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耀輝領我們走上樓梯,前往他位在頂層的住處。那是棟老舊的香港唐樓(類似台灣公寓,沒有電梯,五層樓以下)出乎意料的,二樓便是點著紅燈,香港俗稱「一樓一鳳」的性服務單位。走在前頭的周耀輝並沒有要遮掩,或對我們解釋什麼的意思,極其自然地繼續往上走。
才剛進門,他便轉身誠懇笑著小小聲說:「採訪想怎麼拍照,需要我穿什麼衣服,都可以告訴我,完全配合你們。」沒有叮嚀、囑咐,注意事項,也沒有任何架子。他身高超過180公分,相當瘦,說話時習慣稍微彎腰與人親近,像根受風的竹竿。
周耀輝1961年出生,是著名作詞人,與林夕、黃偉文並稱為「香港三大詞人」。多首膾炙人口的流行歌,包括達明一派〈天問〉、莫文蔚〈開水與白麵包〉、田馥甄〈渺小〉、李榮浩〈模特〉……皆出自他手。從1989年為達明一派所寫處女作〈愛在瘟疫蔓延時〉開始,多年合作下來,周耀輝亦被視為達明一派與黃耀明的御用作詞人。除了寫詞,周耀輝亦是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助理教授,開授「性別研究」、「歌詞創作」等課。
香港詞評人梁偉詩曾這樣形容:「林夕多情,黃偉文摩登,周耀輝另類。」在以情歌為主的華語流行樂市場,周耀輝大膽將政治、性別,及情慾……等多元議題填進樂曲中,加上華麗跳躍的意象,成為他極為獨特的風格。
但面前靦腆笑著的周耀輝,實在很難讓人與「另類」聯想在一塊。今年56歲的他有張娃娃臉,看起來不過40出頭歲。打扮斯文,講起話來斟酌緩慢,就像彬彬有禮的書生。
周耀輝說自己從小是個乖孩子:「我從小就知道我媽是辛苦的,而且很早就知道她期望都放在我身上。」
![_DSC9727 (2).jpg](/sites/default/files/u530/_DSC9727%20%282%29.jpg)
周耀輝出身單親,父親在他兩歲時便離開在加拿大另組家庭,重擔落在母親身上。當時周耀輝和母親與姊姊住在公共房屋裡,共有8層樓,一樓80戶。對於貧窮,周耀輝最初印象是「等郵差」。
缺席的父親每兩個月會從國外寄金額永遠不夠的匯票來。當時郵政系統落後,也不知是寄丟,或對方忘記,郵件常無法準時送達。「大概到這時候我媽媽就很緊張,她不敢自己看,就叫我看郵差到了沒有。」小時候周耀輝在門外等著,看郵差從八樓開始,一戶戶往下送,等經過了他們居住的六樓門前而沒停下,就得將這天的壞消息帶給媽媽。
也許是這樣的缺乏,造就了周耀輝對「不同」的敏感。當時公共住宅人口複雜,一層80戶人共用一間澡堂。除了熱門時間,大人總威脅小孩別去,因為裡頭常有吸毒的人在暗處解癮。有天周耀輝趁下午沒人獨自去澡堂,隔壁正好就躲了吸毒者。才剛要洗,衣服不小心落到隔壁,接著只見一隻手無聲將衣服遞回來。「在這樣的社區,會有很多機會接觸人的不同面貌。我從小就覺得,一個人在不同情況下,可能就成了不一樣的另一個人。」周耀輝說。
對「不同」的觀察視野,正是周耀輝創作上最大的武器。他歌詞裡出現過愛滋議題,亦描繪過同志與跨性別族群,有著華語流行樂少見的人文關懷。但在武器鍊成前,人還得先經過一番火燒錘打。
相較於一般男生,年輕的周耀輝氣質陰柔,在學校常被同學取笑、排擠。「香港人說是比較女人型,就是娘娘腔。當時有個同學,我不知道他是怎麼知道的。他說怪不得你是這樣娘娘腔的,原來你沒有爸爸。」講到這裡周耀輝紅了眼眶。
![_DSC9126 (2).jpg](/sites/default/files/u530/_DSC9126%20%282%29.jpg)
一直到大學前,周耀輝皆困惑著自己自己舉止為何無法像個正常男人。為了解決這份困惑,尋求同儕溫暖,上大學後周耀輝加入教會,成了基督徒。當時香港有個基督教青年服務機構,名為「突破」,周耀輝在裡頭認識了許多不一樣的人,包括黃耀明,以及作詞人潘源良。
「他們(基督徒)很容易讓你覺得有溫暖的感覺,雖然後來我的了解又不一樣,所以離開了。但在這樣的層面上,他們很容易跟你接觸,讓你有溫暖的感覺。」周耀輝說:「突破的一群人,他們都很不一樣,特別有創意,想東西很快。跟他們一起,開始覺得原來不一樣也很好啊。」
