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大疫，萬事休生養息，暑假結束前，終於可以再度走進電影院。會吸引我離開穴居生活的，是日本好友去年在群組熱烈討論的電影《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鬥》，因為論戰地900號教室就在我們駒場東大，電影訪談也出現共同認識的師友。

「劉桑，你不是寫過李登輝總統跟「戰中派」（終戰時20歲前後）的評論，三島屬同世代，台灣人對他有何看法？文學的或政治的？」

朋友有的是目前日本學界第一線研究者，有的在出版文化界長期耕耘，即使專業分野不同，「人之共性」的敏感度依然經常刺激我的台灣思考，工作或教學都非常受用。他們隨意的提問，反讓我更在意。盤整過往閱讀筆記，一些根本困惑始終旋據心頭。三島文學已是世界性的研究，外國人可以透過三島深入理解戰後日本與日本人的精神世界，那麼，台灣人理解的日本，與歐美有何不同？跟中韓等亞洲國家當然也不可能一樣。但為何翻閱華文圈的三島相關評論，字裡行間的自肅感全無二致？隱晦的男男相愛出場享盡舞台鎂光注目，暴烈美感的日本之愛演出則淪為跑龍套。

因為工作所需，多年來我除了關注日本學界文化界最新動向外，也持續收集名編輯、出版人、評論家、翻譯家寫的回憶錄和隨筆散文。基於所學所思，特別留意他們筆下與台灣有關的部分。電影裡三島本人的風趣詼諧，讓我馬上想起他曾在《不道德教育講座》特別指明，他見過最有趣的揩油賊就是台灣的養蜂人家，故意把蜜蜂養在糖廠附近，蜜蜂不採花蜜，直接偷搬倉庫糖粒，不用自掏腰包買糖，然後誰也無從指責，那調侃捉狹的形象彷彿紙面文字躍上螢幕。

會心一笑之餘，又讀到《西川滿日記》描寫的戰後初期日本。在台灣渡過三十幾年青春歲月、啟迪葉石濤等台灣作家的西川滿，引揚回歸成為「異鄉人」後，在老中青跨世代文士團體「新鷹會」重新出發，躋身日本文壇，而後提拔邱永漢。三島年紀算他晚輩，當時曾近身接觸過，西川晚年將長篇敘事詩交給三島好友黛敏郎作曲演出，或許是命運的必然。

三島與台灣的連結，最有名的事例當然就是他在自傳體小說《假面的告白》裡描述東京帝大生「勤勞動員」時，曾在海軍工廠與台灣來的十二、三歲少年工結為莫逆之交，他們教他講台灣話，他講《雨月物語》等日本傳統怪談給他們聽，感情甚篤。跟前述養蜂人家一樣機靈滑頭的台灣少年們，食慾旺盛非人，偷偷多拿了些白米蔬菜，用機油炒飯請客，風味特殊，這下可難為了三島，再如何誇讚喜愛這些小惡魔們也只能敬謝不敏。

吳明益《睡眠的航線》成功地連結了這段台日關係的戰爭歷史，但戰後日本與台灣的鴻溝遠比想像的更深層嚴重。1925年出生的三島，只比李登輝、司馬遼太郎小2歲。跟他們一樣青春期成長於昭和時代的台日青年男女，如何面對時代暴流的翻弄，在人生風華正盛的二十代走過戰敗後那段「假面的時代」？

文學刻畫人性的幽微、掙扎與救贖，透過三島文學的世界性，我想叩問的其實更多是台日之間的連帶、斷絕及其歷史意涵。筆者策畫主編《台灣對話錄 1989-2020》時，若林正丈老師指出「從台灣反思戰後日本精神史，深化台日共同課題」的重要性，直擊我長期的關懷。

戰後日本為何選擇性的遺忘台灣？一直到90年代才重新回眸凝視這塊島嶼？僅只因為台灣的民主化而不得不重視嗎？日本不是美國，跟台灣之間不可能只存在價值同盟。這段巨大的歷史空白該如何詮釋補足？

我的叩問很快就聽到了歷史的回聲。

觀影後帶著「補課」的心情，重新閱讀筆記，特別是四方田犬彥寫給三島的信（收錄於《続．三島由紀夫が死んだ日》），提供了許多線索。

1953年出生的四方田，比電影中的全共鬥團塊世代（1947－1949年出生）年紀略小，1970年三島自決時他還是高三學生。四方田曾將自己的學運經驗寫成《革命青春—高校1968》一書，亦出版過《心悅 台灣》闡述自己的台灣觀察。信的一開頭就以台灣好友（張昌彥教授）為例，1969年，這位從台北到東京深造的電影研究者，在銀座知名的服部鐘錶行前偶遇三島。熱愛《金閣寺》的他自告奮勇跟三島打招呼，面對相差二十多歲的台灣年輕人，三島毫無保留地親切交談並鼓舞他往學問之道精進。

不知當時銀座街頭的三島是否想起了高座的台灣少年們？自嘲「過早成為時代落伍者」的三島，時代卻永遠記住了他。2000年前後，三島研究開始受到日本新世代正視，山中湖文學館的開設、重新編輯作品全集、出版未公開的日記書信，文學以外的電影戲曲乃至政治的「演出」，亦成為跨領域研究對象，持續受到日本社會關注。

面對這位死後復活、不斷成長的偉大作家，四方田以書信體向素未相識的三島正式吿別，列舉他死後日本知識界各樣「明哲保身」的理論思想窘態，認為日本的「後現代社會」正是因為三島的不在才得以安心自我實現。1970年代以後，日本主流知識圈對三島刻意遺忘，連提到名字或作品都有所忌諱，可能的話甚至想抹消他文學史上的定位，存而不論。種種政治文化表象的精神結構與戰後對待台灣幾乎如出一轍。

