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紐約一名褓姆殺死一對6歲及2歲的姐弟。案發地點位於曼哈頓上西區的豪宅大廈，傍晚五點返回家中的母親，發現屋內漆黑一片，詢問管理員是否見過兩個小孩外出，管理員說沒有。她折返住所查看，發現兩名孩子身中多刀倒在浴缸內死亡，負責照顧他們的褓姆滿頸傷痕，坐在兩具屍體旁，身旁還有一把染血的刀。

這名可憐的母親嚇得歇斯底里大哭大叫，鄰居聽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叫聲後報警。母親抱著因為跟自己外出而逃過一劫的3歲女兒，坐上救護車。剛剛結束出差行程的父親，在機場從警察處接收到這個悲傷的消息。

這則新聞讓人毛骨悚然，因為如此日常。平凡的媽媽會在社群軟體上「曬孩子」，分享孩子們吃熱狗、小睡、吃南瓜的可愛照片。而這名年約50歲的褓姆成為美國公民已10年，是在另一個家庭引薦下聘僱的。

35歲的摩洛哥裔女作家蕾拉．司利馬尼（Leïla Slimani），也是一位母親。她將這則美國社會事件改寫，故事背景重設於法國巴黎。一對平凡中產階級夫婦保羅與米麗安育有一子一女，他們在謹慎評估後聘請了褓姆露易絲（Louise），她彷彿從童話書裡走出來的瑪麗．包萍，立刻就把孩子與家務打理得井井有條。

▉褓姆被僱主帶入「家庭」的階級衝突

女僕與褓姆一直是作家筆下常出現的角色，過去，她們生活於家庭中，住在傭人房或建築物的閣樓，終日幹活，領取微薄的薪資，即便位居家中較低等的地位，也感激雇主提供安身之處。現代褓姆則以外人的身分進入家庭，照管最重要的孩子，褓姆與雇主的關係相較之下更冷酷、疏遠。

雖然《溫柔之歌》並非只是控訴階級壓迫那麼單純，但這絕對是悲劇形成的巨大因子。褓姆露易絲被塑造成一古典形象，中年、矮小的金髮白人女士，有著布娃娃般的身體、塗着過濃的眼妝，穿着過長的裙子。書中不曾提到她的姓氏，沒有人正眼看過她，她帶過的孩子「對她只留有模糊的、不成形的印象……如果在街上偶遇，不確定會不會認出她。」米麗安這麼形容：「她的臉漂浮在水蒸氣的雲霧中。露易絲像是一位老太太，像是在蒼白的清晨顫抖的幽靈。」保羅則在教她游泳時，在心裡默默地笑：「露易絲也有屁股。」

現代褓姆就是一個不可或缺但透明的存在，這導致了僱主與褓姆之間存在著一種認知的不平衡：褓姆對僱主的生活瞭如指掌，僱主則對褓姆一無所知，漠不關心成為這段主僕關係的內在成分。書末，米麗安看見褓姆從陌生的街頭走過，才「第一次試圖熱切地幻想，露易絲不在他們身邊時過著怎樣的生活」，但為時已晚。

認知的不平衡，不知不覺造就出「無意的惡意」。明明這對夫妻心地善良，是社會菁英，也願意頻繁地表示善意：邀請褓姆一同去度假、不在她面前拆新買的衣服，把不再穿戴的東西送給她。他們的原意是避免傷害褓姆，但兩個階層的差異不可避免地產生摩擦，儘管他們都被教育尊敬階級比自己低的人，現實生活卻讓他們明白隱藏在尊敬下的虛假與做作。

畢竟每一對父母都會擔心，什麼樣的人可以來幫你照顧孩子？清潔工或油漆工無所謂，但孩子不同，不要老的、不要戴面紗的、不要抽菸的、要活潑靈敏、隨傳隨到、沒有小孩要照顧，才可以晚點走或是隨時幫忙，褓姆要好好工作，才能讓父母好好工作。

事實上，父母對於褓姆的不信任，已經讓美國自2016年起出現「監視褓姆」的新職業。褓姆監視人員會喬裝，例如假扮建築工人在遊戲場上吃午飯休息，或是用裝飾成咖啡杯、鑰匙鏈、袖珍書的錄影機來拍攝。儘管代價昂貴，但父母覺得值得，畢竟我們把孩子、把自己最珍貴的財產交到陌生人手上，確實需要了解這個人的底細。

▉褓姆個人作為「過渡角色」的悲哀

悲劇的發生總有原因，例如，當褓姆沒有意識到自己僅是一種「過渡」角色，孩子長大便不再被需要。露易絲的朋友瓦法說出了所有褓姆的心聲：「害怕自己沒有力氣抱起任何一個孩子，孩子會長大，不會在某個冬日午後再踏進廣場一步。」當褓姆在路上遇見曾經帶過的孩子，必須說服自己，孩子是認得他們的，只不過因為害羞才沒跟他們打招呼。

