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樂團My Little Airport的歌曲〈給親戚看見我一個人食吉野家〉,巧妙地描繪了港島高密度城市環境的物質性與精神性。這首歌收錄在專輯《適婚的年齡》中,強調普羅大眾在漫長而迷茫的生命旅程中,對於安全感來源無時不刻的期望:沒有人希望在旅途中迷失,更沒有人願意在清晨醒來時,發現世界不再是熟悉的模樣。
這種對安全感的追求,讓人們渴望擁有一個穩固的「家」,並期望這個「家」能提供諸如親屬、就業、醫療等穩定的社會關係。
《香港公屋:方格子的吶喊》的作者梁啟智,出生於一處普通的香港公屋。2019年後他目睹故鄉的巨變,決定以人文地理學的視角,深入走訪香港254個大小不一的公共屋邨,留下對港島變遷的深刻見證。
訪客若遙望香港的公屋區,整齊的超高層大樓往往呈現一股特別澄清與寧靜的氣質。然而,閱讀這本書,你將發現公屋不僅僅是居住的物理空間,或是某個歷史時期的善治成果,更是大樓每一個方格子中,居民彼此間日常沉澱的喜悅、衝突、悔恨和恐懼等情感軌跡。作者非常細緻地描述了這些獨特的居住實踐,因此本文打算採取另一種更加規劃史的視角,為讀者勾勒香港公屋的發展歷程。
➤香港的社會地理與政經變遷
香港是個獨特的地方,儘管大多數人將其形容為高度自由放任的經濟核心,然而,其經濟和社會成就實際建立在「準福利政權」(quasi-welfare state)計畫經濟的歷史基石之上。從港英政府到特區政府,香港在面對不同的挑戰時,逐漸建立起獨特的社會秩序和城市格局。
二戰結束後,香港的人口主要分布在維多利亞灣一帶的低矮唐樓和寮屋區。儘管港英政府於1948年,邀請曾參與大倫敦規劃的英國規劃師Abercrombie,運用當時先進的「衛星城市」和「有機疏散」等城市有序擴張理念,製作了《香港初步規劃報告》(Hong Kong Preliminary Planning Report),以引導維多利亞城和九龍地區戰後復甦的土地利用方向。
但在接下來的20年裡,港英政府未能落實該報告的內容,城市建設主要著重於打造中環金融區,以強化香港的中轉港功能。對於其他重大事件,如寮區大火、難民偷渡、左派動亂等,這些與庶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政府基本上只是被動應對。
1953年12月25日聖誕節,在香港九龍石硤尾發生的火災,此事件後港英政府設立徙置事務專員,統籌全港徙置區興建。(圖源:wikipedia)
然而,到了1960年代末期,密集發生的社會動亂使英國本土的工黨政府認識,到香港的不穩定局勢主要來自近在咫尺的地緣政治影響,以及日益龐大且在殖民統治中感到羞辱與困頓的華人群體。因此,政府有必要提升殖民地的生活水準,以爭取主權交接的談判籌碼。
➤城市規劃的轉折:公屋發展的背後故事
隨著輕工業區和人口聚集區的發展,港英政府意識到港島土地有限的現實,因此於1967年和1971年分別頒布《殖民地規劃大綱》(Colony Outline Plan)和《香港運輸研究》(Hong Kong Mass Transport Study),正式確立了一種基於公共交通的社區式垂直整合城市發展模型。
到了1973年,港英政府實施了《新市鎮發展計畫》(New Town Development Programme),荃灣、沙田和屯門等地正式成為規劃上的「新郊區」。由運輸節點、公共屋邨、填海造陸組成的高樓城市風貌,徹底改變港島傳統的地理格局。
透過城市規劃和財政補貼,港英政府成功降低了殖民地居民的公共服務和居住成本,使香港由一處廉價產品的生產交易中心,轉變為一個消費社會,同時緩解了英聯邦的貿易摩擦。
香港總督麥理浩(圖源:wikipedia)
