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塊文化出版社邀請我，掛名推薦近期即將出版的傳記文學《色爾瑪：逃離希特勒魔掌，卻成⽑澤東囚徒》（Selma: aan Hitler ontsnapt, gevangene van Mao），使我得緣讀到一個關於中國文革受難者罕見獨特的文本，因為在中文話語中，收集、記錄、見證「文革受難者」這一獨特群體，雖然在中國本土依然被禁止，卻是已然壓抑、禁絕不住。

1980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歷史，一上來就碰到兩大血案：安徽黃梅戲劇團女演員嚴鳳英自殺後被剖腹、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被活活群毆致死。震驚之餘，我仿佛聽到歷史深處有一股咆哮——如此沉冤若不能被公義所紓解，天良豈能安寧？一個文明幾千年都在乎「人命關天」，難道吞咽得下這「茹毛飲血」的幾十年？

接下來20年表面繁榮，內裡依舊血腥。我不敢妄言上帝是否蒞臨中國，但我看到天良的掙扎，她拒絕隱沒——那民族創傷，驅動歷史記憶如地火，在民間暗自流轉，塑造著「記憶社會化」，推動受害者言說，漸漸顯身為公開論述。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丁子霖尋訪「六四」死難者、王友琴調查「紅八月」罹難受虐教師、胡傑獨立製作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五七年右派向共產黨公開索賠、廖亦武對倖存地主群體的口述實錄等等，而追尋數千萬死於飢餓民眾的楊繼繩《墓碑》，可謂最新一次宏大的高潮！

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2004年5月第一版）中，已經錄入503名受難者，可是今天我才知道，文革受難者仍然有「失蹤者」，猶太人色爾瑪可能是晚近發現的一位。

➤毛澤東中國裡的外國人

上述這本傳記文學，由荷裔紀實作者卡羅琳．維瑟（Carolijn Visser）所著，曾獲2017年荷蘭利布里斯歷史獎（Libris Prize）。此書以荷裔猶太人色爾瑪的人生經歷，具體而微地描述了毛澤東統治時期複雜、殘酷的時代氛圍，以及大飢荒、文革等慘絕人寰的記錄。它是以西方人的視野——色爾瑪親身見證了大躍進、大飢荒與文化大革命，也是文革期間唯一受困中國的荷蘭人。

二戰後，大量西方左派人士來到共產中國，許多人被這個紅色政權視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其中頗有些人以讚揚「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態度和書寫，誤導西方世界。我僅舉三例：韓丁（William Howard Hinton），1945年以美國戰爭情報處分析員的身分來到中國，參與國共重慶談判，結識了周恩來和毛澤東；1947年應聯合國徵召到中國擔任拖拉機技師，後在山西省長治市附近參加土改，並寫成紀實作品《翻身》；1971年他應周恩來之邀重返中國，頻頻出現在報刊電視上，成為中國人家喻戶曉的「老朋友」，回美國後撰寫了反映文化大革命歷史的著作《百日武鬥》和《深翻》。

另一位韓素音，英國籍亞歐混血作家，在20世紀冷戰時期多次到訪中國，在西方主流媒體《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發表訪華見聞，讚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深刻影響西方世界，其作品被認為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支持者。藉由西人的見聞和書寫美化中共這個暴力集團，乃是從延安就開始的一種成功宣傳策略，最早的一個著名例子，便是愛德加．帕克斯．史諾（Edgar Parks Snow）和他的《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在英國倫敦出版，中譯本改名為《西行漫記》，引起極大轟動，成為暢銷書。

在中文之外的話語和出版物中，揭露1949年中共暴政的文字和書寫非常罕見，直到《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在1994年出版，但是關於民間和社會生活的真相依然極少。曾逃離納粹迫害的猶太人色爾瑪，卻離奇地又生活到共產體制中去，目睹了另一種專制暴政和人道危機，這樣的人生經驗，在東西方都是非常少見的。

被周恩來召回中國的心理學家曹日昌，在文革爆發後就被打成「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受到隔離審查、接受無休止的批鬥，身心俱傷。他的夫人色爾瑪當時正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教書，也被心理研究所造反派抓走關押，受盡虐待，最後自殺。造反派甚至逼迫曹日昌站在色爾瑪的遺體前譴責她的自殺，要他批判自己的亡妻，與之劃清界線。1969年1月，關押中的曹日昌被迫害至生命瀕危，送到醫院不久便死於「肝癌晚期」。

