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寬廣面向的臺灣推理小說史

3月初接到既晴的聯繫，得知他已完成三本（さんぽん）《艋舺謀殺事件》一文的翻譯，興奮之餘，也覺得有點超現實——多年以來的期待，竟然就這樣成真了？！

為什麼如此興奮，又有著這樣的感慨呢？因為2006年我進入臺大臺文所就讀碩士班，在黃美娥老師的課程中，驚訝地發現原來臺灣戰前就有著豐富且鮮明的通俗小說傳統。這個傳統既有臺灣人在中國文化影響下固有的書寫形式，也有受西方思潮與日本殖民者夾帶而來的新舊傳統之創新，每每令人感到驚喜萬分。伴隨著對戰前臺灣文學的了解加深，才後知後覺地發現，不只漢文，戰前的臺灣日文小說同樣是精彩絕倫的故事寶庫。

三本的《艋舺謀殺事件》是1898年發表於《臺灣新報》上的作品，共計連載54回，目前僅存53回。《臺灣新報》創立於1896年的臺北，是日本領台初期即創設的新式報刊。截至目前為止，這是研究者找到在臺灣發表的最早一篇推理小說——儘管當時大多數的臺灣人仍不懂日文。《艋舺謀殺事件》的預設讀者，是來到臺灣的日籍殖民者們。但它的存在，無疑揭示了臺灣推理小說史並非如80、90年代所以為的「台灣推理乃戰後才誕生」，而是早在戰前便已擁有相當寬廣且複雜的面貌。

這樣的事情，怎麼能只有我知道呢？！此後，我便透過演講邀約，致力於臺灣戰前推理小說史的推廣。2020年《CCC創作集》的專欄邀約，與2021年臺灣文學基地的「抵達另一個謎：臺灣推理一二三」特展策劃，是較能系統性地介紹此一領域的機會。

順道一提，特展「臺灣推理一二三」的題名緣由，即是由《艋舺謀殺事件》於報上發表至展覽當時，恰恰好是123年的歷史。在這123年中，漢文與日文、傳統與現代的四維交混，開展了混雜而絢爛的風景。

策展與寫作時的期盼，宇宙以一種我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應了，那便是既晴這次的策劃與翻譯出版──我很驚喜地從既晴那邊得知，他是因為我的介紹，得知了這批作品，才有了後續的翻譯與出版計畫。

➤黎明期的作品，已出乎意料的成熟？！

《艋舺謀殺事件》的故事，講述記者花野艷雄與巡查池中光，誤打誤撞地發現龍山寺池中漂浮著的屍體，進而展開一系列偵查，最終破案的故事。由今日的眼光來看，本作令人驚豔之處或許不在推理情節的設計，而在於對當時台北城的描繪。儘管詭計相對樸實，巧合之處不少，然而其形態之成熟，確實已然令人感到訝異。究其因，則須回到臺灣受日本殖民的大歷史背景。

回顧現代推偵犯小說的型態，普遍認為奠基於愛倫坡（Edgar Allan Poe）於1841年發表的〈莫爾格街凶殺案〉。這篇小說於1886年由饗庭篁村翻譯成日文，在《讀賣新聞》上連載。換言之，早在臺灣進入日本版圖的十年前，日本人便已透過翻譯、譯寫與自創等形式展開了相關文類的實踐，逐步拓展了日本推偵犯小說之領域。《艋舺謀殺事件》上承此一脈絡，故而在創作上便顯得揮灑自如。

儘管《艋舺謀殺事件》背後上承的文學傳統可回推至日本推偵犯小說史的脈絡之中，但這並不代表它就無法被視為臺灣推偵犯小說史中的重要環節，也不表示兩者間因此有著從屬性的關聯──不同的切入角度，自然會有不同的觀察重點。若以臺灣為本位，則《艋舺謀殺事件》實際上標示著在臺日人的犯罪小說創作之濫觴，而其書寫與情節，不消說，折射了當時在臺日人此一族群如何觀看臺灣這塊土地，與早他們一步定居其上的人民。

➤殖民者視角下的台灣

如前所述，今日回頭看《艋舺謀殺事件》，其引人之處或許更在於對當時台北城的書寫。小說中可以非常明確地看到，殖民者的視角是如何觀看臺灣這塊土地與住居其上的漢人——既覺得「土人」需教化，又總是擔憂著「他們」的桀驁不馴。日本殖民臺灣與歐洲殖民亞非，最大的差異之一或許便是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外觀差異上。儘管透過身形、語言與習慣等仍可大致掌握，但透過金錢與學習，這些差異都可以被減到最低。因此，本作核心的「身份之謎」，在一定程度上或許也反映了殖民者的焦慮：死者是日本人？是中國人？是台灣人？身份的差異是否會影響偵查者的判斷？小說不時瀰漫著此類微妙的氛圍。

