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塊文化出版社邀請我,掛名推薦近期即將出版的傳記文學《色爾瑪:逃離希特勒魔掌,卻成⽑澤東囚徒》(Selma: aan Hitler ontsnapt, gevangene van Mao ),使我得緣讀到一個關於中國文革受難者罕見獨特的文本,因為在中文話語中,收集、記錄、見證「文革受難者」這一獨特群體,雖然在中國本土依然被禁止,卻是已然壓抑、禁絕不住。
1980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歷史,一上來就碰到兩大血案:安徽黃梅戲劇團女演員嚴鳳英自殺後被剖腹、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被活活群毆致死。震驚之餘,我仿佛聽到歷史深處有一股咆哮——如此沉冤若不能被公義所紓解,天良豈能安寧?一個文明幾千年都在乎「人命關天」,難道吞咽得下這「茹毛飲血」的幾十年?
接下來20年表面繁榮,內裡依舊血腥。我不敢妄言上帝是否蒞臨中國,但我看到天良的掙扎,她拒絕隱沒——那民族創傷,驅動歷史記憶如地火,在民間暗自流轉,塑造著「記憶社會化」,推動受害者言說,漸漸顯身為公開論述。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丁子霖尋訪「六四」死難者、王友琴調查「紅八月」罹難受虐教師、胡傑獨立製作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五七年右派向共產黨公開索賠、廖亦武對倖存地主群體的口述實錄等等,而追尋數千萬死於飢餓民眾的楊繼繩《墓碑》,可謂最新一次宏大的高潮!
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2004年5月第一版)中,已經錄入503名受難者,可是今天我才知道,文革受難者仍然有「失蹤者」,猶太人色爾瑪可能是晚近發現的一位。
➤毛澤東中國裡的外國人
上述這本傳記文學,由荷裔紀實作者卡羅琳.維瑟(Carolijn Visser)所著,曾獲2017年荷蘭利布里斯歷史獎(Libris Prize)。此書以荷裔猶太人色爾瑪的人生經歷,具體而微地描述了毛澤東統治時期複雜、殘酷的時代氛圍,以及大飢荒、文革等慘絕人寰的記錄。它是以西方人的視野——色爾瑪親身見證了大躍進、大飢荒與文化大革命,也是文革期間唯一受困中國的荷蘭人。
二戰後,大量西方左派人士來到共產中國,許多人被這個紅色政權視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其中頗有些人以讚揚「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態度和書寫,誤導西方世界。我僅舉三例:韓丁(William Howard Hinton),1945年以美國戰爭情報處分析員的身分來到中國,參與國共重慶談判,結識了周恩來和毛澤東;1947年應聯合國徵召到中國擔任拖拉機技師,後在山西省長治市附近參加土改,並寫成紀實作品《翻身》;1971年他應周恩來之邀重返中國,頻頻出現在報刊電視上,成為中國人家喻戶曉的「老朋友」,回美國後撰寫了反映文化大革命歷史的著作《百日武鬥》和《深翻》。
美國記者韓丁與他的妹妹韓春在北京的農場。(攝於1993年/圖源:wikipedia)
另一位韓素音,英國籍亞歐混血作家,在20世紀冷戰時期多次到訪中國,在西方主流媒體《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發表訪華見聞,讚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深刻影響西方世界,其作品被認為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支持者。藉由西人的見聞和書寫美化中共這個暴力集團,乃是從延安就開始的一種成功宣傳策略,最早的一個著名例子,便是愛德加.帕克斯.史諾(Edgar Parks Snow)和他的《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在英國倫敦出版,中譯本改名為《西行漫記》,引起極大轟動,成為暢銷書。