畢業後周耀輝進入政府機構,成了撰寫新聞稿的「新聞官」。在殖民教育底下,周耀輝說自己中文其實不好。大學學的是英文與比較文學的他,此時開始大量惡補台灣小說,包括白先勇、陳映真……等大師,皆在閱讀名單內。
1988年,為了證明自己中文程度,周耀輝動起了創作念頭。「當時的流行音樂,不是不好,但是很一樣,特別是對於愛情、性別的一些觀念,非常主流。我不一定寫得比他們好,但我會寫些不一樣的。」於是周耀輝向當時已組成「達明一派」的黃耀明毛遂自薦填詞,作品首次出現在專輯《意難平》中。「我常跟我的學生說,要是你覺得自己中文不好,或你不是中文本科生,沒關係,我也是。我什麼都不懂,不懂樂理,不懂樂器,小時候歌聽的也不比別人多,但是,也可以的。」
![_DSC9715 (2).jpg](/sites/default/files/u530/_DSC9715%20%282%29.jpg)
89年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周耀輝在震撼下辭去政府工作,拒絕為任何一個政權工作。後來他寫下歌詞〈天問〉,描寫的便是六四事件。
辭去政府差事後,周耀輝為了生計兼差做過許多份工作,漸漸地對忙碌的生活感到疲倦;加上當年港人在97回歸前,或多或少都想過移民。在這樣的氛圍下,加上當時周耀輝與一位荷蘭人談了戀愛,1992年,他毅然決然離開了香港飛到荷蘭,一去便是20年。
這20年間,周耀輝在荷蘭找了工作,也繼續寫歌詞;他戀愛後失戀,本來想過回香港,卻又再愛上了人,便留下。讀了碩士,又繼續攻讀博士。這20年的生活像明礬,讓水中的雜質沉澱下來。「其實離開就有這樣的一個力量。當你離開了你本來的世界,去另外一個世界,你會覺得,本來世界的沒有這麼重要。所謂的不一樣,也可以是屬於你自己的。」周耀輝說。
周耀輝寫歌詞,也寫小說、散文。但他著作目前在台灣只出版一本《假如我們甚麼都不怕》。裡頭以英文字母開頭,書寫了多種虛構的恐懼症,成為一篇篇寓言故事。我問他,那麼當時離開香港的你,覺得香港人得了什麼恐懼症?周耀輝想也不想便說:「政治的恐怖有,就是回歸後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們自由會不會受限制?另外就是經濟上的害怕,害怕沒錢。香港人特別嚴重,我沒有責怪的意思。香港人其實直到現在,一直都生存在在經濟跟政治的恐懼中。」
博士畢業後,周耀輝決定留在校園工作。他說既然要教書,他要回來教香港學生。「我第一份合約在是20個月,想說離開20年之後回來20個月也很好了。然後到差不多要談續約的時候,我就捨不得了,到現在是第六年。我是每一年去看我自己想怎麼樣。」周耀輝笑著說。「因為對香港的生活不習慣,我才離開香港,這些都沒有真的改變過,甚至有可能是更差。現在回來,很多荷蘭的生活方式,我還是想享受。慢慢發現一個世界不能滿足我,必須要來來去去。如果現在說我得在阿姆斯特丹生活,我覺得我也不行。」他習慣於穿梭不同世界中,以此找到最適合的觀察點。這也體現在他的創作之中,除了歌詞,這些年周耀輝亦跨足劇場、視覺,與藝術家合作,嘗試多種不同形式藝術創作。
![_DSC9483.jpg](/sites/default/files/u530/_DSC9483.jpg)
20年後的香港,最讓周耀輝眷戀的,也許便是他的學生。採訪結束後,晚間八點,一群畢了業的學生莫約十多位,買了食物擠進周耀輝家裡。其中有劇場人,有記者,也有老師,都是新一代的香港文化菁英。他們不稱呼周耀輝「老師」、「教授」,反倒像朋友般親暱地以粵語喊「耀輝」。
「當我邀請他們用耀輝叫我的時候,其實我就是願意比較像朋友的方法,去跟他們一起。」他說。談起學生,周耀輝總是一臉不捨。香港人也怕「輸在起跑點上」,有次周耀輝與學生聊天,一位學生感慨說:「什麼起跑點,這已經是我的終點。」周耀輝講完後頓了頓,緩和情緒。這次採訪他紅了兩次眼眶,一次為他自己,一次為他學生。
