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作品如何判定？出版業陷入「自證時代」新難題

「一本書用了多少AI才算AI作品？」這可能是當前出版業最難回答的問題之一。蒐集資料算不算？潤稿算不算？即使作者宣稱作品全由自己完成，出版社與經紀人又該如何證明？

「這個問題還沒有答案，真的太大、太難了。」譚光磊指出，目前業界對AI使用程度仍缺乏共識。他分享近期國際出版圈的一樁案例：奈及利亞新人作家傑瑞．法拉德（Jerry Falade）的首部犯罪小說《Call Me, I’ll Hide the Body》曾引起多家美國經紀公司和出版社競標，後來卻因編輯質疑作品可能含有AI生成成分，經紀人也無法確認作品100%由作者本人創作，最終代理人決定撤回稿件，原先談成的出版交易也因此告吹。

譚光磊說：「一開始，國外合作方十分興奮，他們還特別寫信和我力推，說這本書很棒你一定要看，沒想到後來又收到國外寫信來說要撤回這份稿件。」

雖然法拉德提供了自己的創作筆記、資料蒐集等證據，但仍無法說服經紀人與出版社。譚光磊表示，這不只是信任問題，還有非常現實的商業風險：「有些人認為決定撤銷的考量原因之一是，依據不同國家、地區的法律，AI生成的作品是否享有著作權（copyright）此事仍存在限制與不確定性。」如果這本書被判定是AI生成的內容，可能無法取得著作權保護，那出版社所投入的版權、行銷與影視開發成本，都可能因此面臨巨大風險。

現有的AI檢測工具也未必能成為100%的判斷依據。譚光磊分享近期《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刊登的一篇文章〈Is This What Comes After AI Slop?〉：文中談到一本奇幻小說《Daggermouth》，這部反烏托邦的羅曼史原先是作者自費出版，後來有傳統出版社要簽下這本書，「他們將這本書丟進AI偵測工具Pangram來掃描、檢測，」結果偵測出該書有大約60%的內容疑似是由AI生成，但作者與出版社都否認AI寫作的指控，「最後出版社選擇相信作者，他們還是會出版這本書。」

譚光磊說，這件事也帶出了另一個爭議：「作者有授權、同意出版社把自己的作品丟進去（Pangram）嗎？」且Pangram究竟是如何判斷的？它沒有誤判率嗎？「曾有一位美國臺裔的克蘇魯作家，將自己2007至2012年寫的書丟進Pangram，結果顯示有70%是AI，那顯然是有問題的。所以Pangram完全不足以當作絕對、唯一的證據。」

「是否要使用Pangram？用了之後你要信多少？」目前也是沒有共識、眾說紛紜。譚光磊分享，有一派經紀人對Pangram的看法是：既然沒辦法確保檢測的真實性，所以他們不願意把自家作者的作品放進去，「誰知道它會不會之後拿去做什麼事？」

另一派則認為，把稿子丟進Pangram是一種「證據準備與作者保護」的行為。出版社或經紀人可能會先以10%的作品進行檢測，「丟進去，看看它怎麼說，如果結果顯示有60%，那你可能就需要更多的證據，說明這真的是作者自己寫的。」

但這樣的流程也會反過來影響作者，未來作者甚至可能必須保存筆記、手稿與不同版本的創作版本，留下完整的「創作足跡」，證明作品確實出自自己之手。原本應由質疑者提出證據的問題，也可能會倒轉成「作家必須自證清白」。

➤創作不可取代的價值，來自人的在場

「其實我花了大量的時間跟AI聊天，但我大概從半年前比較警惕，不再把和AI聊完的內容直接copy到發出去的任何文本裡。」

張潔平肯定AI的邏輯推演能力、跨語言資料蒐集能力，「如果你把它當成一個助教或者是陪練，甚至是你的私人圖書館，是可以有很多收穫的。」但她認為，如果直接將AI產出的內容當成自己的產出，或是把與AI聊天的內容直接分享出來，當成自己思考的所得，「對我來說，那個門檻甚至不是道德問題，而是你錯過了一次自己思考的機會，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從文字生成、封面、排版，到平台分發，AI理論上已經能參與出版流程中的每一個環節；甚至，讀者也可以把一本書交給AI摘要，再利用生成內容寫書評、發表心得。「理論上這個過程AI是可以全部完成，但是人卻不在場。」張潔平將這種變化稱為一場「主體性危機」。