1960年愛德加.帕克斯.史諾(右)訪華與毛澤東、劉少奇談話。(圖源:wikipedia)
在中文之外的話語和出版物中,揭露1949年中共暴政的文字和書寫非常罕見,直到《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在1994年出版,但是關於民間和社會生活的真相依然極少。曾逃離納粹迫害的猶太人色爾瑪,卻離奇地又生活到共產體制中去,目睹了另一種專制暴政和人道危機,這樣的人生經驗,在東西方都是非常少見的。
《翻身》、《紅星照耀中國》、《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被周恩來召回中國的心理學家曹日昌,在文革爆發後就被打成「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受到隔離審查、接受無休止的批鬥,身心俱傷。他的夫人色爾瑪當時正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教書,也被心理研究所造反派抓走關押,受盡虐待,最後自殺。造反派甚至逼迫曹日昌站在色爾瑪的遺體前譴責她的自殺,要他批判自己的亡妻,與之劃清界線。1969年1月,關押中的曹日昌被迫害至生命瀕危,送到醫院不久便死於「肝癌晚期」。
色爾瑪隨丈夫曹日昌去中國,從50年代初的肅反運動之後,就備受排擠打壓。她結婚後取得中國國籍,取名吳秀明,其實她的荷蘭公民資格,在她跟曹日昌結婚後就已經喪失。她經常去荷蘭駐中國的代辦處交涉恢覆荷蘭國籍一事,作為補救的舉措,她終於在1966年得到返回祖國荷蘭3個月的簽證,而一個月後文革就在中國爆發,她被迫在9月返回中國,這一步,便注定了她的生死,嗣後是抄家、審查與批鬥。
在無休止的羞辱中,色爾瑪依然與荷蘭代辦處聯繫,希望能夠返回荷蘭,未能成功。1968年3月,她的女兒曹何麗到內蒙「插隊」前,去心理研究所牛棚探望母親時,色爾瑪已經目光呆滯、沈默無言,不到一月,她就在絕望中自殺。
《色爾瑪》原文書封為色爾瑪一家人:丈夫曹日昌、子女曹增義、曹何麗。
➤文革研究的未竟之處
據不同學者研究估計,文革導致的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200萬到2000萬不等,其中有多少外國人,沒有統計數字。色爾瑪是不是唯一的?一個歐洲人在中國文革的暴力中,跟任何普通中國人一樣會遭遇虐待、橫死,甚至作為外國人,如果沒有當局的特別保護,其外國人身分,反而比走資派、反革命、黑幫等身分更危險、更招致迫害。這就是文革跟外國居留者的關係,是我寫這篇書評想到的第一個問題。我甚至覺得,這也可能是文革研究的一個未開闢的面向。
我想到的第二個問題,是中德比較。色爾瑪是荷蘭人,又是猶太人,具有遭受德國納粹迫害的親身經驗。那麼,同時具有納粹和中國共產黨雙重暴政迫害經驗的人,色爾瑪是不是這個世界的唯一者?由此,經由色爾瑪個案的中德比較,從政治、社會到文化,也許非常有價值。
此書關於納粹迫害經驗,談得比較籠統:「關於她的母親,早在1943年5⽉22⽇被納粹抓⾛,⼀週後便死於索比堡的毒氣室。⾊爾瑪和⽗親設法躲藏,⼀度躲到恩荷芬,當時⼀同藏匿的還有柯莉,以及她加入抵抗德軍的丈夫范德蘭。1944年,范德蘭加入荷蘭軍隊,與英國⼈和加拿⼤⼈並肩作戰,同年12⽉18⽇死於德軍之⼿。⾊爾瑪從不在信裡提及當年恐怖,也不和孩⼦們談這些。那可怕歲⽉對她影響太深…… 」
色爾瑪在中國文革中受迫害的經驗,非常珍貴,屬於私人角度,假如轉向宏觀角度,作中德比較,比如從德國經驗看中國文革,就會產生同謀者與受害者、希特勒與毛澤東之類的思想史問題,展現社會、歷史、文化的大視野。