著名的麥理浩(Sir Murray McLehose)治期正好位於這個時期(1971年~1982年)。麥理浩是第一位非純粹殖民地官僚出身,且擁有外交專業的香港總督。他在接受工黨重組的外交及國協事務部任命後,加速了殖民地的福利供應,擴充了龐大的基礎設施和公共屋邨,以化解香港的治理危機。因此,麥理浩治期成為重構香港歸屬感的關鍵階段,也是港民公共話語中的黃金年代。
然而,這些「新郊區」正如本書作者的親身經歷,實際是建立在填海地帶上的精密機器。公共屋邨由標準的建築構件組成,以有限的居住形式,結合商業裙樓或集中式商場。大樓的垂直功能分層明確,空間布局緊湊有序,社區設施完善而縝密,對於經營診所、藥房、茶樓或食肆的店舖數量都有明確的指引。
然而,正是這種標準化和受管理的公屋,形成港民日常生活運作的基礎,不僅為家庭提供了穩固的庇護,同時形成明顯的社會分層。數十年來,港民圍繞公屋展開的一系列造家實踐,呈現出作者筆下諸如「竹門與木門」、「上樓」、「領匯」、「驃叔驃嬸」、「陳浩南的球場」等多重尺度下家的物質性與想像。
每逢出太陽的好天氣,在舊式屋邨常可見到住民把衣服拿出來曬。此處為新界葵青區的石籬一邨。(圖源:梁啟智╱春山出版)
➤後公屋政策的時代變遷
1979年,隨著工黨下臺,麥理浩治期所代表的公共屋邨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由於福利供應需要巨額財政支持,新任英國保守黨和港英政府不希望稅收導致經濟減速,於是引入大企業參與基礎設施和公屋建設。
這項政策最直接體現的,就是私人開發商與港鐵的緊密合作,將運輸交通站、消費空間和居住區融為一體。這不僅支持了港鐵的持續發展,滿足了勞工的通勤需求,還透過消費力量塑造嶄新的辦公、康樂和文化設施。其展示的綜合城市成就,遠超出戰後初期的規劃願景。
1984年,英國與中國簽署了對當今香港風貌影響深遠的《中英聯合聲明》。隨著殖民統治進入尾聲及中英經濟合作關係日益明確,港英政府將香港定位為珠三角大都會崛起的中樞。香港提供中國資金、管理技術和連結全球市場的能力,而中國則提供香港不再擁有的廉價勞動力和商品,以延續過去的繁榮。
在這樣的背景下,港英政府於1980年代末期提出了《都會計畫》(Metroplan)和《港口與機場發展策略》(Port and Airport Development Strategy),大幅描繪啟德機場遷址後的香港,如何成為後工業化、由跨境就業廊道交集而成的超級金融中心。我們可以說,依靠準福利政權的政治遺產,這個願景幾乎實現。
1997年香港回歸後,中國在過去的26年裡致力於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計畫調整香港舊有的獨立自由港市基礎設施「邊界」,以促進城市融合,並解決職住分離的嚴重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公共屋邨的建設出人意料地延續了下來,成為「特區政府」治理能力不輸給「港英政府」的象徵。
位於新界葵青區的葵涌邨全邨人口大約為三萬四千人,是全港人口第二多的屋邨。(圖源:梁啟智╱春山出版)
然而,香港已不再是麥理浩時期的社區型輕工業轉口港,而是由金融、地產開發商和內陸移民政策主導的城市。公屋政策在經歷SARS等公共衛生危機後,推動速度因開發商利益而大幅減緩,入住的輪候期也變得越來越長。
近期,特區政府為了降低民怨,甚至提議將應對新冠肺炎的方艙醫院及相關貨櫃模組設施,用於短期的公屋需求。然而,這些措施是否足以應對香港人口急速老化、勞動力大量流失、港民陸民親屬福利不對等的問題,仍然是個未知數。
➤公共住宅的心理契約與政權塑造
至此,許多人或許已經隱約感受到,公共住宅政策所隱含的特殊屬性。
當一個政權決定進行公共住宅政策時,其目的通常在於讓民眾意識到下列好處:打造家庭生涯的可能性、獲取難以獨立取得的財務和技術資源,乃至階層晉升的機會。
隨著公共住宅政策的推動,一幢幢大樓組成的居住地景,猶如一種集體性的心理契約,定義了特定歷史時期的公共家政學關係,包括生計規劃、親屬照顧和就業安全感。居住於公共住宅,往往成為政權獎勵那些努力工作、表現優秀、遵循規定的象徵。而民眾對政權奉獻的忠誠和能力,則是這項契約的基礎。
