被視為激進派,反英美,也被視為新左派、毛分子、無政府主義者。論起創作養分,淮遠提到:「當時香港的讀書人或年輕人,處在一個非常興奮的時代,那時反越戰,嬉皮文化盛行,很多人受到西方文化很大的衝擊和薰陶。同時,台灣的現代文學也開始萌芽,有很多很棒的文學雜誌,像《現代文學》跟《文學季刊》,對那時的香港年輕人來說,是很開心的,可以很自由地去接觸很多電影、很多好書。」

和淮遠相差一年出生的日本批評家四方田犬彥曾以專書《革命青春》,獻給參與革命的高中生,其中描繪了當時青年的文化養成:聽披頭四、賽門與葛芬柯(Simon & Garfunkel),電影看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高達(Jean-Luc Godard)、大島渚等導演。淮遠說自己「厚著臉皮再次結集,即使沒有人來聲援」,意指同代人已殞損餘稀。他自言同代人中,寫詩者已不餘5人,「李國威跟也斯就已經走了,鍾玲玲也不寫了,阿藍也是,他們都不太寫了。」而他此時此刻的寫作,有如代表了他的世代。

然而,真正影響淮遠思考的,並非僅有學識的層面。他出生在一個有精神病史的大家庭中,曾數次在詩或文章中,提到發瘋且有11根手指的十一姑母。在散文詩〈手指〉中,他寫到:

甥子並不擔心多指症、精神病,或者其他所謂遠代遺傳,他並不想生兒育女只因這個後殖民地時期的城市不宜養兒育女。但五弟不這麼認為,所以女兒一出生便立即細數她的手指。

我也不這麼認為,所以非常感謝用小刀把我贅生的拇指割掉的醫生,以及曾經抱著哭了三個晚上的我的母親。他們讓我每有需要舉起中指的時候,不致茫然不知:哪一根才是中指?

詩中憂鬱而率直的少年樣貌,有著衝突、偷書等等反道德的形象。在台北場對談時,詩人廖偉棠以「古惑」一詞描繪淮遠,以此展示出他作品中獨特的香港庶民性。

訪談時,問淮遠是否曾懷疑自己可能有精神病,他回答:「這個對我的衝擊很大,剛剛你提到的那個十一姑母,她跟我一樣住在新界,她天生精神有問題,沒辦法透過醫療痊癒,常常見到人就大罵,情緒一直會很激動。當我還是小孩子時,很怕看到她。我從小就一直想,自己是否也是神經病,直到現在我也會思考。特別是在成長的期間,我發現我跟同學做的事情很不一樣,同學比較正常,可是我一直都做些很不正常的事情。我一直想是不是我做這些不正常的事情,因為我是一個怪人,或因為我有精神病?可是現在,我看香港發生的這種事情,我發現,其實神經跟正常的界線是非常模糊的。現在這個世界,很多看似正常的事情,其實都是不正常的。」鴻鴻也回應:「正常的人,其實他們都不正常。」

_dsc9356-002900x1200.jpg2019年的台北詩歌節以「牆與啄木鳥」為主題,除了淮遠,鴻鴻也邀請德國詩人沃夫.比爾曼(Wolf Biermann)來台。比爾曼是著名的人權鬥士,是德國營救劉曉波、劉霞行動的關鍵人物,他的強烈反共特性,也成為了有趣的回應。

鴻鴻表示:「我認為詩歌節應該反映時代,它要和社會對話,把詩人的作品推出來,或者有時候,把詩人推去面對讀者,做更多溝通。詩歌節是個橋樑,我希望藉此把某些議題、觀點或某些社會當下的現象,用詩的方式反思、反映。讓讀者了解詩並非文學的貴族、菁英之間的事情,不只是傷春悲秋的少年、少女喜歡的東西,它跟每個人有關、跟我們的生活有關。我一直想要證明跟做到這一點。」

淮遠曾暫擱詩筆近30年,80年代中期,他從詩轉向散文,直到2011年鄧小樺邀稿,他才重新提筆作詩。近日以來,他的詩量驟增,其中緣由「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我需要不斷書寫,因為面對香港反送中的事,我心裡面有很大一團怒火,必須透過書寫的方式發洩與消化,如果不寫的話,可能不只是失眠,我怕自己會發神經瘋掉。另外一個原因是,身為一個寫作人、讀書人,你需要發聲,可以把它想像是一種表態,因為你不可以沉默。我覺得我在乎,我就先寫,也不在乎寫出的東西對這件事有沒有幫助。重點是我表達了,在事情的當下,我選擇發聲或表態。就是這兩個原因。」