➤迫害的中德比較
中國民間導演胡杰製作的卞仲雲死難紀錄片《我雖死去》,被譯成 德語上了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由一個小出版社譯製,主人叫施威德茨克(Wolfgang M. Schwiedrzik),據說曾經是個「毛分子」,他的妻子則是大名鼎鼎的維也納大學漢學家蘇珊娜.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文革期間留學北京,學的是中共黨史。據說他們夫婦看了這個紀錄片,很震動,找到芝加哥大學的王友琴,聯絡上胡杰。
魏格林教授寫過一篇《如何面對文化革命的歷史》,拿德國經驗(納粹)跟中國的文革經驗作對比,極有價值,尤其她做的是關於罪與責的對比。我想,沒有哪個民族比德國人更有資格談這個問題。
她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希特勒曾使每一個崇拜者獲得滿足,由此也導致所有德國人都自覺是受害者,而拒絕面對真正的受害者。這種同謀者與受害者的「雙重身分」或「兩面性」,曾是一個重大障礙。
這種「雙重身分」的德國式尷尬,當然也發生到中國共產黨身上——「存活下來」的鄧小平為首的整個中共體制,它的全部官員(走資派),當然也包括「保爹保媽」的高幹子弟們,既是毛澤東的受害者,也是他的幫兇。更典型的,還要算是「副統帥」林彪集團、「小爬蟲」王關戚等,但沒能存活下來。不知道「四人幫」和陳伯達是不是也可以算上?其實在一定意義上,他們也是「受害者」——那就要看德國人怎麽界定戈林元帥和黨衛軍首領希姆萊。
但是,中德之間總還隔了一層,由於歷史、文化的不同,首先,主席與元首的區別——德國人跟希特勒的關係,與中國人跟毛澤東的關係,最不一樣的地方,是毛澤東從來沒有讓所有中國人都「自我滿足」、自豪過。恰好相反,這位梟雄在每一次不同的政治運動中,依次讓不同的社會階層跌入地獄,飽嘗挫折感、罪惡感、「另冊」感。他用「運動」群眾的這個法寶,變著花樣挑動中國老百姓互相批鬥,把中國變成一座「古羅馬鬥獸場」。「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這是希特勒絕對沒有的一種興趣,西方漢學家不太容易看懂現代中國和中國革命,有些人不是也曾經霧裡看花地崇拜過毛澤東嗎?
還有一層不同。納粹歧視非日耳曼人,專殺猶太人,也有個專用名詞,叫著「種族滅絕」(genocide)。可是史達林、毛澤東殺的大多是自己黨內的競爭者、自己民族和國家的老百姓,這該叫個啥,好像還沒人發明個詞出來。
這個區別不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它使「同謀加受害者」的雙重身分,更加曖昧,直接影響魏格林說的整個民族的「道德記憶重建」。
至於民間,魏格林認為處於一種「記憶群體」分散、割裂狀態,大家各取所需、相互攻訐,因為「每一個人、每一個曾經參加過運動的階層、每一個政治團體,都要從歷史經驗中尋找出能夠支撐重建其自尊的東西,同時又要設法忘卻與此目的不相關的東西」。這個觀察很準確,但是我不知道她會不會看清楚,這恰好是官方所樂見的一個局面。
中國與德國最大的不同,在現實體制層面,第三帝國徹底崩潰,希特勒沒有任何繼承者存活下來,這使得德國人的反省沒有任何制度的阻力。
這在中國恰好是相反的情形。魏格林問道:「年輕一代為何不起來強烈要求公開討論文革的問題?這是一個難以理解的現象。」可是,為什麽她沒有問:「中國當局為什麽至今不允許公開討論文革?」
文革期間的宣傳海報(圖源:wikipedia)
➤遺忘的中國
而且,中國當局在「六四」以後所竭力施行的「全民族遺忘運動」,難道是國際社會和西方漢學界視而不見的嗎?今天中國的年輕人,除了還知道毛澤東是誰,對劉少奇、林彪、四人幫等一概聞所未聞,連20年前的趙紫陽都很少有人知道了。這麽一個民族,你還指望她有道德記憶,不是異想天開嗎?