然而，以推偵犯小說最喜標榜的「科學精神」而言，理想上，其偵查應不受身份、種族、性別、階級等外在因素干擾。於是小說最後安排「土匪頭之子」協助偵查的橋段，實展露了殖民者自詡與舊的清國政府之差異。然而，殖民政府真如殖民者所描繪的勿枉勿縱嗎？實際上，即便是親政府的《臺灣日日新報》上，亦可見到記者因政府吃案而發出的不平之鳴。因此，在讀《艋舺謀殺事件》一書時，作者本身內建的政治／殖民立場，仍是讀者需審慎以待的一環。

小說中最顯著的詮釋差異，或許便在於「土匪」陳秋菊了。陳秋菊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生於1855年，卒於1922年，是今日新北市深坑（舊名文山堡烏月莊）人。清代時，他是林朝棟底下的將領。1883年的中法戰役中，他於基隆一役有功，獲四品武官，頂戴雙花藍翎，加賜都司。並曾任深坑一地的總理。

1894年，時逢割讓，陳秋菊奉巡撫唐景崧之令，率義勇以備邊警。乙未戰爭時，他以武力力抗日本軍。其後曾聯合其他義軍首領包圍台北城，亦曾進攻大稻埕。當時的陳秋菊騎著一匹白馬，此形象深入人心，自此以後被稱為「白馬將軍」。

這樣的形象，是不是與我們心目中的「土匪」相去甚遠呢？與其說陳秋菊是土匪，倒不如說他是不服割讓且握有軍事勢力的地方頭人。無法剿滅陳秋菊的日本政府，在兒玉源太郎上台後，改採懷柔政策。雙拳難敵四手的陳秋菊，最終在樟腦開採與製作權的優渥條件下率眾歸順，時為1897年。

由其逝世新聞中可以得知，陳秋菊在斷髮令後仍「垂辮自若，以至考終」。其至死仍留辮髮的行為，被當時的漢文部記者讚為「可以知其志之有在矣」。民族氣節之外，陳秋菊竟能違抗總督府官令——鹿港文人洪棄生為保留辮髮拒不上街，但卻遭日本官憲闖入家中強制剪去——亦可見其人的影響力。

即便兒玉源太郎成功地化干戈為玉帛，但三本顯然認為長年反抗日軍，且在臺北盆地邊緣擁有豪宅的陳秋菊，是非常適合的反派形象。這其間是否存有因陳秋菊抗日而來的舊怨，抑或單純是以殖民之眼所挑選出來的劇情需要（畢竟陳秋菊長年占據刊頭，是日人相當熟悉的台人領袖），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與釐清。至於秋菊之子秋鴻，則純屬杜撰。首先，由父子名均有「秋」字來看，此一命名方式即屬日式風格。中式命名有所謂「避諱」一說，卑親屬使用尊親屬名諱自稱乃大忌，「秋鴻」這個人物，顯然不可能為真。

➤是小說，不是史料

閱讀一本書，總是不只一種方式。有類型小說式的閱讀、歷史式的閱讀、後殖民式的閱讀……觀點的發展、觀點間的相異與相斥，正是我們如何可以更深入理解文本的關鍵之鑰。然而在此也必須指出，由於《艋舺謀殺事件》係報刊連載之作，版面並非全數保留，而是有所闕漏，若以學術角度觀之，在出版時理應盡量保持原作樣貌，以確保最大程度的正確性。然而，既晴並非學術界人士，其翻譯與出版的初心，亦在於小說的故事性令人驚豔。

為了維持故事性的完整，以使極少接觸此類作品的一般讀者能有良好的閱讀體驗，既晴耗費了相當的心力修整原文章節，乃至以本身小說家的功力，為其闕漏之處補全，將小說做了相當程度的修整，以盡量靠近現代讀者的閱讀經驗。這樣的調整，其初衷是在文獻與商業性之間求取平衡，因此小說最末也附上修改細目以供參考。話說回來，其他「不能只有我看到！」的日治時期臺灣推理故事其實還不少，期盼更多的故事如《艋舺謀殺事件》般，有再度為臺灣讀者認識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