色爾瑪隨丈夫曹日昌去中國，從50年代初的肅反運動之後，就備受排擠打壓。她結婚後取得中國國籍，取名吳秀明，其實她的荷蘭公民資格，在她跟曹日昌結婚後就已經喪失。她經常去荷蘭駐中國的代辦處交涉恢覆荷蘭國籍一事，作為補救的舉措，她終於在1966年得到返回祖國荷蘭3個月的簽證，而一個月後文革就在中國爆發，她被迫在9月返回中國，這一步，便注定了她的生死，嗣後是抄家、審查與批鬥。

在無休止的羞辱中，色爾瑪依然與荷蘭代辦處聯繫，希望能夠返回荷蘭，未能成功。1968年3月，她的女兒曹何麗到內蒙「插隊」前，去心理研究所牛棚探望母親時，色爾瑪已經目光呆滯、沈默無言，不到一月，她就在絕望中自殺。

➤文革研究的未竟之處

據不同學者研究估計，文革導致的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200萬到2000萬不等，其中有多少外國人，沒有統計數字。色爾瑪是不是唯一的？一個歐洲人在中國文革的暴力中，跟任何普通中國人一樣會遭遇虐待、橫死，甚至作為外國人，如果沒有當局的特別保護，其外國人身分，反而比走資派、反革命、黑幫等身分更危險、更招致迫害。這就是文革跟外國居留者的關係，是我寫這篇書評想到的第一個問題。我甚至覺得，這也可能是文革研究的一個未開闢的面向。

我想到的第二個問題，是中德比較。色爾瑪是荷蘭人，又是猶太人，具有遭受德國納粹迫害的親身經驗。那麼，同時具有納粹和中國共產黨雙重暴政迫害經驗的人，色爾瑪是不是這個世界的唯一者？由此，經由色爾瑪個案的中德比較，從政治、社會到文化，也許非常有價值。

此書關於納粹迫害經驗，談得比較籠統：「關於她的母親，早在1943年5⽉22⽇被納粹抓⾛，⼀週後便死於索比堡的毒氣室。⾊爾瑪和⽗親設法躲藏，⼀度躲到恩荷芬，當時⼀同藏匿的還有柯莉，以及她加入抵抗德軍的丈夫范德蘭。1944年，范德蘭加入荷蘭軍隊，與英國⼈和加拿⼤⼈並肩作戰，同年12⽉18⽇死於德軍之⼿。⾊爾瑪從不在信裡提及當年恐怖，也不和孩⼦們談這些。那可怕歲⽉對她影響太深……」

色爾瑪在中國文革中受迫害的經驗，非常珍貴，屬於私人角度，假如轉向宏觀角度，作中德比較，比如從德國經驗看中國文革，就會產生同謀者與受害者、希特勒與毛澤東之類的思想史問題，展現社會、歷史、文化的大視野。

➤迫害的中德比較

中國民間導演胡杰製作的卞仲雲死難紀錄片《我雖死去》，被譯成德語上了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由一個小出版社譯製，主人叫施威德茨克（Wolfgang M. Schwiedrzik），據說曾經是個「毛分子」，他的妻子則是大名鼎鼎的維也納大學漢學家蘇珊娜．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文革期間留學北京，學的是中共黨史。據說他們夫婦看了這個紀錄片，很震動，找到芝加哥大學的王友琴，聯絡上胡杰。

魏格林教授寫過一篇《如何面對文化革命的歷史》，拿德國經驗（納粹）跟中國的文革經驗作對比，極有價值，尤其她做的是關於罪與責的對比。我想，沒有哪個民族比德國人更有資格談這個問題。

她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希特勒曾使每一個崇拜者獲得滿足，由此也導致所有德國人都自覺是受害者，而拒絕面對真正的受害者。這種同謀者與受害者的「雙重身分」或「兩面性」，曾是一個重大障礙。