毛澤東的畫像還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遺體還躺在對面的紀念堂裡——請一個德國知識分子設想一下,假如二戰之後希特勒在德國還仍然享有這樣的待遇,德國民族還能反省第三帝國對猶太人的罪行嗎?他們還有能力認識「為什麽大多數人違反最基本的道德原則,而跟著偉大領袖走」嗎?
中國官方在最權威的公共空間保護著這個「象徵」,就保護了每一個文革參與者心裡的「小毛澤東」——「同謀與受害者」這個雙重身分就不會瓦解,毛澤東就依然俯視著中國,而在他的注視之下,人們就不必理會受害者。而且,文革之後的一幕幕歷史,又一再加固了必須保住「毛澤東」這塊神牌的思路,因為他就是這個政權的來源。其實問題沒有那麽深奧:德國民族跟著希特勒毀滅過一次,中國則沒有。
色爾瑪提供的視角,在今天的最大意義,乃是中國已經出現政治制度上的倒退與復辟,毛澤東也「找到」了他的接班人。習近平與毛澤東沒有血緣關係,但其嗜血的遺傳清晰可辨,那上承兩千年前的商鞅秦制,從古至今的歷史脈絡從未斷過,所以至今中國還不是一個現代國家。●
毛澤東的肖像高掛在天安門城樓上。(圖源:wikipedia)
色爾瑪:逃離希特勒魔掌,卻成毛澤東囚徒
Selma: aan Hitler ontsnapt, gevangene van Mao
作者:卡羅琳.維瑟(Carolijn Visser)
譯者:那瓜(Nakao Eki Pacidal)
出版:網路與書出版
定價:380元
【內容簡介➤ 】
作者簡介: 卡羅琳.維瑟
荷裔作者卡羅琳.維瑟曾在世界各地旅行多年,她感興趣的主題是共產主義和後共產主義社會,如越南、尼加拉瓜、愛沙尼亞、中國和西藏。曾出版26部作品,2017年因《色爾瑪》一書獲荷蘭利布里斯(Libris)歷史獎,2019年,她被英國開放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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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flickr/wikipedia、Hans-Michael Tappen)
大塊文化出版社邀請我,掛名推薦近期即將出版的傳記文學《色爾瑪:逃離希特勒魔掌,卻成⽑澤東囚徒》(Selma: aan Hitler ontsnapt, gevangene van Mao),使我得緣讀到一個關於中國文革受難者罕見獨特的文本,因為在中文話語中,收集、記錄、見證「文革受難者」這一獨特群體,雖然在中國本土依然被禁止,卻是已然壓抑、禁絕不住。
1980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歷史,一上來就碰到兩大血案:安徽黃梅戲劇團女演員嚴鳳英自殺後被剖腹、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被活活群毆致死。震驚之餘,我仿佛聽到歷史深處有一股咆哮——如此沉冤若不能被公義所紓解,天良豈能安寧?一個文明幾千年都在乎「人命關天」,難道吞咽得下這「茹毛飲血」的幾十年?
接下來20年表面繁榮,內裡依舊血腥。我不敢妄言上帝是否蒞臨中國,但我看到天良的掙扎,她拒絕隱沒——那民族創傷,驅動歷史記憶如地火,在民間暗自流轉,塑造著「記憶社會化」,推動受害者言說,漸漸顯身為公開論述。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丁子霖尋訪「六四」死難者、王友琴調查「紅八月」罹難受虐教師、胡傑獨立製作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五七年右派向共產黨公開索賠、廖亦武對倖存地主群體的口述實錄等等,而追尋數千萬死於飢餓民眾的楊繼繩《墓碑》,可謂最新一次宏大的高潮!