隨著政策的推動,這種心理契約能夠共同構建多種居住想像,並成為發展型政權相互競爭的基礎。以華人社會為例,就至少包含:香港由公共運輸支持的高密度金融中心、新加坡的南洋花園式自由港、中國的基建巨構型外環小區等不同居住類型。
然而,這裡並不是要鼓勵一種反制度的情緒。因為試圖創造「公共住宅之善」的官僚體制,不能簡單地視為僅有維持秩序的單一功能。「公共住宅之善」並不是幻象,它能穩定生活並促進認同感,作用顯而易見。但我們需要仔細觀察的是,政權如何在「經濟—政治」的社會分歧中,正當化其運用的工具,並與民眾協商,以達到預設的「文化—認知」勝利標準。
公共住宅同時具有「硬」和「軟」兩種強制力的特質。它首先提供能夠容納、分派民眾的居住單元,並透過透明的治理之眼,編排勞動分工過程。接著,藉由住宅這樣實在的物理依據,促使民眾認知到政權的存在,進而瞭解到政權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它替我們在危機中指引方向,干預我們的生活,進而完成我們期許的再生。
住宅是如此基本,以至於我們對政權所能碰觸的一切都奠基於此。它就像道路一樣,直接連接著所有人對於學歷、婚姻、職業資格等各方面的規劃。所以大型公共住宅政策的效果才會如此強大,能錨定在許多世代公民的腦海裡:它不僅能維持秩序,還能創造新的秩序。
在屋邨改建時,政府在邨中做出各種新舊對照,供民眾回憶。(圖源:梁啟智╱春山出版)
➤城市抗爭的場域:公屋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
然而,建立共識的工具,也成為往後分歧的基礎。
本書作者不僅描述公屋如何成為港人身分和歸屬感的場所,還提出了關於政權強制力和規劃失當的許多批評,特別是指出:「我逐漸發現我要談的不只是公屋:印象被定形、生活被規範、需求被馴服、聲音被代言…… 」
公屋也是人們抵抗強制力的場所,在諸如「反送中」等多個社會事件之後,作為與區議會巢化(nested)地理階層相互結合的254條公共屋邨,突然成為香港本土運動的合作基礎。人們紛紛參與公屋的管理和議會選舉,以維持抗衡特區政府治理洪流的動能。這即是「傘落社區」的理念:「如果未能及時在大政治主張中取得實際成果,就先從日常生活開始吧!」
但公屋也僅僅是公屋而已。在香港本土運動中,突然相互認識的不同公屋居民,在升級的法律和軍警強制力面前,也不得不退縮。繼續站出來的壓力,已非尋常人所能承受。2022年新制立法會選舉,建制派全面獲勝,以及特區政府大幅削弱公屋自治性的結果,撲滅了特區最後一絲自由的空氣。
今日香港瀰漫的徬徨情緒,使作者最後不禁興起「還可以做什麼?」的疑惑,進而引用香港在2019年後曾十分流行的8個字:「見字飲水 強身健體」,和緩地勸誡志同道合者要好好照顧身體,以便讓港民的話語、公屋的故事能夠繼續傳承下去。
面對這樣的結論,我無法確定該如何評論,只能頑強地說:「人間依舊值得,君子當有所為」。
連儂牆讓原本的「非場所」有了意義,也讓抗爭者間的虛擬關係變得真實。圖為2019反修例運動期間樂富邨的連儂牆。(圖源:梁啟智╱春山出版)
➤另一座島嶼的省思
學術界過去對於公共住宅的研究或側寫,多半著墨於它在財政、規劃設計或社區管理上遭遇的困境,卻極度缺乏以居民角度結合多種研究面向的心靈反思。《香港公屋》提供的深刻警醒,為許多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者,乃至於政策實施者,提供了相當關鍵的目錄與素材,非常珍貴。
對我來說,這本書引發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臺灣當前正在進行的社會住宅建設行動,在縱觀官僚行動、媒體宣傳、規範計劃等各個層面之後,其深層樣貌到底會是什麼?它將如何影響臺灣社會?