她舉例人類歷史上曾發生幾次「主體性危機」：哥白尼發現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達爾文發現人類和其他動物一樣，是自我演化而成，不是多麼特殊的物種；以及精神分析、神經科學研究指出「你的自由意志不完全是真的，可能受到神經構造、創傷等影響。」

「我們過去認為一定需要依賴人類主體去完成的『創造性的事情』，其實不一定是必要的。不是說電腦有創造性，而是說，當創造性發生的時候，人類可以不在場。」當過去被視為創作者核心價值的「生產能力」，不再是人類獨有的能力，張潔平認為，創作的價值反而必須回到幾個更根本的問題：「你為什麼非寫不可？為什麼這件事必須由你來說？以及作品完成之後，誰願意為它負責？」

AI的出現也改變了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關係，如果作者沒有投入自己的時間、經驗、脆弱甚至痛苦，讀者又為什麼要花數個小時，甚至數十個小時閱讀？在一個用魔法打敗魔法、「你用AI寫，我就用AI讀」的時代，張潔平認為，人類創作真正不可取代的價值，恰恰來自人的在場：「你要用作者的在場去換讀者的在場。必須得是這樣。」

➤拆除語言壁壘：AI如何加速國際版權交易與小語種流通？

提到AI對版權交易的衝擊，譚光磊分享在國際現場的觀察：AI拆掉了長期存在的語言翻譯門檻問題。

他舉例，過去一本荷蘭文或韓文作品要進入其他市場，出版社往往得先等待英文樣章或完整譯稿，國外編輯才能開始評估。但有了AI的協助，部分權利方在取得作者同意後，可以利用符合資料保護要求的AI，例如符合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要求標準的大型語言系統，快速製作僅供版權評估使用的譯稿。

「這個會清楚說明這是AI翻的，只是提供你評估是不是要買版權。」這些AI製作的版權評估譯稿，並不取代正式出版所需的真人翻譯，而是讓買家先理解故事內容，再決定要不要投入真人翻譯、出版與行銷。「這個東西出來之後，流通就變得快很多。」

除了前述方法，譚光磊也分享北歐混合真人譯者與AI的做法：「版權公司找一個真人譯者翻譯約30頁或者前三章，後面用AI摘要讓你看故事發展。這個我覺得滿兩全其美的，能看到故事走向、完整的結局，同時也能讓人了解作者的文字風格是這個樣子。」

這種效率，也讓過去較難跨越語言與商業門檻的作品，有機會進入新的市場。今（2026）年3月，譚光磊在曼谷遇到一家專門出版亞洲BL作品的法國出版社，兩名創辦人原本只是亞洲BL的粉絲，也不懂泰文，卻能透過AI、字幕組等方式協助理解與處理文本，再取得原著版權，把過去傳統出版體系未必會主動引進的作品帶到法國。譚光磊指出，這正是AI時代可能出現的某種「紅利」，當語言不再是那麼高的進入障礙，小語種作品的跨國流動可能因此加快。

不過，便利的另一面仍是版權與資料安全。國外編輯若直接把未出版的書稿丟進公用AI，權利方很難確認文本之後會如何被保存或使用。譚光磊介紹了台灣的「BookAI」：權利方可以將書稿放入封閉系統，再提供國外買家帳號，讓國外編輯可以透過AI詢問故事內容、生成摘要或分析，但無法直接取得原始書稿，權利方也能隨時撤回內容。

「BookAI」正是透過AI來滿足各方需求，降低潛在風險。國際版權交易的買方希望更快、更自由地跨語種評估作品，賣方則需要確保尚未授權的書稿內容不會因此失去控制。

譚光磊也分享在實際交易上曾遇到的情況，「我們代理銷售某一本韓文小說，巴西有家出版社對這本書有興趣、主動來詢問。但當時我們手上其實還沒有英文的譯稿，我們還在等韓國出版社提供。」過去，如果沒有英文譯稿，版權交易就只能卡關靜待，但這位巴西代理說沒關係，他們直接把韓文原著丟進AI翻譯裡「翻一翻、看一看」，就能直接評估並決定是否搶購。