這種「雙重身分」的德國式尷尬，當然也發生到中國共產黨身上——「存活下來」的鄧小平為首的整個中共體制，它的全部官員（走資派），當然也包括「保爹保媽」的高幹子弟們，既是毛澤東的受害者，也是他的幫兇。更典型的，還要算是「副統帥」林彪集團、「小爬蟲」王關戚等，但沒能存活下來。不知道「四人幫」和陳伯達是不是也可以算上？其實在一定意義上，他們也是「受害者」——那就要看德國人怎麽界定戈林元帥和黨衛軍首領希姆萊。

但是，中德之間總還隔了一層，由於歷史、文化的不同，首先，主席與元首的區別——德國人跟希特勒的關係，與中國人跟毛澤東的關係，最不一樣的地方，是毛澤東從來沒有讓所有中國人都「自我滿足」、自豪過。恰好相反，這位梟雄在每一次不同的政治運動中，依次讓不同的社會階層跌入地獄，飽嘗挫折感、罪惡感、「另冊」感。他用「運動」群眾的這個法寶，變著花樣挑動中國老百姓互相批鬥，把中國變成一座「古羅馬鬥獸場」。「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這是希特勒絕對沒有的一種興趣，西方漢學家不太容易看懂現代中國和中國革命，有些人不是也曾經霧裡看花地崇拜過毛澤東嗎？

還有一層不同。納粹歧視非日耳曼人，專殺猶太人，也有個專用名詞，叫著「種族滅絕」（genocide）。可是史達林、毛澤東殺的大多是自己黨內的競爭者、自己民族和國家的老百姓，這該叫個啥，好像還沒人發明個詞出來。

這個區別不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它使「同謀加受害者」的雙重身分，更加曖昧，直接影響魏格林說的整個民族的「道德記憶重建」。

至於民間，魏格林認為處於一種「記憶群體」分散、割裂狀態，大家各取所需、相互攻訐，因為「每一個人、每一個曾經參加過運動的階層、每一個政治團體，都要從歷史經驗中尋找出能夠支撐重建其自尊的東西，同時又要設法忘卻與此目的不相關的東西」。這個觀察很準確，但是我不知道她會不會看清楚，這恰好是官方所樂見的一個局面。

中國與德國最大的不同，在現實體制層面，第三帝國徹底崩潰，希特勒沒有任何繼承者存活下來，這使得德國人的反省沒有任何制度的阻力。

這在中國恰好是相反的情形。魏格林問道：「年輕一代為何不起來強烈要求公開討論文革的問題？這是一個難以理解的現象。」可是，為什麽她沒有問：「中國當局為什麽至今不允許公開討論文革？」

➤遺忘的中國

而且，中國當局在「六四」以後所竭力施行的「全民族遺忘運動」，難道是國際社會和西方漢學界視而不見的嗎？今天中國的年輕人，除了還知道毛澤東是誰，對劉少奇、林彪、四人幫等一概聞所未聞，連20年前的趙紫陽都很少有人知道了。這麽一個民族，你還指望她有道德記憶，不是異想天開嗎？

毛澤東的畫像還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遺體還躺在對面的紀念堂裡——請一個德國知識分子設想一下，假如二戰之後希特勒在德國還仍然享有這樣的待遇，德國民族還能反省第三帝國對猶太人的罪行嗎？他們還有能力認識「為什麽大多數人違反最基本的道德原則，而跟著偉大領袖走」嗎？

中國官方在最權威的公共空間保護著這個「象徵」，就保護了每一個文革參與者心裡的「小毛澤東」——「同謀與受害者」這個雙重身分就不會瓦解，毛澤東就依然俯視著中國，而在他的注視之下，人們就不必理會受害者。而且，文革之後的一幕幕歷史，又一再加固了必須保住「毛澤東」這塊神牌的思路，因為他就是這個政權的來源。其實問題沒有那麽深奧：德國民族跟著希特勒毀滅過一次，中國則沒有。

色爾瑪提供的視角，在今天的最大意義，乃是中國已經出現政治制度上的倒退與復辟，毛澤東也「找到」了他的接班人。習近平與毛澤東沒有血緣關係，但其嗜血的遺傳清晰可辨，那上承兩千年前的商鞅秦制，從古至今的歷史脈絡從未斷過，所以至今中國還不是一個現代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