東亞資本主義的發展型政權,在推動公共住宅政策時,因地緣政治情勢而有太多相似的動機和連結。臺灣戰後曾經因治理危機,推動過一波販售型的公共住宅政策,但與當今民主化的環境大不相同。臺灣目前實施的只租不售社會住宅,受到民間倡議的影響,在風險策略和佈署構思上,更受到民意和當責政治的影響。
儘管我們可以將社會住宅,簡化為民進黨政權試圖透過能直接感受的建設圖景,宣示其擁有較國民黨更佳的治理能力,然而事實應不僅如此。若我們深入研究臺灣的社會住宅政策,並結合前瞻計畫的溫和通脹與內需擴充期望、21世紀初島嶼經濟轉型的挫敗經驗,以及城鄉與人口再均衡發展的治理願景,或許能看到更多元的政權治理樣貌。
最後,融合《香港公屋》所述,以及對香港規劃史的總結,我們已經清晰地看到公共屋邨如何與港民一同步入喊吶無聲的境地。身在臺灣的我們,與其不斷追問臺灣社會住宅的發展走向,不如思考:我們彼此之間更願意將「家」這個概念,引向何方。●
香港公屋:方格子的吶喊
作者:梁啟智
出版:春山出版
定價:380元
【內容簡介➤ 】
作者簡介: 梁啟智
專欄作者,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曾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客席講師,現任職於臺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關注包括香港社會與城市研究。《香港第一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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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樂團My Little Airport的歌曲〈給親戚看見我一個人食吉野家〉,巧妙地描繪了港島高密度城市環境的物質性與精神性。這首歌收錄在專輯《適婚的年齡》中,強調普羅大眾在漫長而迷茫的生命旅程中,對於安全感來源無時不刻的期望:沒有人希望在旅途中迷失,更沒有人願意在清晨醒來時,發現世界不再是熟悉的模樣。
這種對安全感的追求,讓人們渴望擁有一個穩固的「家」,並期望這個「家」能提供諸如親屬、就業、醫療等穩定的社會關係。
《香港公屋:方格子的吶喊》的作者梁啟智,出生於一處普通的香港公屋。2019年後他目睹故鄉的巨變,決定以人文地理學的視角,深入走訪香港254個大小不一的公共屋邨,留下對港島變遷的深刻見證。
訪客若遙望香港的公屋區,整齊的超高層大樓往往呈現一股特別澄清與寧靜的氣質。然而,閱讀這本書,你將發現公屋不僅僅是居住的物理空間,或是某個歷史時期的善治成果,更是大樓每一個方格子中,居民彼此間日常沉澱的喜悅、衝突、悔恨和恐懼等情感軌跡。作者非常細緻地描述了這些獨特的居住實踐,因此本文打算採取另一種更加規劃史的視角,為讀者勾勒香港公屋的發展歷程。
➤香港的社會地理與政經變遷
香港是個獨特的地方,儘管大多數人將其形容為高度自由放任的經濟核心,然而,其經濟和社會成就實際建立在「準福利政權」(quasi-welfare state)計畫經濟的歷史基石之上。從港英政府到特區政府,香港在面對不同的挑戰時,逐漸建立起獨特的社會秩序和城市格局。
二戰結束後,香港的人口主要分布在維多利亞灣一帶的低矮唐樓和寮屋區。儘管港英政府於1948年,邀請曾參與大倫敦規劃的英國規劃師Abercrombie,運用當時先進的「衛星城市」和「有機疏散」等城市有序擴張理念,製作了《香港初步規劃報告》(Hong Kong Preliminary Planning Report),以引導維多利亞城和九龍地區戰後復甦的土地利用方向。