「我大學畢業時,其實馬上就可以買房子,現在可以嗎?我們這一代人,沒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沒讓香港變得更好,讓我們之後出生的年輕人有更多機會。」周耀輝說。「我會從我自己出發,希望學生們覺得還是有可能,還是有希望,還是要做自己喜歡的」
「在教書時,我不單是老師,我也是耀輝。我跟他們說很多我自己的事,基本上就是跟他們說,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你看,我還是過得挺好啊。」周耀輝說。
採訪尾聲,我問周耀輝,倘若要選一個,最怕自己得怎樣的恐懼症?「就是怕自己什麼都一樣。我們害怕的時候,就會按照一個安全的方法去做。我們變成機器,什麼都是一模一樣的,很可怕。」現在的周耀輝,這樣笑著對我說。●
![_DSC9158 (2).jpg](/sites/default/files/u530/_DSC9158%20%282%29.jpg)
文字:王志元
攝影:王志元
攝影助理:小子
協力:紅眼
![假如我們甚麼都不怕.png](/sites/default/files/u530/%E5%81%87%E5%A6%82%E6%88%91%E5%80%91%E7%94%9A%E9%BA%BC%E9%83%BD%E4%B8%8D%E6%80%95.png)
假如我們甚麼都不怕
作者:周耀輝
出版:寫樂文化
定價:280元
【內容簡介 】 |
作者簡介:周耀輝
畢業於香港大學英國語文及比較文學系,其後參與多種媒體工作。1989年發表第一首詞作,書寫歌詞及其他文字創作至今,出版約一千首詞作,包括《忘記他是她》(達明一派)丶《流星》(王菲)丶《萬福瑪麗亞》(黃耀明)丶《開水與白麵包》(莫文蔚)丶《我的失敗與偉大》(劉若英)丶《雌雄同體》(麥浚龍)丶《愛愛愛》(方大同)丶《渺小》(田馥甄)丶《模特》(李榮浩), 文集包括《突然十年便過去》丶《7749》丶《假如我們甚麼都不怕》丶《紙上染了藍》丶《一個身體,兩個人》。 1992年移居荷蘭。2011年獲阿姆斯特丹大學傳媒學院博士學位,回港任職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助理教授。近年亦參與舞台及視覺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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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聽過他寫的歌。
周耀輝,寫過約莫一千首歌詞,與林夕、黃偉文並列香港詞壇三大詞人。今天,周耀輝不談流行歌,他談他走過的恐怖片場景,以及一個人如何「用完美的表情為脆弱的城市而撐著*」......
*引自周耀輝填詞作品:李榮浩〈模特〉
周耀輝領我們走上樓梯,前往他位在頂層的住處。那是棟老舊的香港唐樓(類似台灣公寓,沒有電梯,五層樓以下)出乎意料的,二樓便是點著紅燈,香港俗稱「一樓一鳳」的性服務單位。走在前頭的周耀輝並沒有要遮掩,或對我們解釋什麼的意思,極其自然地繼續往上走。
才剛進門,他便轉身誠懇笑著小小聲說:「採訪想怎麼拍照,需要我穿什麼衣服,都可以告訴我,完全配合你們。」沒有叮嚀、囑咐,注意事項,也沒有任何架子。他身高超過180公分,相當瘦,說話時習慣稍微彎腰與人親近,像根受風的竹竿。
周耀輝1961年出生,是著名作詞人,與林夕、黃偉文並稱為「香港三大詞人」。多首膾炙人口的流行歌,包括達明一派〈天問〉、莫文蔚〈開水與白麵包〉、田馥甄〈渺小〉、李榮浩〈模特〉……皆出自他手。從1989年為達明一派所寫處女作〈愛在瘟疫蔓延時〉開始,多年合作下來,周耀輝亦被視為達明一派與黃耀明的御用作詞人。除了寫詞,周耀輝亦是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助理教授,開授「性別研究」、「歌詞創作」等課。
香港詞評人梁偉詩曾這樣形容:「林夕多情,黃偉文摩登,周耀輝另類。」在以情歌為主的華語流行樂市場,周耀輝大膽將政治、性別,及情慾……等多元議題填進樂曲中,加上華麗跳躍的意象,成為他極為獨特的風格。