小說的扉頁引了杜斯妥也夫斯基《罪與罰》中的一句話：「所有人都必須擁有一個去處。」或許是階級的衝突與命運的捉弄，讓露易絲帶著瘋狂的執念，希望自己能永遠待在陰影中，凝視著因自己而得以完美、運作順暢的幸福家庭生活。她內心有著深切的信念：「自己的幸福是屬於他們的。她屬於他們，如同他們屬於她。」但她忘了，那場幸福戲劇不會有她的出場，她甚至無權如過去的女僕一般，在工作的家庭裡擁有自己的房間（或因此能負擔得起一個房間）。

在旁人眼中，稱職的、無害的褓姆露易絲，在自己的公寓中、在雇主家中的行為早已漸漸偏離正軌，不經意展示一次又一次惡意，例如與孩子玩捉迷藏時，躲在暗處看孩子們找不到她而哭；或是將過期的烤雞從垃圾桶撿出來給孩子吃，並刻意將雞骨架留在餐桌上作為抗議。當保羅與米麗安意識到不對勁，想將她推出生活時，才發現彼此關係早已嵌入太深，褓姆成了受傷的情人那般具威脅性，故事已步入不可挽回的結局。

▉難道一切悲劇都是母親的錯？

目前在台移工總數達62.4萬人，產業移工人數38.7萬人，社福移工約24萬人。家事外籍移工分為看護與幫傭，絕大多數的社福移工都是前者，因為幫傭申請條件嚴苛，須家有2歲以下三胞胎、或合計有多名老人與幼兒家庭以計點方式評估才可聘請。

台灣的外勞引進政策，明顯牽涉華人社會賦予女性的傳統價值觀——養兒育女與家務協助是女性的責任。每到母親節總有這樣電視廣告：接到孩子生病的電話，匆匆忙忙趕到學校的媽媽；一大早手忙腳亂把孩子送到學校的媽媽；一邊向老師道歉一邊急著離開的媽媽。即使雙薪家庭已是台灣主要家庭結構，國語課本上面的課文，也不再有「媽媽勤打掃，爸爸看書報」，但我們還是會讀到這樣的課文：「哥哥餓了，弟弟尿了，妹妹哭了，爸爸急了，媽媽說：『來了！來了！』大家都笑了。」女性還是比男性承受更多親職壓力。

書中擔任全職媽媽的米麗安逐漸受不了孩子的任性，對可愛的牙牙學語無感，渴望獨處，形容孩子：「他們真的會活活把我給吞掉」，她嫉妒丈夫、抱怨自己的苦悶，害怕陌生人「當他們不知情問起自己的工作時，她提起家庭生活時，別過頭去。」

即便她後來找了褓姆，重回職場，母職的道德折磨並沒有因此停止：她必須試著不去想孩子，不讓罪惡感折磨自己。婆婆故意說「孩子經常生病是因為很孤單」；同事從來不會約她去喝一杯，知道她常加班後，問她：「你是沒有小孩嗎？」老師對她抱怨：「真希望你們知道，這是『世紀之惡』。所有可憐的孩子在雙親都被同一種野心所吞噬的時候，一切只能靠自己，父母對孩子最常說的話是快一點！」米麗安悲哀地體認到，那些部分不僅是她的命運，也是其他許多女性得背負的命運。

她的伴侶，保羅扮演了一個「設法缺席」的角色。他感覺自己掉入陷阱，快被責任壓垮了，開始逃避回家，虛構出一場場聚會，偷跑到離家很遠的地方獨自喝啤酒。事實上他衡量過，這個態度不會造成任何傷害，他想要的，其實就是不回家、擁有自由，而且依然可以體驗人生。父親的外衣對他來說，似乎太大又太悲哀。

可是一切已成定局，沒有父母能說自己受夠了、不要了。孩子就在那，也確實被疼愛著，父母不得不建立原則與規矩，必須可靠，不斷縮小自己的世界。只是，在男人意識到生兒育女不只是增加家庭人數，還必須學習怎麼當爸爸之前，女人已經從懷孕那一刻開始背負沉重母職，在自我批判與質疑中煎熬與折磨其他女性。到底哪一種育兒理念適合自己又滿足社會期待？該選擇回歸家庭還是讓其他人分擔教養工作？

▉外籍幫傭掩蓋了性別與世代間的權力不平等

我們總是說「媽媽無條件付出」，幫傭與褓姆做的是媽媽應該要無償付出的工作，卻可以領薪水。藍佩嘉所著的《跨國灰姑娘》是極佳的延伸閱讀。女性要尋求自我、要當超人媽媽、要做個好媳婦，要在種種角色裡取得平衡，就必須將社會交辦給女性的「義務」外包出去，例如藉由褓姆、鐘點打掃、幫傭的協助，讓自己不需從職場退下。

若從女性移工角度來看，出國工作讓她們得以養家活口，成為家中經濟主力。她們與女雇主一起跳脫了全職家庭主婦的身分，重新塑造了自己的身份階級。兩種不同社會階級的女性，合力譜出一首美滿的家庭協奏曲，掩蓋掉的是性別權力不平等。只是，總有一些微小到難以被注意到的衝突與誤解形成陰影，漸漸滲入，等著在某一天打破甜蜜家庭樂章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