但在接下來的20年裡,港英政府未能落實該報告的內容,城市建設主要著重於打造中環金融區,以強化香港的中轉港功能。對於其他重大事件,如寮區大火、難民偷渡、左派動亂等,這些與庶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政府基本上只是被動應對。
然而,到了1960年代末期,密集發生的社會動亂使英國本土的工黨政府認識,到香港的不穩定局勢主要來自近在咫尺的地緣政治影響,以及日益龐大且在殖民統治中感到羞辱與困頓的華人群體。因此,政府有必要提升殖民地的生活水準,以爭取主權交接的談判籌碼。
➤城市規劃的轉折:公屋發展的背後故事
隨著輕工業區和人口聚集區的發展,港英政府意識到港島土地有限的現實,因此於1967年和1971年分別頒布《殖民地規劃大綱》(Colony Outline Plan)和《香港運輸研究》(Hong Kong Mass Transport Study),正式確立了一種基於公共交通的社區式垂直整合城市發展模型。
到了1973年,港英政府實施了《新市鎮發展計畫》(New Town Development Programme),荃灣、沙田和屯門等地正式成為規劃上的「新郊區」。由運輸節點、公共屋邨、填海造陸組成的高樓城市風貌,徹底改變港島傳統的地理格局。
透過城市規劃和財政補貼,港英政府成功降低了殖民地居民的公共服務和居住成本,使香港由一處廉價產品的生產交易中心,轉變為一個消費社會,同時緩解了英聯邦的貿易摩擦。
著名的麥理浩(Sir Murray McLehose)治期正好位於這個時期(1971年~1982年)。麥理浩是第一位非純粹殖民地官僚出身,且擁有外交專業的香港總督。他在接受工黨重組的外交及國協事務部任命後,加速了殖民地的福利供應,擴充了龐大的基礎設施和公共屋邨,以化解香港的治理危機。因此,麥理浩治期成為重構香港歸屬感的關鍵階段,也是港民公共話語中的黃金年代。
然而,這些「新郊區」正如本書作者的親身經歷,實際是建立在填海地帶上的精密機器。公共屋邨由標準的建築構件組成,以有限的居住形式,結合商業裙樓或集中式商場。大樓的垂直功能分層明確,空間布局緊湊有序,社區設施完善而縝密,對於經營診所、藥房、茶樓或食肆的店舖數量都有明確的指引。
然而,正是這種標準化和受管理的公屋,形成港民日常生活運作的基礎,不僅為家庭提供了穩固的庇護,同時形成明顯的社會分層。數十年來,港民圍繞公屋展開的一系列造家實踐,呈現出作者筆下諸如「竹門與木門」、「上樓」、「領匯」、「驃叔驃嬸」、「陳浩南的球場」等多重尺度下家的物質性與想像。
➤後公屋政策的時代變遷
1979年,隨著工黨下臺,麥理浩治期所代表的公共屋邨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由於福利供應需要巨額財政支持,新任英國保守黨和港英政府不希望稅收導致經濟減速,於是引入大企業參與基礎設施和公屋建設。
這項政策最直接體現的,就是私人開發商與港鐵的緊密合作,將運輸交通站、消費空間和居住區融為一體。這不僅支持了港鐵的持續發展,滿足了勞工的通勤需求,還透過消費力量塑造嶄新的辦公、康樂和文化設施。其展示的綜合城市成就,遠超出戰後初期的規劃願景。
1984年,英國與中國簽署了對當今香港風貌影響深遠的《中英聯合聲明》。隨著殖民統治進入尾聲及中英經濟合作關係日益明確,港英政府將香港定位為珠三角大都會崛起的中樞。香港提供中國資金、管理技術和連結全球市場的能力,而中國則提供香港不再擁有的廉價勞動力和商品,以延續過去的繁榮。