不只淮遠。Openbook閱讀誌曾在6月中,推出「為香港朗讀」專題,彙整港台詩人發聲之作(部分轉載自香港藝文媒體「虛詞p-articles」中的篇章),十餘位詩人如池荒懸、宋尚緯、陸穎魚、陳諾諺、廖偉棠、熒惑、德尉、蔡琳森、韓麗珠、鴻鴻與蘇苑姍,以錄音的方式展示自己的詩作。其中有詩人為朗讀搭配電子音效,也有詩人步行於海邊,以浪潮聲佐詩,表達出港、台兩地詩人的意見。

詩言志,歌詠言,雖自古皆然,但輕薄者以為詩歌無用,好議論者批評此類詩歌流於控訴。我們以此就教兩位詩人:以詩歌論政治,應該隔一段距離嗎?淮遠以〈遲八日的悼詩〉為例:

鄰座的佝背男子說
跳樓抗議的黃袍少年有精神病
我就想起我表哥

表哥是個談判專家
他說服主診醫生
相信他的抑鬱症已經痊癒
不會撞牆,不會跳樓
可以從病牀鬆綁
可以離開他媽的精神病院

我不知道穿黃色雨袍的少年
有沒有精神病
只知道他危立的五小時
脊梁挺得比誰都要直
只知道他也是談判專家
他說服談判專家
相信他只是要飛過
二百萬個精神病患者
將會魚貫穿越的長街
為他們勘察一下
所謂遊行的路線

今年6月15日,一名年約35歲、身著黃雨衣的梁姓男子爬上香港金鐘太古廣場,掛上抗議標語。僵持5小時後,不慎墜樓身亡,警方事後找到遺書,列為自殺,大批香港群眾發起一人一花的行動,悼念這位黃衣義士。

淮遠提到,自己當下過於悲痛,無法表述,8日後才能書寫。他從路人的碎念,汙名精神病的言論切入,想起自己曾患精神病且自殺離世的表哥。他提到:「這是兩個不同的事,可是我把他們合在一起,那個傷心、悲痛的感覺是一樣的。」他也提到,處理這樣的作品時,並非是當下完成的,而是先經過沉澱,使詩歌不落入口號與抗爭文宣的套路。

此作中,可看見詩人並置理性的談判專家和瘋狂的跳樓病患,辨證兩百萬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抗議民眾,究竟是正常或精神病患。最動人之處,莫過最末兩句的舉重若輕,將跳樓的瞬間,延長為魚貫穿越長街,飄盪勘查遊行的路線,化亡者為引路人。

描繪社會動盪或政治事件的敘事詩,通常需要篇幅進行鋪陳,故以長詩為多,而淮遠的詩歌則以短而直白見長。他提到因為當年在《70年代》當編輯,有一群人大量翻譯東歐詩作,他也因此接觸了許多東歐詩,發現其文字都非常直接且精練。有人說淮遠的短詩受邱剛健的影響,他則回應:當年邱剛健翻譯東歐詩,刊登於《70年代》,正是經他之手,正確來說,他是受邱剛健所翻譯的東歐詩文字所影響。另外,新聞系的寫作訓練也要求簡潔有力,這也影響到他喜好的文學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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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以詩歌作品第一線聲援社會運動的鴻鴻,曾出版《暴民之歌》、《樂天島》,皆有鮮明的政治指涉。他重視詩歌對運動當下的意義,故而,詩歌並非僅只事後沉澱,亦可展現行動的力量。他提到:「我常常很即時地寫,比如說〈暴民之歌〉是318當天過完,第2天回家就寫了。另外一首〈洗街雨〉是在大遊行前一天,因為我常常在第2天要去參加運動,心裡有很多的感觸、很多想法,我就把它寫下來,第2天可以帶到街頭唸給大家聽,所以是比較即時的。」