AI的運用能提升國際版權交易的效率，但當一本書可以在幾分鐘內被翻譯、摘要、分析，出版業接下來面對的問題，就不只是「看得更快」，而是誰有權決定哪些資料可以讓AI看？看完之後資料去了哪裡？產出的內容算誰的？出了問題誰負責？新的權責關係該如何定義？如何寫進合約與制度？

➤當AI成為知識入口：出版如何守住內容可信度與語言多樣性？

當AI文本成為知識生產的主流，甚至成為搜尋引擎與社群媒體的預設答案時，危機已不只是「假新聞」，而是「知識源頭被黑箱演算法壟斷」。當出版業的權威性面臨挑戰，創作者與出版人該如何建立新的「內容驗證機制」，防止公共討論退化成被機器合成訊息所包圍的同溫層？

譚光磊提醒大家，AI的另一層風險，就是它所依據的語料本身可能根本就不是中立的。他舉今年度的「大英國協短篇小說獎」（Commonwealth Short Story Prize）的爭議為例，當時多位得獎者遭質疑使用AI，最後甚至必須拿出大量草稿與寫作足跡，證明作品確實出自本人之手。 雖然基金會調查後認定沒有足夠證據顯示得獎作品使用AI寫作，並維持得獎結果，但也有作家反過來質疑：如果AI檢測工具所熟悉的英文語料主要來自主流英美英文，那麼來自非洲、加勒比海或南亞的地方英語、方言與特殊語法，是否可能因為在語料中較少見，而更容易被判定為異常？

這個問題對台灣而言尤其值得警惕。譚光磊進一步指出，相較於中國龐大的簡體中文資料，台灣繁體中文在數量上處於弱勢。如果未來愈來愈多人的寫作、編輯、搜尋與校訂，都透過大型語言模型完成，模型所理解的「正常中文」，便可能愈來愈受到占比最大的語料影響。屆時受到影響的不只是繁簡字體差異，而可能包括台灣特有的詞彙、語氣，以及台語、客語、原住民族語譯音等不同語言留下的痕跡。

當AI不斷替人類把「不熟悉」的文字修改成它認為更自然、更標準的表達，真正值得擔心的，或許不只是機器會不會寫得愈來愈像人，而是人類原本不一樣的寫法，會不會反過來被機器慢慢修成同一種面貌？

張潔平認為，這已不是單一出版社或創作者能自行解決的問題，而涉及政府、語料庫、數位基礎設施與公共政策。不過，對個人與小型文化機構而言，她仍看見一種真誠的回應方式，就是讓更多交流、溝通與對話回到實體空間。

當線上資訊愈來愈多、來源愈來愈模糊，人們反而可能更需要面對面的閱讀、討論與文化活動，重新建立「我知道這個人是誰、我知道這個判斷從哪裡來」的信任感。從這個角度來看，AI時代的出版社或許不再只是內容的審查者，而更像是知識脈絡的策展人、來源的背書者，以及把作者與讀者重新連接起來的人。

➤重塑編輯價值：從「內容審查者」轉型為「信任背書者」

張潔平認為，當讀者面對大量內容、不知道該相信什麼時，真正有價值的編輯，不只是替一本書蓋上「專業認證」，而是願意把自己的知識背景與判斷脈絡放進推薦之中，回答一個更具體的問題：「我為什麼要出這本書？」

作者要面對「我為什麼要寫？」讀者也會問「我為什麼要讀？」而編輯正是在兩者之間，將作者的創作動機轉譯成讀者能理解、願意投入的閱讀理由。「那個背書不只是說我用我的專業、權威去背書，而是我加進我自己的知識脈絡，放在這裡，告訴你，為什麼我要出這本書。」

對張潔平而言，這種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真實判斷與信任，正是出版仍難以被演算法取代的地方：「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說就是編輯，就是出版人最重要的作用。」