在這樣的背景下,港英政府於1980年代末期提出了《都會計畫》(Metroplan)和《港口與機場發展策略》(Port and Airport Development Strategy),大幅描繪啟德機場遷址後的香港,如何成為後工業化、由跨境就業廊道交集而成的超級金融中心。我們可以說,依靠準福利政權的政治遺產,這個願景幾乎實現。
1997年香港回歸後,中國在過去的26年裡致力於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計畫調整香港舊有的獨立自由港市基礎設施「邊界」,以促進城市融合,並解決職住分離的嚴重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公共屋邨的建設出人意料地延續了下來,成為「特區政府」治理能力不輸給「港英政府」的象徵。
然而,香港已不再是麥理浩時期的社區型輕工業轉口港,而是由金融、地產開發商和內陸移民政策主導的城市。公屋政策在經歷SARS等公共衛生危機後,推動速度因開發商利益而大幅減緩,入住的輪候期也變得越來越長。
近期,特區政府為了降低民怨,甚至提議將應對新冠肺炎的方艙醫院及相關貨櫃模組設施,用於短期的公屋需求。然而,這些措施是否足以應對香港人口急速老化、勞動力大量流失、港民陸民親屬福利不對等的問題,仍然是個未知數。
➤公共住宅的心理契約與政權塑造
至此,許多人或許已經隱約感受到,公共住宅政策所隱含的特殊屬性。
當一個政權決定進行公共住宅政策時,其目的通常在於讓民眾意識到下列好處:打造家庭生涯的可能性、獲取難以獨立取得的財務和技術資源,乃至階層晉升的機會。
隨著公共住宅政策的推動,一幢幢大樓組成的居住地景,猶如一種集體性的心理契約,定義了特定歷史時期的公共家政學關係,包括生計規劃、親屬照顧和就業安全感。居住於公共住宅,往往成為政權獎勵那些努力工作、表現優秀、遵循規定的象徵。而民眾對政權奉獻的忠誠和能力,則是這項契約的基礎。
隨著政策的推動,這種心理契約能夠共同構建多種居住想像,並成為發展型政權相互競爭的基礎。以華人社會為例,就至少包含:香港由公共運輸支持的高密度金融中心、新加坡的南洋花園式自由港、中國的基建巨構型外環小區等不同居住類型。
然而,這裡並不是要鼓勵一種反制度的情緒。因為試圖創造「公共住宅之善」的官僚體制,不能簡單地視為僅有維持秩序的單一功能。「公共住宅之善」並不是幻象,它能穩定生活並促進認同感,作用顯而易見。但我們需要仔細觀察的是,政權如何在「經濟—政治」的社會分歧中,正當化其運用的工具,並與民眾協商,以達到預設的「文化—認知」勝利標準。
公共住宅同時具有「硬」和「軟」兩種強制力的特質。它首先提供能夠容納、分派民眾的居住單元,並透過透明的治理之眼,編排勞動分工過程。接著,藉由住宅這樣實在的物理依據,促使民眾認知到政權的存在,進而瞭解到政權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它替我們在危機中指引方向,干預我們的生活,進而完成我們期許的再生。
住宅是如此基本,以至於我們對政權所能碰觸的一切都奠基於此。它就像道路一樣,直接連接著所有人對於學歷、婚姻、職業資格等各方面的規劃。所以大型公共住宅政策的效果才會如此強大,能錨定在許多世代公民的腦海裡:它不僅能維持秩序,還能創造新的秩序。
➤城市抗爭的場域:公屋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
然而,建立共識的工具,也成為往後分歧的基礎。
本書作者不僅描述公屋如何成為港人身分和歸屬感的場所,還提出了關於政權強制力和規劃失當的許多批評,特別是指出:「我逐漸發現我要談的不只是公屋:印象被定形、生活被規範、需求被馴服、聲音被代言……」