鴻鴻與其創立的《衛生紙詩刊》,皆提倡詩歌與社會的互動,從全球暖化、族群到核四等議題皆可入詩,以詩歌挖掘現實,影響年輕創作者甚深。他曾提倡:「書桌不是最好的寫作地點,走向街頭吧!」這是另一種取徑。

鴻鴻提到:「我比較把詩當成是生活的紀錄,而非文學作品。但是要記錄得好,得有文學技巧。我認為詩不只是感性,它也要有分析、批判,有各種各樣方式,讓完全對議題無知的人看了之後,有被說服,或理解更多。詩歌本身有韻律感、有意象的使用,和口號截然不同,我認為口號是無法說服人的,但是詩可以,因為它有知性和感性,我用自己的情感在後面,當作很強烈的動力推動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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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淮遠的講座現場,唐捐也提到:「詩的語言跟現實之間,本來就有對話的作用,這些詩也可分兩種成分:一是現場的紀錄,其實只要把它如實地寫,詩人善於書寫與記錄,透過精練的文字,巧妙地記錄,本身就很有意義。另外一個層次是,語言本身也是一種行動,在遂行行動時,不是只動手動腳,才稱為行動,其實語言本身就是行動。特別是當這個東西是即時的事件時,我們不是在描述50年前的歷史事件,而是描述眼前的事件時,語言本身就有執行行動的效力。讀這類詩是非常特別的,並不是現實先演完了,詩再開始進行,不是,他們是一起發生的。所以這種『語言行動詩』,它有像劇場一樣的表演力量,它是活生生的情境,這也是更令人動容。」

在淮遠與廖偉棠的座談會中,兩人除了分享,更朗誦了自己的詩歌。最沉重的時刻,莫過於淮遠朗讀〈遲八日的悼詩〉,及廖偉棠朗讀的〈二百萬零一〉:

白雪之後是黑雪
二百萬之後是二百萬零一
以後的數字永遠要加上他一個
以後的刺青永遠滲血
脫不去他的雨衣

黃色之後是金色洪流
取代商場與政總的泥汙
拔不掉他的星芒
一之後的二百萬永遠是一
筆尖穿刺傲慢者的裝甲

但他騰空是為了俯瞰今晚
壁立我們身側的無數黑暗
他匍匐,是為了撿起街道本身
撿起香港被踐踏的微塵

二百萬零一
售罄的永遠是白花。
二百萬零一,這條路上每一彎折
都有他揮手如將空氣劃破
每一彎折再一彎折
直到游擊隊帶走了他

6月16日香港民眾舉行反送中大遊行,當日晚間宣布總參加人數高達200萬人,全港每4人就有1人走上街,是港史上最高紀錄。而香港民陣最後對外說明遊行人數時是這樣表示的:「200萬加1」,加上的那一人,便是太古廣場墜樓之人。

廖偉棠以此入詩,使用了和淮遠十分相近的意象:「他騰空是為了俯瞰今晚/壁立我們身側的無數黑暗」。閱讀這兩首詩,都涉及對於死亡與暴行的凝視,詩歌在這樣的情況下成為了見證物,將不可逆的死亡轉化為對倖存者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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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廖偉棠(攝影:吳致良)

訪談的最後,問淮遠是否也走上街頭,他說:「我很幸運,沒有親眼目睹暴力跟流血的場面,可是我很驚訝與感動,現在抗爭的中心或是帶領口號的人,都是非常年輕的,不是大學生,而是中學生,這讓我非常驚訝。」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抗爭這麼久,香港人是懷抱著希望或絕望呢?他說:「可能真的沒有希望,可是死不認命,不是一個人不認,是全體的抗爭者不認,這個強大的決心,更加讓人無法預測。」鴻鴻則回應:「台灣不可能有一個運動是四分之一的人都站出來的,怎麼可能?連反核都沒有了,太陽花也沒有啊,開什麼玩笑?四分之一啊!」

我們或許可以說,淮遠近期的詩歌多產,並非僅源於他個人,而是詩歌本生於彈火煙硝中,是詩歌見證這個時代的香港人。_dsc9372-0011200x900.jpg

詩歌朗讀】

▇淮遠朗讀〈盂蘭節翌日寄李國威〉

詩文

▇淮遠朗讀〈百日哭〉

詩文

▇鴻鴻朗讀〈孩子與香港.天空〉

詩文

▇鴻鴻朗讀〈孩子與香港.石頭〉

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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