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2004年5月第一版)中,已經錄入503名受難者,可是今天我才知道,文革受難者仍然有「失蹤者」,猶太人色爾瑪可能是晚近發現的一位。
➤毛澤東中國裡的外國人
上述這本傳記文學,由荷裔紀實作者卡羅琳.維瑟(Carolijn Visser)所著,曾獲2017年荷蘭利布里斯歷史獎(Libris Prize)。此書以荷裔猶太人色爾瑪的人生經歷,具體而微地描述了毛澤東統治時期複雜、殘酷的時代氛圍,以及大飢荒、文革等慘絕人寰的記錄。它是以西方人的視野——色爾瑪親身見證了大躍進、大飢荒與文化大革命,也是文革期間唯一受困中國的荷蘭人。
二戰後,大量西方左派人士來到共產中國,許多人被這個紅色政權視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其中頗有些人以讚揚「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態度和書寫,誤導西方世界。我僅舉三例:韓丁(William Howard Hinton),1945年以美國戰爭情報處分析員的身分來到中國,參與國共重慶談判,結識了周恩來和毛澤東;1947年應聯合國徵召到中國擔任拖拉機技師,後在山西省長治市附近參加土改,並寫成紀實作品《翻身》;1971年他應周恩來之邀重返中國,頻頻出現在報刊電視上,成為中國人家喻戶曉的「老朋友」,回美國後撰寫了反映文化大革命歷史的著作《百日武鬥》和《深翻》。
另一位韓素音,英國籍亞歐混血作家,在20世紀冷戰時期多次到訪中國,在西方主流媒體《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發表訪華見聞,讚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深刻影響西方世界,其作品被認為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支持者。藉由西人的見聞和書寫美化中共這個暴力集團,乃是從延安就開始的一種成功宣傳策略,最早的一個著名例子,便是愛德加.帕克斯.史諾(Edgar Parks Snow)和他的《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在英國倫敦出版,中譯本改名為《西行漫記》,引起極大轟動,成為暢銷書。
在中文之外的話語和出版物中,揭露1949年中共暴政的文字和書寫非常罕見,直到《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在1994年出版,但是關於民間和社會生活的真相依然極少。曾逃離納粹迫害的猶太人色爾瑪,卻離奇地又生活到共產體制中去,目睹了另一種專制暴政和人道危機,這樣的人生經驗,在東西方都是非常少見的。
被周恩來召回中國的心理學家曹日昌,在文革爆發後就被打成「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受到隔離審查、接受無休止的批鬥,身心俱傷。他的夫人色爾瑪當時正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教書,也被心理研究所造反派抓走關押,受盡虐待,最後自殺。造反派甚至逼迫曹日昌站在色爾瑪的遺體前譴責她的自殺,要他批判自己的亡妻,與之劃清界線。1969年1月,關押中的曹日昌被迫害至生命瀕危,送到醫院不久便死於「肝癌晚期」。
色爾瑪隨丈夫曹日昌去中國,從50年代初的肅反運動之後,就備受排擠打壓。她結婚後取得中國國籍,取名吳秀明,其實她的荷蘭公民資格,在她跟曹日昌結婚後就已經喪失。她經常去荷蘭駐中國的代辦處交涉恢覆荷蘭國籍一事,作為補救的舉措,她終於在1966年得到返回祖國荷蘭3個月的簽證,而一個月後文革就在中國爆發,她被迫在9月返回中國,這一步,便注定了她的生死,嗣後是抄家、審查與批鬥。