公屋也是人們抵抗強制力的場所,在諸如「反送中」等多個社會事件之後,作為與區議會巢化(nested)地理階層相互結合的254條公共屋邨,突然成為香港本土運動的合作基礎。人們紛紛參與公屋的管理和議會選舉,以維持抗衡特區政府治理洪流的動能。這即是「傘落社區」的理念:「如果未能及時在大政治主張中取得實際成果,就先從日常生活開始吧!」
但公屋也僅僅是公屋而已。在香港本土運動中,突然相互認識的不同公屋居民,在升級的法律和軍警強制力面前,也不得不退縮。繼續站出來的壓力,已非尋常人所能承受。2022年新制立法會選舉,建制派全面獲勝,以及特區政府大幅削弱公屋自治性的結果,撲滅了特區最後一絲自由的空氣。
今日香港瀰漫的徬徨情緒,使作者最後不禁興起「還可以做什麼?」的疑惑,進而引用香港在2019年後曾十分流行的8個字:「見字飲水 強身健體」,和緩地勸誡志同道合者要好好照顧身體,以便讓港民的話語、公屋的故事能夠繼續傳承下去。
面對這樣的結論,我無法確定該如何評論,只能頑強地說:「人間依舊值得,君子當有所為」。
➤另一座島嶼的省思
學術界過去對於公共住宅的研究或側寫,多半著墨於它在財政、規劃設計或社區管理上遭遇的困境,卻極度缺乏以居民角度結合多種研究面向的心靈反思。《香港公屋》提供的深刻警醒,為許多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者,乃至於政策實施者,提供了相當關鍵的目錄與素材,非常珍貴。
對我來說,這本書引發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臺灣當前正在進行的社會住宅建設行動,在縱觀官僚行動、媒體宣傳、規範計劃等各個層面之後,其深層樣貌到底會是什麼?它將如何影響臺灣社會?
東亞資本主義的發展型政權,在推動公共住宅政策時,因地緣政治情勢而有太多相似的動機和連結。臺灣戰後曾經因治理危機,推動過一波販售型的公共住宅政策,但與當今民主化的環境大不相同。臺灣目前實施的只租不售社會住宅,受到民間倡議的影響,在風險策略和佈署構思上,更受到民意和當責政治的影響。
儘管我們可以將社會住宅,簡化為民進黨政權試圖透過能直接感受的建設圖景,宣示其擁有較國民黨更佳的治理能力,然而事實應不僅如此。若我們深入研究臺灣的社會住宅政策,並結合前瞻計畫的溫和通脹與內需擴充期望、21世紀初島嶼經濟轉型的挫敗經驗,以及城鄉與人口再均衡發展的治理願景,或許能看到更多元的政權治理樣貌。
最後,融合《香港公屋》所述,以及對香港規劃史的總結,我們已經清晰地看到公共屋邨如何與港民一同步入喊吶無聲的境地。身在臺灣的我們,與其不斷追問臺灣社會住宅的發展走向,不如思考:我們彼此之間更願意將「家」這個概念,引向何方。●
香港公屋:方格子的吶喊
作者:梁啟智
出版: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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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梁啟智
專欄作者,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曾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客席講師,現任職於臺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關注包括香港社會與城市研究。《香港第一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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