但面前靦腆笑著的周耀輝,實在很難讓人與「另類」聯想在一塊。今年56歲的他有張娃娃臉,看起來不過40出頭歲。打扮斯文,講起話來斟酌緩慢,就像彬彬有禮的書生。
周耀輝說自己從小是個乖孩子:「我從小就知道我媽是辛苦的,而且很早就知道她期望都放在我身上。」
周耀輝出身單親,父親在他兩歲時便離開在加拿大另組家庭,重擔落在母親身上。當時周耀輝和母親與姊姊住在公共房屋裡,共有8層樓,一樓80戶。對於貧窮,周耀輝最初印象是「等郵差」。
缺席的父親每兩個月會從國外寄金額永遠不夠的匯票來。當時郵政系統落後,也不知是寄丟,或對方忘記,郵件常無法準時送達。「大概到這時候我媽媽就很緊張,她不敢自己看,就叫我看郵差到了沒有。」小時候周耀輝在門外等著,看郵差從八樓開始,一戶戶往下送,等經過了他們居住的六樓門前而沒停下,就得將這天的壞消息帶給媽媽。
也許是這樣的缺乏,造就了周耀輝對「不同」的敏感。當時公共住宅人口複雜,一層80戶人共用一間澡堂。除了熱門時間,大人總威脅小孩別去,因為裡頭常有吸毒的人在暗處解癮。有天周耀輝趁下午沒人獨自去澡堂,隔壁正好就躲了吸毒者。才剛要洗,衣服不小心落到隔壁,接著只見一隻手無聲將衣服遞回來。「在這樣的社區,會有很多機會接觸人的不同面貌。我從小就覺得,一個人在不同情況下,可能就成了不一樣的另一個人。」周耀輝說。
對「不同」的觀察視野,正是周耀輝創作上最大的武器。他歌詞裡出現過愛滋議題,亦描繪過同志與跨性別族群,有著華語流行樂少見的人文關懷。但在武器鍊成前,人還得先經過一番火燒錘打。
相較於一般男生,年輕的周耀輝氣質陰柔,在學校常被同學取笑、排擠。「香港人說是比較女人型,就是娘娘腔。當時有個同學,我不知道他是怎麼知道的。他說怪不得你是這樣娘娘腔的,原來你沒有爸爸。」講到這裡周耀輝紅了眼眶。
一直到大學前,周耀輝皆困惑著自己自己舉止為何無法像個正常男人。為了解決這份困惑,尋求同儕溫暖,上大學後周耀輝加入教會,成了基督徒。當時香港有個基督教青年服務機構,名為「突破」,周耀輝在裡頭認識了許多不一樣的人,包括黃耀明,以及作詞人潘源良。
「他們(基督徒)很容易讓你覺得有溫暖的感覺,雖然後來我的了解又不一樣,所以離開了。但在這樣的層面上,他們很容易跟你接觸,讓你有溫暖的感覺。」周耀輝說:「突破的一群人,他們都很不一樣,特別有創意,想東西很快。跟他們一起,開始覺得原來不一樣也很好啊。」
畢業後周耀輝進入政府機構,成了撰寫新聞稿的「新聞官」。在殖民教育底下,周耀輝說自己中文其實不好。大學學的是英文與比較文學的他,此時開始大量惡補台灣小說,包括白先勇、陳映真……等大師,皆在閱讀名單內。
1988年,為了證明自己中文程度,周耀輝動起了創作念頭。「當時的流行音樂,不是不好,但是很一樣,特別是對於愛情、性別的一些觀念,非常主流。我不一定寫得比他們好,但我會寫些不一樣的。」於是周耀輝向當時已組成「達明一派」的黃耀明毛遂自薦填詞,作品首次出現在專輯《意難平》中。「我常跟我的學生說,要是你覺得自己中文不好,或你不是中文本科生,沒關係,我也是。我什麼都不懂,不懂樂理,不懂樂器,小時候歌聽的也不比別人多,但是,也可以的。」
89年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周耀輝在震撼下辭去政府工作,拒絕為任何一個政權工作。後來他寫下歌詞〈天問〉,描寫的便是六四事件。
辭去政府差事後,周耀輝為了生計兼差做過許多份工作,漸漸地對忙碌的生活感到疲倦;加上當年港人在97回歸前,或多或少都想過移民。在這樣的氛圍下,加上當時周耀輝與一位荷蘭人談了戀愛,1992年,他毅然決然離開了香港飛到荷蘭,一去便是20年。
這20年間,周耀輝在荷蘭找了工作,也繼續寫歌詞;他戀愛後失戀,本來想過回香港,卻又再愛上了人,便留下。讀了碩士,又繼續攻讀博士。這20年的生活像明礬,讓水中的雜質沉澱下來。「其實離開就有這樣的一個力量。當你離開了你本來的世界,去另外一個世界,你會覺得,本來世界的沒有這麼重要。所謂的不一樣,也可以是屬於你自己的。」周耀輝說。