在無休止的羞辱中,色爾瑪依然與荷蘭代辦處聯繫,希望能夠返回荷蘭,未能成功。1968年3月,她的女兒曹何麗到內蒙「插隊」前,去心理研究所牛棚探望母親時,色爾瑪已經目光呆滯、沈默無言,不到一月,她就在絕望中自殺。
➤文革研究的未竟之處
據不同學者研究估計,文革導致的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200萬到2000萬不等,其中有多少外國人,沒有統計數字。色爾瑪是不是唯一的?一個歐洲人在中國文革的暴力中,跟任何普通中國人一樣會遭遇虐待、橫死,甚至作為外國人,如果沒有當局的特別保護,其外國人身分,反而比走資派、反革命、黑幫等身分更危險、更招致迫害。這就是文革跟外國居留者的關係,是我寫這篇書評想到的第一個問題。我甚至覺得,這也可能是文革研究的一個未開闢的面向。
我想到的第二個問題,是中德比較。色爾瑪是荷蘭人,又是猶太人,具有遭受德國納粹迫害的親身經驗。那麼,同時具有納粹和中國共產黨雙重暴政迫害經驗的人,色爾瑪是不是這個世界的唯一者?由此,經由色爾瑪個案的中德比較,從政治、社會到文化,也許非常有價值。
此書關於納粹迫害經驗,談得比較籠統:「關於她的母親,早在1943年5⽉22⽇被納粹抓⾛,⼀週後便死於索比堡的毒氣室。⾊爾瑪和⽗親設法躲藏,⼀度躲到恩荷芬,當時⼀同藏匿的還有柯莉,以及她加入抵抗德軍的丈夫范德蘭。1944年,范德蘭加入荷蘭軍隊,與英國⼈和加拿⼤⼈並肩作戰,同年12⽉18⽇死於德軍之⼿。⾊爾瑪從不在信裡提及當年恐怖,也不和孩⼦們談這些。那可怕歲⽉對她影響太深……」
色爾瑪在中國文革中受迫害的經驗,非常珍貴,屬於私人角度,假如轉向宏觀角度,作中德比較,比如從德國經驗看中國文革,就會產生同謀者與受害者、希特勒與毛澤東之類的思想史問題,展現社會、歷史、文化的大視野。
➤迫害的中德比較
中國民間導演胡杰製作的卞仲雲死難紀錄片《我雖死去》,被譯成德語上了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由一個小出版社譯製,主人叫施威德茨克(Wolfgang M. Schwiedrzik),據說曾經是個「毛分子」,他的妻子則是大名鼎鼎的維也納大學漢學家蘇珊娜.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文革期間留學北京,學的是中共黨史。據說他們夫婦看了這個紀錄片,很震動,找到芝加哥大學的王友琴,聯絡上胡杰。
魏格林教授寫過一篇《如何面對文化革命的歷史》,拿德國經驗(納粹)跟中國的文革經驗作對比,極有價值,尤其她做的是關於罪與責的對比。我想,沒有哪個民族比德國人更有資格談這個問題。
她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希特勒曾使每一個崇拜者獲得滿足,由此也導致所有德國人都自覺是受害者,而拒絕面對真正的受害者。這種同謀者與受害者的「雙重身分」或「兩面性」,曾是一個重大障礙。
這種「雙重身分」的德國式尷尬,當然也發生到中國共產黨身上——「存活下來」的鄧小平為首的整個中共體制,它的全部官員(走資派),當然也包括「保爹保媽」的高幹子弟們,既是毛澤東的受害者,也是他的幫兇。更典型的,還要算是「副統帥」林彪集團、「小爬蟲」王關戚等,但沒能存活下來。不知道「四人幫」和陳伯達是不是也可以算上?其實在一定意義上,他們也是「受害者」——那就要看德國人怎麽界定戈林元帥和黨衛軍首領希姆萊。
但是,中德之間總還隔了一層,由於歷史、文化的不同,首先,主席與元首的區別——德國人跟希特勒的關係,與中國人跟毛澤東的關係,最不一樣的地方,是毛澤東從來沒有讓所有中國人都「自我滿足」、自豪過。恰好相反,這位梟雄在每一次不同的政治運動中,依次讓不同的社會階層跌入地獄,飽嘗挫折感、罪惡感、「另冊」感。他用「運動」群眾的這個法寶,變著花樣挑動中國老百姓互相批鬥,把中國變成一座「古羅馬鬥獸場」。「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這是希特勒絕對沒有的一種興趣,西方漢學家不太容易看懂現代中國和中國革命,有些人不是也曾經霧裡看花地崇拜過毛澤東嗎?