譚光磊也認為出版業的核心一直是人與人的連結與信任，「我這兩天剛好在看一本書：《因緣際會：出版風雲四十年，這些人、那些事》（Another Life: A Memoir of Other People），是美國出版人麥可．柯達（Michael Korda）的回憶錄，他以前是賽門與舒斯特（Simon & Schuster）的總編輯，後來也成為知名作家，這本書就是他在回憶出版界的事，講到最後，還是人與人的連結與信任。」

讀者願意翻開一本書，背後是一連串的信任：讀者相信出版社與編輯的判斷，編輯相信作者交出的作品，而出版社也相信作品的來源與權利狀態足以承擔各種出版風險。無論是編輯、經紀人、作者或讀者，出版業一直都是靠長時間累積的人際關係與信任運作。當AI讓內容的生產門檻變低，出版社能提供的就是為內容的選擇、來源與價值作出判斷，並願意為這個判斷背書。

➤同質化的AI美學 vs. 小誌與獨立出版的崛起

當AI能以極低成本無限生成符合大眾平均偏好的內容時，表面上我們擁有了無窮選擇，實際上卻可能陷於高度的同質化。這種「無限生成」最終會擠壓獨立創作與邊緣議題的生存空間？還是反而會逼出更有叛逆性、不可替代的原創異數？

張潔平認為，答案或許可以先從讀者的反應來看。現在的人一方面享受AI帶來的便利，另一方面卻也快速對AI生成的文字與圖像產生「美學疲勞」。她觀察到，許多品牌開始利用AI節省設計成本，但當大量海報呈現相似的視覺語言，讀者的厭倦也來得非常快。

「我相信那種大量、同質化的美學開始出現的時候，讀者反應是非常快的。他可能還是會從中得到自己有用的資訊，但一定會很快拋棄的，因為大家會想要尋找『不一樣的東西』，這是讀者最最基本的需求。」差異與新鮮感，本來就是閱讀與文化消費的重要動機。

這樣的需求，也反映在飛地書店的實際銷售上。張潔平觀察，近年愈來愈多年輕創作者帶著自己製作的小誌（zine）與獨立出版物來到書店，也出現了一群專門購買這類作品的讀者。「我們開始意識到之後，有主動把這個平台做起來。」

她也分享了飛地書店的觀察：買小誌的年輕人未必購買一般書籍，卻不代表他們不閱讀複雜內容。從烏克蘭、巴勒斯坦到勞工權益，有許多獨立刊物、小誌的內容相當「硬核」，印刷與設計雖然未必精緻，吸引人的正是它們難以被複製的「獨一無二」。張潔平說：「過去兩年，小誌與獨立出版物大概佔了整個飛地的銷量約10%到20%，這是之前沒有的。」

「我覺得，AI帶來的那種無限量、沒有成本、沒有摩擦的生成式美學，肯定會引起讀者厭煩。」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創作者必須拒絕AI。張潔平也指出，真正厲害的作者同樣可以「調教AI」，形成自己的風格，而這種調教本身，同樣需要功力。

在讀者注意力愈來愈分散的時代，只要作品足夠獨特，就一定能找到讀者嗎？張潔平覺得答案恐怕沒這麼簡單。「我覺得讀者跟作品發生深度交流這件事情，是需要花很多力氣去設計的。」她認為，出版工作不只是把書出版、送進書店，更要思考如何讓作品與讀者發生一次「有意義的相遇」。

張潔平認為，陌生作品的行銷最困難的是跨過最初的門檻；但只要第一批讀者真正與作品建立關係，一本好書就可能像《臺灣漫遊錄》一樣，逐漸長出自己的生命路徑。

「對我來說困難就在這裡，你得跨過這件事情。」出版不只是把作品「推出去」，更需要刻意創造一個讓作者的「在場」，讀者的「時間」與「信任」真正相遇的機會。

張潔平認為，AI能讓「另一種出版模式」變得更有發展可能。「我們都相信內容的價值是不會被任何東西所磨滅，」當真正重視內容的作者、編輯、出版人或策展人，主動離開既有產業中心，「你會看到這些人，他們可能會被推到產業的邊緣，或者是自動走到產業的邊緣，甚至是走到產業之外，直接與讀者對話、交流、建立關係，他們反而不需要被原本的流量與商業規則束縛。