台灣人追求民主自由的歷程，其實就是在追問「何謂台灣」的認同之旅。台灣的忘卻，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戰後日本人放棄了自我追尋。獨力采風補遺，我屢屢赤手揮拳洩憤歷史對台灣的無仁義，卻意外因一場觀影，從「三島由紀夫與台灣」得到同理的寬慰。

原來遺忘台灣，不只是像電影《海角七號》那樣無奈放棄而哭泣離別，日本人自己也曾集體抗拒了三島的淒厲存在，往眾生平等喜樂的烏托邦遁逃。直到進入90年代，被冷戰意識形態封印的「國家」與「歷史」得以復權，三島研究的華麗登場與重新「發現台灣」，兩者思想的地下水脈應該是相通的。

同理的寬慰，透過台灣，也延伸連結了三島與司馬遼太郎。

眾所周知，這兩位大作家雖同為「大正出生的故老」，由於戰場體驗的不同（司馬親睹戰爭慘烈，三島則未實際作戰），對於戰後日本的評價也不一。三島全盤否定，司馬則相當程度肯定戰後日本的發展。司馬認為戰後日本成為經濟大國的基礎並不在「萬世一系」的天皇制，而是所謂的「明治」這個國家，只要不再重踏昭和那場愚蠢戰爭的覆轍，努力邁向「坂上之雲」就能成功。他的創作相當吻合高度經濟成長期日本人的心情。三島自決前曾投書自述戰後25年來所目睹的「空虛」，其後司馬以「異常的三島事件」為題評論，顯然並不肯定三島作為。

日本知名編輯粕谷一希認為，大作家之死，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與另一個時代的開端。三島死後，司馬從「文士」轉型為「國士」，不再只寫歷史小說，而是積極探索日本這個國家的具體「形貌」（国のかたち）並深刻影響輿論。著名的「街道漫步」系列，就是在三島死後開始連載的。

司馬於三島歿後25年的1996年初遽然辭世，彼時日本泡沫經濟崩壞，社會人心虛無。作家塩野七生認為司馬死得相當悲壯，評論家松本健一則認為司馬的「憤死」代表了他對當年三島憂國自決的「追認」。儘管兩人對於「美麗的日本」想像不同——三島高舉天皇的象徵意義，司馬則側重庶民社會文化——但兩人生涯最後都以憂國之「空虛」而終。

然而，兩人認為的「空虛」所指為何？如果前述日本的三島研究再興與「發現台灣」的同時性是必然的，那麼答案的關鍵或許就在台灣，特別是司馬「街道漫步」系列中最受矚目的《台灣紀行》。

當年伴隨司馬來台取材，擔任紀行系列插畫的繪本大師安野光雅，後來單獨出版了《台灣小景》。他在自傳中，憶及司馬特別告訴他，那位在新營車站前蹲地嚎啕大哭的田中準造，就是1970年「三島事件」的獨家新聞記者。我對此敘述存疑，像半藤一利那樣當起了「歷史偵探」。三島自決舞台在東京市谷自衛隊駐地，事前已將檄文等遺書交給《每日新聞》的德岡孝夫與NHK的伊達宗克，田中當時是《大阪新聞》記者，正確來講或許應該是關西地方的新聞首發吧。

重點不是三島的自決新聞，而是司馬沒有寫在《台灣紀行》書中的幕後真言。但對於與三島同世代的司馬、安野來說，「昭和45年11月25日」像是一個座標，許多人事物的敘述據此展開。我循線挖掘該書相關人物的作品，發現《台灣紀行》連載（1993年7月—1994年3月）剛開始沒多久，司馬寫信給當年在台灣隨行的記者池邊史生，透露自己與責編村井重俊的對話：

「我大概就是為了寫作《台灣紀行》而生的吧？」

「政治作為國家的基本，台灣卻一直處於「政治的空虛」狀態，致使人們的歲月也充滿了無盡的虛無。」

「作為基本的政治的空虛」，不只台灣，日本亦然。身為一個活在戰後、對戰前與亞洲都有些認識的作家，司馬認為只剩自己能理解那種「喪失故鄉」的寂寥感，《台灣紀行》除了出於戰中派的世代共感，更多的是「為此而生」的義務感。也正因此，《週刊朝日》連載結束後，司馬特別請當時「唯一的特派員」《產經新聞》的吉田信行協助，與李登輝總統進行對談，留下了珍貴的時代紀錄。這封信的內容後來收錄在村井重俊的編輯回憶錄《街道をついてゆく》，從台灣見證了司馬對三島的「追認」。

這個「追認」的再確認，寬解了我的歷史扣問，也回答了我閱讀《台灣紀行》長期的困惑。書中面對昭昭女士兩度追問「日本為何拋棄台灣？」司馬始終窮於應答。理由或許一如三島自決之謎的研究持續至今，戰後日本人的自我追尋仍在進行式中。

三島自決已逾50年，司馬離世也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不管是殉身或憤死，兩人追求的「美麗的日本」，並未如師匠川端康成所提示的道德性倫理性展開，而是日趨庸俗工具化。而台灣則逐步走出那段充滿無盡虛無的歲月，用和平的手法驕傲地終結了「假面的時代」與「政治的空虛」。一如李登輝等台日戰中派世代的死生相託，不管透過文學或政治，在各自的戰場努力賦予故鄉更多的文明國家高度，願我們的下一代永遠不再當個活在故鄉的異鄉人。●