還有一層不同。納粹歧視非日耳曼人,專殺猶太人,也有個專用名詞,叫著「種族滅絕」(genocide)。可是史達林、毛澤東殺的大多是自己黨內的競爭者、自己民族和國家的老百姓,這該叫個啥,好像還沒人發明個詞出來。
這個區別不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它使「同謀加受害者」的雙重身分,更加曖昧,直接影響魏格林說的整個民族的「道德記憶重建」。
至於民間,魏格林認為處於一種「記憶群體」分散、割裂狀態,大家各取所需、相互攻訐,因為「每一個人、每一個曾經參加過運動的階層、每一個政治團體,都要從歷史經驗中尋找出能夠支撐重建其自尊的東西,同時又要設法忘卻與此目的不相關的東西」。這個觀察很準確,但是我不知道她會不會看清楚,這恰好是官方所樂見的一個局面。
中國與德國最大的不同,在現實體制層面,第三帝國徹底崩潰,希特勒沒有任何繼承者存活下來,這使得德國人的反省沒有任何制度的阻力。
這在中國恰好是相反的情形。魏格林問道:「年輕一代為何不起來強烈要求公開討論文革的問題?這是一個難以理解的現象。」可是,為什麽她沒有問:「中國當局為什麽至今不允許公開討論文革?」
➤遺忘的中國
而且,中國當局在「六四」以後所竭力施行的「全民族遺忘運動」,難道是國際社會和西方漢學界視而不見的嗎?今天中國的年輕人,除了還知道毛澤東是誰,對劉少奇、林彪、四人幫等一概聞所未聞,連20年前的趙紫陽都很少有人知道了。這麽一個民族,你還指望她有道德記憶,不是異想天開嗎?
毛澤東的畫像還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遺體還躺在對面的紀念堂裡——請一個德國知識分子設想一下,假如二戰之後希特勒在德國還仍然享有這樣的待遇,德國民族還能反省第三帝國對猶太人的罪行嗎?他們還有能力認識「為什麽大多數人違反最基本的道德原則,而跟著偉大領袖走」嗎?
中國官方在最權威的公共空間保護著這個「象徵」,就保護了每一個文革參與者心裡的「小毛澤東」——「同謀與受害者」這個雙重身分就不會瓦解,毛澤東就依然俯視著中國,而在他的注視之下,人們就不必理會受害者。而且,文革之後的一幕幕歷史,又一再加固了必須保住「毛澤東」這塊神牌的思路,因為他就是這個政權的來源。其實問題沒有那麽深奧:德國民族跟著希特勒毀滅過一次,中國則沒有。
色爾瑪提供的視角,在今天的最大意義,乃是中國已經出現政治制度上的倒退與復辟,毛澤東也「找到」了他的接班人。習近平與毛澤東沒有血緣關係,但其嗜血的遺傳清晰可辨,那上承兩千年前的商鞅秦制,從古至今的歷史脈絡從未斷過,所以至今中國還不是一個現代國家。●
色爾瑪:逃離希特勒魔掌,卻成毛澤東囚徒
Selma: aan Hitler ontsnapt, gevangene van Mao
作者:卡羅琳.維瑟(Carolijn Visser)
譯者:那瓜(Nakao Eki Pacidal)
出版:網路與書出版
定價:38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卡羅琳.維瑟
荷裔作者卡羅琳.維瑟曾在世界各地旅行多年,她感興趣的主題是共產主義和後共產主義社會,如越南、尼加拉瓜、愛沙尼亞、中國和西藏。曾出版26部作品,2017年因《色爾瑪》一書獲荷蘭利布里斯(Libris)歷史獎,2019年,她被英國開放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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