在這些規模可能不大，卻更接近創作與讀者的「邊緣地帶」，AI不一定是威脅，也可能成為降低生產成本、擴大創新能力的工具。「我不認為AI是洪水猛獸，是一定要隔絕在我們人生之外的（那顯然也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你能用它來做創新的話，我覺得當然是有希望的。」

➤推薦書單：在AI時代，重新思考閱讀、勞動與創作的價值

講座最後，兩位講者各自推薦了一些書。有趣的是，在一場談AI與出版未來的講座裡，他們選擇的書，反而都把人帶回某種最原始的閱讀、勞動與思考經驗。

譚光磊推薦了小說《無二之書》（No Two Persons），「英文書名來自就英文諺語，沒有兩個人會讀同一本書，因為每個人讀的體驗都不一樣。」這本書描寫女孩為了紀念早逝的哥哥而寫了一本小說，作品出版後，輾轉進入9位不同讀者的生命中，包括有聲書朗讀者、發掘作品的經紀人與書店店員。對譚光磊而言，這本小說真正觸及的是閱讀最基本的本質：同一本書到了不同的人手中，會因各自的生命經驗產生完全不同的意義。「我覺得這就是最原始的體驗嘛，百分之百個人的體驗，這跟AI完全無關。」無論AI如何發展，閱讀仍然只發生在一位讀者與一本書之間。

譚光磊另一本推薦書是美國作家萊利．塞格（Riley Sager）的懸疑小說《復仇列車》（With a Vengeance）。「他（作者）好多年前就提到，因為手機、網路和無所不在的監視器，有很多懸疑詭計已經很難成立了。」塞格因此把故事背景拉回到沒有智慧型手機的1950年代，並向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的《東方快車謀殺案》與《一個都不留》致意。他刻意撤掉現代科技的設定，為故事重新創造出古典推理得以成立的空間。譚光磊形容這是一種「對現在科技的抵抗」：「回歸到一個比較容易進行密室古典謀殺案的時空環境，是一個非常反AI的設計。」

張潔平推薦了理查．桑內特（Richard Sennett）的《匠人》（The Craftsman），「從書名來看，這本書好像是在呼喚人們內心深處的匠人精神，但其實他想寫的是，任何身體的勞動和大腦的思考是不能分開的。」她分享書中的概念：一個人反覆練習、執行看似基礎甚至枯燥的工作，並不只是機械性的重複，「勞動就是一點一點的累積。」真正的專業判斷與創造力，往往正是在這些勞動裡慢慢形成。這也讓她想到AI時代最值得警惕的問題：如果年輕世代的人們在學習與工作初期，大量基礎訓練一開始就被AI代勞，他們是否會失去在反覆實作中建立思考、判斷與創造能力的機會？

但是，張潔平並不因此主張不要使用AI。相反地，她分享了自己與AI協作、收穫最多的方法：不要一開始就叫AI給你答案，而是讓AI先問你問題。「我會說現在我的目標是這個、我要寫這個，或者我要了解某個領域，但是你可以先問我問題，看看我的想法是什麼。」在一題題回答的過程裡，人必須重新整理原本零散的知識、直覺與判斷。說完之後，再請AI把剛才的內容整理成文章。

兩種使用方式看似只差了一個步驟，主體的位置卻完全不同。直接讓AI提供答案，可能錯失整理自己直覺的機會；而讓AI提問，則是逼自己先把答案想出來，再由工具協助整理。張潔平把這形容為一種「拿回主體性」的方法。「回答的過程，其實是個非常好的自我整理，因為AI很多問題問得很細，你就會發現，原來這個問題我自己之前沒有想到那個深度。」

從一本書如何被閱讀、一門技藝如何透過勞動形成，到人如何與AI協作，兩位講者的推薦其實都回到同一件事：當愈來愈多事情可以交給AI代勞，我們反而更需要知道，哪些過程不能為了追求效率而被跳過。

閱讀需要投入時間，創造需要反覆練習，思考也需要親自走過那些還不知道答案的時刻。真正不會被AI取代的，或許就是在抵達答案之前，人們如何思考、如何溝通，以及那些只有親自走過，才會留下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