周耀輝寫歌詞,也寫小說、散文。但他著作目前在台灣只出版一本《假如我們甚麼都不怕》。裡頭以英文字母開頭,書寫了多種虛構的恐懼症,成為一篇篇寓言故事。我問他,那麼當時離開香港的你,覺得香港人得了什麼恐懼症?周耀輝想也不想便說:「政治的恐怖有,就是回歸後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們自由會不會受限制?另外就是經濟上的害怕,害怕沒錢。香港人特別嚴重,我沒有責怪的意思。香港人其實直到現在,一直都生存在在經濟跟政治的恐懼中。」
博士畢業後,周耀輝決定留在校園工作。他說既然要教書,他要回來教香港學生。「我第一份合約在是20個月,想說離開20年之後回來20個月也很好了。然後到差不多要談續約的時候,我就捨不得了,到現在是第六年。我是每一年去看我自己想怎麼樣。」周耀輝笑著說。「因為對香港的生活不習慣,我才離開香港,這些都沒有真的改變過,甚至有可能是更差。現在回來,很多荷蘭的生活方式,我還是想享受。慢慢發現一個世界不能滿足我,必須要來來去去。如果現在說我得在阿姆斯特丹生活,我覺得我也不行。」他習慣於穿梭不同世界中,以此找到最適合的觀察點。這也體現在他的創作之中,除了歌詞,這些年周耀輝亦跨足劇場、視覺,與藝術家合作,嘗試多種不同形式藝術創作。
20年後的香港,最讓周耀輝眷戀的,也許便是他的學生。採訪結束後,晚間八點,一群畢了業的學生莫約十多位,買了食物擠進周耀輝家裡。其中有劇場人,有記者,也有老師,都是新一代的香港文化菁英。他們不稱呼周耀輝「老師」、「教授」,反倒像朋友般親暱地以粵語喊「耀輝」。
「當我邀請他們用耀輝叫我的時候,其實我就是願意比較像朋友的方法,去跟他們一起。」他說。談起學生,周耀輝總是一臉不捨。香港人也怕「輸在起跑點上」,有次周耀輝與學生聊天,一位學生感慨說:「什麼起跑點,這已經是我的終點。」周耀輝講完後頓了頓,緩和情緒。這次採訪他紅了兩次眼眶,一次為他自己,一次為他學生。
「我大學畢業時,其實馬上就可以買房子,現在可以嗎?我們這一代人,沒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沒讓香港變得更好,讓我們之後出生的年輕人有更多機會。」周耀輝說。「我會從我自己出發,希望學生們覺得還是有可能,還是有希望,還是要做自己喜歡的」
「在教書時,我不單是老師,我也是耀輝。我跟他們說很多我自己的事,基本上就是跟他們說,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你看,我還是過得挺好啊。」周耀輝說。
採訪尾聲,我問周耀輝,倘若要選一個,最怕自己得怎樣的恐懼症?「就是怕自己什麼都一樣。我們害怕的時候,就會按照一個安全的方法去做。我們變成機器,什麼都是一模一樣的,很可怕。」現在的周耀輝,這樣笑著對我說。●
文字:王志元
攝影:王志元
攝影助理:小子
協力:紅眼
假如我們甚麼都不怕
】
作者:周耀輝
出版:寫樂文化
定價:28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周耀輝
畢業於香港大學英國語文及比較文學系,其後參與多種媒體工作。1989年發表第一首詞作,書寫歌詞及其他文字創作至今,出版約一千首詞作,包括《忘記他是她》(達明一派)丶《流星》(王菲)丶《萬福瑪麗亞》(黃耀明)丶《開水與白麵包》(莫文蔚)丶《我的失敗與偉大》(劉若英)丶《雌雄同體》(麥浚龍)丶《愛愛愛》(方大同)丶《渺小》(田馥甄)丶《模特》(李榮浩), 文集包括《突然十年便過去》丶《7749》丶《假如我們甚麼都不怕》丶《紙上染了藍》丶《一個身體,兩個人》。 1992年移居荷蘭。2011年獲阿姆斯特丹大學傳媒學院博士學位,回港任職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助理教授。近年亦參與舞台及視覺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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